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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晋城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艰难斗争
党史
2011年06月16日 15:50:00    来源:晋城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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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晋城党组织虽然受“左”倾错误的影响,经历了无数艰难、挫折和失败,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牺牲了生命,但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仍不绝如缕,特别是红军东征入晋后,晋城人民的革命热情重新高涨,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局面。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晋城人民革命事业前进的指南。

第一节 中共晋城特委成立及其活动

  一、中共晋城特委在白色恐怖中诞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最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全国实行反动的独裁统治,其政权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阎锡山投靠蒋介石,公开支持国民党右派,在山西大肆进行“清党”,四处搜捕共产党员。晋城早期共产党员、地执委领导成员周玉麟、陈立志、孙新、时逸之、陈荣先、王福裕、袁致和等被作为“要犯”公开通缉,书记陈立志及已暴露身份的地执委主要领导成员孙新、陈荣先、王福裕等人先后被迫离乡出走,晋城地执委工作暂时陷入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国民党高平县政府也在全县四处抓捕共产党员。中共高平特支负责人李子修及成员邵心斋、袁效安、张森林、巩祯庆、赵士魁等人闻讯出走,隐蔽他乡后,留下坚持工作的特支负责人、瓦窑头农民协会主席袁凤鸣又被国民党高平县党部逮捕,高平特支停止活动。此时,正在高平周纂村隐蔽的团省委书记周玉麟,以及孙新、侯充之(中共长治支部负责人,高平县周纂村人)也遭到当局搜捕,幸亏一位农民冒雨给他们送信,才及时逃脱。他们又历尽艰辛到武汉寻找党中央。由于此时党中央已迁往上海,为安全起见,他们又分别分散隐蔽。

  另外,阳城、陵川、沁水等县也都设立了清党委员会,开展清党,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这些地方的农民协会也因党组织遭受破坏而暂停活动。至此,晋城地区党组织遭到了创建以来的第一次严重破坏。

  晋城党组织虽然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由于在“清党”之前,中共山西省委对国共破裂后的工作做了一定准备,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张茂甫在“清党”中担任了清党委员会委员。他利用国民党县党部的内部矛盾,设法保护了晋城党组织和一些共产党员,致使绝大部分党的骨干分子在白色恐怖中保存了下来。

  1927年秋,中共山西临时省委派时逸之到晋东南各县了解党组织被破坏情况,并开展整顿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时逸之首先回到家乡晋城,了解到在这次“清党”中,晋城除5名党员被捕,多名党员被迫出走外,在农村隐蔽斗争的党员尚有40多名。他立即与这些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接上了头,着手恢复党的组织。接着又先后到长治、屯留、高平、陵川、阳城、沁水等县,一方面想方设法同这些地方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联系,听取各县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破坏的情况汇报,另一方面,传达临时省委关于恢复党的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县尽快恢复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通过几个月奔波,时逸之基本摸清了各县党组织被破坏情况,如实向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写出了情况报告。根据时逸之的报告,同年11月,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决定任命时逸之为书记,组建中共晋城特别委员会。

  1927年12月,时逸之经过多方努力,联系了大部分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逐步恢复了获泽中学、大德针厂、高都垂棘小学、东常村、南马匠等党的支部,并同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及长治、屯留各地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正式在晋城城内成立中共晋城特别委员会(简称晋城特委,亦称晋东南特委),上属中共山西临时省委领导。书记时逸之兼组织部长,张茂甫任宣传部长(后靳澄),田运财、翟玉山任工运部长,常子善任农运部长,王福裕任青运部长(后陈荣先)。特委下辖获泽中学、大德针厂、高都垂棘小学、东常村、南马匠、长治省立四师、屯留等7个支部,共有党员120余人。

  二、中共晋城特委的活动及遭受破坏

  中共晋城特委成立后,吸取了晋城地执委被破坏的教训,转入隐蔽工作。他们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要求特委委员在开展革命活动中,严格保密,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并为每个特委领导成员规定了化名(如张茂甫的化名为王德),要求共产党员活动要隐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特委同临时省委的联络代号为“唐僧伟”(“唐”指山西,“僧伟”是“省委”的谐音)。为便于指导各县的工作,特委在晋城城内马王庙北的杂货铺设立了联络点,联系人叫夏桂芝(女,河南人),特委给各县的指示及各县党组织的请示,也都通过联络人进行。

  特委在中共山西临时省委的领导下,着重抓了恢复党的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晋城党组织经过重建和整顿,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各支部的共产党员都深入到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这一段时间,晋城农民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反对不法村长和向土豪劣绅作斗争。

  1928年1月,晋城特委在南寨村召开秘密会议,传达学习临时省委指示精神。为保密起见,会址选在特委委员、国民党晋城县党部清党委员张茂甫家中。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以及下属7个党支部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临时省委两点指示:一是针对新华舞台事件①,指出今后组织武装暴动,要作好充分准备。现在敌人正在加紧搜捕共产党,各支部要注意隐蔽,加强保密工作,不能在社会上暴露自己的身份。二是各学校的党员在寒假期间,要联络当地的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工农运动,主要方式是开展反对不法村长和反对土豪劣绅斗争。上述指示在当时由于受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左”倾盲动主义倾向。

  这年寒假期间,长治省立四师和省立四中回家乡度假的共产党员,都按照晋城特委的指示,积极开展党的活动。高都镇的孙新,不但担任长治党支部书记,同时还担任高都垂棘小学党支部书记,工作十分繁忙,回到高都后,立即发动党员开展农民运动。常文郁虽说在长治读书,还担任东常村党支部的书记,回到家乡组织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开展抗租抗粮斗争。东沟镇的刘光弟,高平的侯充之、杨守义,沁水的赵树理、霍启高,阳城的王春等,都在家乡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

  1928年2月11日,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在霍州召开扩大会议(通称霍州会议)。会议认为全省已有“广大的暴动的先兆”,作出了关于发动工农暴动、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等一系列决定,并将晋城划分为全省7个暴动区域之一。霍州会议是在“左”倾盲动主义指导下召开的一次会议,给山西党的工作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

  晋城特委书记时逸之和常文郁被通知参加会议,因接到的通知时间稍迟,二人赶到霍州后,会议已经结束。省委宣传部长王鸿钧亲自向他们传达了霍州会议精神。

  时逸之回到晋城后,召开特委全体会议,传达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讨论了大革命失败后晋城党的工作,部署了下一步工作。要求特委委员都要深入到农村,组织发动农民举行暴动。会议还根据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对特委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决定增选工人出身的靳澄为特委组织委员,贫农出身的常子善为农民委员,陈荣先为青年委员。会后,时逸之将晋城特委贯彻落实霍州会议精神的情况,向省委写了工作报告。

  1928年4月,由于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晋城党组织的联络地址被敌人掌握,山西省清党委员会指使国民党晋城县党部立即抓捕晋城特委领导人。晋城县党部派出人员,昼夜监视特委领导人的活动。一天夜里,正当晋城特委成员在时逸之家中开会之时,县党部带领警察突然包围了时逸之家,特委书记时逸之以及张茂甫、翟玉山、田运财等4人被捕。晋城县当局对4人进行了审讯,没有任何结果,只好将4人困绑在牛车上,分4辆囚车,押往太原。省清党委员会通过审讯,仍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后又转押陆军审判处,经过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审讯,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时逸之6年零3个月徒刑,判处张茂甫、翟玉山、田运财3人4年徒刑,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

  晋城特委机关被破坏后,所属支部也都先后遭到破坏。获泽中学支部书记时逸之被捕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出走。东常村支部书记常文郁在其家中被捕。高都垂棘小学支部书记孙新出走。长治省立四师支部负责人杨守义(高平人)、刘光弟(又名水保,泽州县东沟镇人)被捕。王春(阳城人)、赵树理(沁水人)、霍启高(沁水人)等党员出走。其中,王春、赵树理在浮山、安泽和豫北一带乡村以“游方郎中”为职业维持生计,霍启高回沁水老家隐蔽。杨守义被捕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刘光弟则对敌人的淫威不屑一顾,被捆绑在四师大门前的柱子上示众,在敌人的拷打下,泰然自若,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至此,晋城特委机关及7个支部全部被破坏,被捕的共产党员达11人,这是晋城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受的第二次大破坏。

第二节 陵川暴动及晋城县工委成立

  一、驻晋城军阀部队中的地下党组织活动

  1930年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结束,阎冯以失败告终。溃退到山西的阎、冯败军达75万人左右,其中,国民党41军孙殿英部驻晋城长达3年,粮秣军饷全靠就地筹集,给晋城人民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和政治压力。当时,晋城各县都成立了支应过兵的差务局,为军阀部队征收钱粮,派遗差务。群众负担加重,差徭繁重,杂税奇多。不仅如此,孙军还在晋城大量制造海洛因等毒品,日产百余斤,派往各村各户出售,强行限期交款。此外,军阀部队大肆盗挖古墓,毁坏庙宇,损毁和盗走各县很多珍贵的文物。兵痞无恶不作,肆意搔拢百姓,经常发生绑票、奸淫、虏掠等事件。

  孙殿英部队中隐藏着许多共产党员,并建立有地下党组织,活动十分频繁。孙军进驻晋城后,这些党组织和党员随之来到晋城。他们除在部队内部开展活动外,还想方设法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晋城的革命力量。家住晋城城内的热血青年张月川,在太原省立一中上学期间,结识了北京弘德学院学生、共产党员秦文川,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向往革命,信仰共产主义。他不顾自己的安危,经常带着食品到山西第一监狱看望被关押的晋城特委领导时逸之、张茂甫、翟玉山、田运财等人。后来,张月川因家庭经济困难被迫辍学回家,并由李广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仍同秦文川不断书信来往。秦给他寄来《红旗》、《转变》、《国际周刊》等革命书刊。这些邮件被孙军政治处处长、共产党员张幼群和共产党员吴鏡清、王文波发现,他们三人秘密找到张月川,向他打听晋城地方党组织的情况。从此,军地地下党组织和党员接上了关系,共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孙殿英部队开办了一所政治学校,校址设在晋城城内文庙,该校建立了一个中共秘密党支部,经常开展党的活动。共产党员张兆丰任校长,谭松霆为副校长,在聘请的学校教官中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政治学校的任务是训练本部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党支部充分利用政治学校这个讲台,在下级军官和士兵学员中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士兵运动。校长张兆丰经常亲自给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共产主义知识,还秘密联络下层军官,等待时机,随时准备举义。部队党组织还组织士兵办起读书夜校,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同时还编印刊物《革新月刊》,宣传进步思想,在孙军中广为流传。

  二、陵川暴动及其失败

  1930年10月,中共北方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山西为北方革命的重点地区,要求山西尽快“组织红军,创建苏区,将山西变为江西第二”。中共山西临时省委按照北方局的指示,把开展工农武装斗争列为省委的中心任务。12月,山西临时省委派人到驻晋城军阀孙殿英的部队中,与该部秘密党组织建立联系,着重做下层军官和士兵的工作,以便随时组织暴动。

  1931年3月,孙军中的秘密党组织根据中共山西特委(临时省委改为特委,归河北省委领导)的指示,与晋城地下党员张月川等一起到陵川等地考察,根据陵川境内山大沟深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政治状况,决定在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部队党组织负责做通下层军官的工作,争取将部队拉到陵川,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陵川苏区。张月川到长治负责说服驻长治的晋军杨效欧第六师第十五团丁梦林部起义响应。在此之前,张月川同陵川县政府李锡久进行了联系,摸清了陵川县城的防卫情况,研究了起义部队到达陵川后的安排部署。

  3月21日晚上,张月川带领丁梦林部的先头部队骑兵20余人,长途奔袭陵川县城。次日晨到达陵川后,起义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占领了三个城门,生擒保安队全部人马,缴获了公安局和保安队的全部枪支弹药,占领了公安局的装备仓库,把县长王锡禹、公安局长郭金海看管起来。接着丁梦林于当天率领全团兵变部队800余人开进陵川县城,进行整编。丁梦林历数阎锡山当局的罪状,宣布起义部队组成华北农工自卫军。同时在城镇和交通要道张贴布告,宣传华北农工自卫军是人民的军队,号召工农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穷人当家作主。起义军打开富豪粮仓,赈济无粮挨饿的农民,还打开监狱,释放了所有政治犯。起义军的壮举,博得了陵川人民的极大欢迎和拥护,当即有30多名群众参加了农工自卫军。

  丁梦林起义的消息使山西统治者惊恐万分,阎锡山当即派晋军第六师围剿华北农工自卫军。驻晋城的孙殿英听说后,立刻加强了警戒,严密监视部队内部的各种活动,致使原定孙部中党组织与丁梦林同时暴动的计划落空,丁梦林陷入孤军奋战。农工自卫军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离开陵川,向晋城撤退。

  陵川暴动是晋城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标志着党组织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枪声,使晋城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暴动中建立的山西第一支华北农工自卫军,是晋城党组织掌握武装的一个成功尝试。武装暴动对人民群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开始了走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其意义不可低估。但是,由于兵变准备不充分,特别是孙军中的秘密党组织只有对基层士兵的发动,缺乏对上层军官的争取,无形中造成兵变力量单薄,兵变未果。加之兵变中没有明确的政纲,其它方面的工作未能相应地配合,导致了单纯军事行动。由于时间短暂,立足未稳,仅在陵川9天时间,就遭到强大敌人的围攻,致使陵川暴动以失败告终。

  三、昙花一现的晋城县工委

  晋城特委被破坏后,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或被捕或出走或隐蔽,党的工作基本停顿,虽然有些党员进行了一定的工作,但处于无组织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31年5月,山西特委派马子敬(河北人)到晋城重建党的组织。马子敬一方面在孙殿英41军中进行兵运工作,一方面设法与隐蔽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他先同地下党员张月川接上关系,后发展王毓芝(祥符)、郭实甫(春华)等人加入党组织。同年7月,晋城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正式成立,王毓芝为书记,张月川为组织委员,郭实甫为宣传委员。工委成立后,首先着手寻找1927年和1928年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后的失散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对原有组织进行清理和整顿,并发展了一批党员。其次,配合孙殿英部的秘密党组织发动兵变,开展武装斗争。马子敬将工委成立两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向山西特委写了报告,派郭实甫送往太原。此时,中共山西特委已遭到破坏,不知实情的郭实甫被守候在那里的敌人当场逮捕,所送报告也落入敌手。马子敬、王毓芝、张月川闻讯立刻出走,晋城工委就此昙花一现,晋城党的活动再次中断。

  此后,上级党组织不断派人到晋城,试图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1932年5月间,中共河北省委派人到驻晋城的孙殿英部开展党的工作,因走了“长官路线”,恢复党组织的计划落空。6月,河北省委再次指示孙殿英部的共产党员高云程,要求其吸取教训,“今后的任务是在赤色群众的基础上发展党员”,创建党的组织,在部队和学校中建立支部,由各支部产生晋城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高云程为书记,并决定“你们的党部暂受河北省委领导”。同月,中共山西特委派阎子祥到晋城,进行整顿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阎子祥先找到孙军地下党员付振民、杨毅之等,继而与政治学校的党支部负责人邓延年、梁华清以及晋城的地下党员张月川等人接上关系,决定首先严密党的组织关系,反对军官路线,深入下层开展士兵工作,从而建立晋城党组织。由于高云程、阎子祥分别受派于不同的上级组织,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结果被人告密,孙殿英于8月30日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晋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晋城党组织始终未得到恢复。

  四、晋城被捕共产党员在狱中的斗争

  自大革命失败以来,晋城党组织屡次遭到破坏,党组织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周玉麟、时逸之、常文郁、翟玉山、田运财、袁致和、袁凤鸣、刘光弟、郭实甫以及赵树理、霍启高等遭到敌人逮捕,大都被关押在山西第一监狱。他们在狱中坚持真理,把监狱当学校,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恶劣的环境下,同国民党顽固派和阎锡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山西第一监狱是阎锡山主要用来关押所谓“政治犯”的地方,犯人在狱中不仅经常受到打骂和污辱,还被迫从事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之吃的经常是霉米烂菜,因而患病的很多,死亡率很高。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被关押的政治犯仍然用尽各种方法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经过串联,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原高平特支书记袁致和任支部委员。晋城籍党员周玉麟、时逸之、常文郁等积极参与党支部的活动。1929年3月,在狱中地下党支部领导下,被押政治犯向监狱当局提出三项条件:一是改善伙食;二是能同探监的亲朋好友会面;三是要看社会上公开出版发行的书刊报纸,并为此开展了绝食斗争。为了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时逸之做通了看守的工作,将监狱政治犯绝食情况写成稿件,向各报馆投稿。绝食第五天,《大公报》刊登了政治犯绝食的消息,迫使监狱当局做出让步,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在斗争中,晋城籍党员表现得非常坚决。常文郁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刑罚好受,饥饿难忍。但我们决不屈膝低头,望你照料好老人和孩子,引导孩子走向进步,继承父业。”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品质。周玉麟、时逸之等共产党员在狱中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的书籍和进步刊物。周玉麟对送书的人说:“坐牢正是看书学习的好机会,以后多送来一些。”时逸之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狱中生活好比住大学一样,我们正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提高自己。”著名作家赵树理后来也对人说:“我真正学了点知识、弄得懂马列主义,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常文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成一部揭露当时黑暗社会的《道德经》手稿,还征求过时逸之的意见,可惜这部手稿已散失。

  非人的待遇加上恶劣的环境,夺去了许多共产党员的生命。团省委书记周玉麟被关押后,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苗培成、省自新院院长韩甲三企图以同乡和故交的身份诱他叛降,遭到周玉麟的严辞拒绝。后又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周玉麟没有丝毫的屈服。但终因身体倍受摧残,他于1930年病逝于监狱,年仅24岁。常文郁、刘光弟也因得不到医治,相继在狱中病逝。牺牲时常文郁只有26岁,刘光弟27岁。

1930年6月,赵树理、霍启高被释放出狱。他们拖着病体,返回沁水家乡,霍启高行至晋城县东沟时,由于病旧复发,在东沟辞世。

  时逸之后来被转到自新院,仍然坚持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剖析中国社会的现实,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谈谈青年读书问题》、《太平洋问题与中国》、《对国联调查报告的检讨》等。1933年,时逸之出自新院时,把在监狱里所写的文章,辑录起来,编成《太平洋问题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小册子出版发行。这部9万多字的著作,是他在监狱和自新院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晶。

  晋城党组织被破坏后,绝大多数党组织的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可贵品质。他们在狱中矢志不渝,坚持斗争,宁可死在狱中,也不向敌人屈膝投降,永保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们不畏困境、坚持学习、追求真理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学习和发扬。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令撤退。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的惨痛之中。

  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一切有民族良知的人们,都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当时,晋城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但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晋城的抗日救亡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

  1931年12月18日,山西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省城学生,向省政府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要求停止内乱,一致抗日。当请愿队伍行至省党部门口时,遭到反动军队开枪镇压,当场死伤十多人,这就是震惊全省的“一二·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晋城各县群众在省城人民的带动下,掀起驱赶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和查封县党部的运动。晋城县群众提出了要把蒋系国民党赶出晋城的口号。接着,各县知识界、教育界也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成立反日团体,用告同胞书、报刊载文等形式,敦促政府抗日。高平知识界发动士绅捐款,办起《平民报》,进行反日爱国宣传。赵树理在上党简易师范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剧团,排演反蒋抗日节目。他们分别在高平、晋城、阳城演出后,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陵川杨村学校也组成一个剧团,排演了反映绥东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人民群众陷入亡国惨境,奋起抗击侵略者的话剧《绥东之夜》,在各乡村巡回演出。他们还在演出现场发动群众制作绣有“民族英雄”字样的慰问袋,送往绥东抗日前线,慰问抗日将士,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热忱。

  1932年初,在太原三晋中学读书的陵川籍共产党员薛佑之,利用寒假回陵川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薛佑之在太原参加了山西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并参与了省学联组织的向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的请愿活动,亲眼目睹了“一二·一八”惨案。回到陵川后,他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教师和学生集会、讲演,并组织群众到大街上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的游行示威。示威队伍所过之处,都高呼口号,号召社会各界抵制日货,销毁商店出售的日货,要求群众不购买日货。这次游行示威声势大,参加人员多,活动范围广,在陵川县前所未有。通过这次活动,教育了群众,鼓舞了大家的抗日斗志,使抗日救国思想深入人心。

  1936年夏,晋城东沟镇县立第三高小教师徐一贯,在校长陈引聚的支持下,在第三高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徐一贯因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被长治省立四师开除学籍。他到东沟任教后,参加了上海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新知研究会,被聘为该组织所办刊物《中国农村》的通讯员。他先后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界救国联合会等取得联系,并经常收到这些组织寄来的各种刊物和信件,了解到全国的抗日救亡情况。他组织学生成立第三高小新知研究会,传阅进步书刊,探讨革命理论。根据《中国农村》所拟题目,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进行社会调查和阶级分析,批判阎锡山的唯中论等,并将讨论结果寄往《中国农村》。在徐一贵的带领下,第三高小的抗日救亡活动非常活跃。学生们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参军到抗日前线,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他们还创办“春雷”壁报,转载和刊登各种刊物上抗日救亡的文章和同学们写的文章,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为了让广大的农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来,学生们组织了曙光剧团,排演《放下你的鞭子》等各种抗日剧目,在周围农村演出,深受群众欢迎。第三高小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晋城县当局的不满,认为他们是搞赤化活动,组织封建顽固势力对他们进行舆论围攻,但终未阻止他们的抗日活动。

  二、红军东征对晋城的影响

  1936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实现红军“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决定东征。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一举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红军到达山西后,立即实行战略展开。右路军宣传队于3月间到达沁水、高平、阳城部分地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扩大红军队伍,筹集抗日经费等工作。红军还发动贫苦农民打击土豪劣绅,争取群众支持。

  红军东征使各县顽固派和土豪劣绅十分恐慌,他们组织防共保卫团到处盘查行人,捉拿红军侦探,见生人就抓。主张公道团对红军造谣诬蔑,进行欺骗宣传。但这种倒行逆施未能阻止红军的活动。红军宣传队所到之处,都受到劳苦群众的热烈欢迎,沁水樊庄村张宝田等许多贫苦农民听了宣传后毅然参加了红军。

  红军东征虽然到达晋城的地方很少,时间很短,但却让晋城人民目睹了活生生的红军形象,彻底打破了阎锡山的欺骗宣传。红军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进一步推动了晋城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红军宣传队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斗恶霸,使群众感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抗日的队伍,很多贫苦农民自愿加入红军。红军东征为后来的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晋城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三、晋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红军回师陕北后,党中央毛泽东积极促成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亲自给阎锡山写信,希望与他“联合抗日,共赴国难”。

  1936年10月,薄一波受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指派,到山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立了由薄一波任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委。薄一波回到太原后,接办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经阎锡山同意,对牺盟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吸收了大量共产党员和进步的抗日人士,把牺盟会改造成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和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山西工委也借此取得合法地位。

  11月,省牺盟总会举办村政协助员训练班。村政协助员的主要职责是:①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②发展牺盟会组织;③为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挑选学员。晋城各县均派爱国青年参加了培训。经过培训,分赴各县乡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2月,省牺盟总会派遣的村政协助员来到晋城各县。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发生并得到和平解决,极大地鼓舞了晋城人民的士气。村政协助员借机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教育群众怎样才能实现“消除社会不公”、“制裁坏官坏人”,如何“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晋城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热潮。这是晋城农村继大革命后又一次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批村政协助员在农村工作期间,不怕困难,吃住在群众家中,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和牺盟会宗旨,发展牺盟会员。他们利用过春节、闹元霄的机会,向群众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攻绥远的目的就是要用武力侵略中国,使中国亡国灭种,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道理。还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的领土、掠夺中国的财产、武器装备等数字印成传单,向群众散发,使群众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觊觎全中国的侵略野心。

  村政协助员赵资深被分派在晋城东沟镇县立第三高小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工作。在校长陈引聚(陈引聚早在1936年冬在太原受训期间就加入牺盟会,是晋城最早的牺盟会员。)的支持下,同进步教师徐一贯、苗国珍、宋光华等人一道,组织学生和群众利用排演抗日戏剧、印发传单、办壁报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教师和学生加入牺盟会,并建立了第三高小牺盟支部。牺盟支部成立当天,入会人数就达31人,负责人徐一贯,成员有苗国珍、宋光华,这是晋城建立最早的牺盟支部。牺盟支部成立后,立即同省牺盟总会取得联系,总会责成太原女师教员张淑芝为联络人,经常给牺盟支部寄来各种抗日宣传品和省牺盟总会领导人的讲话材料。他们将这些材料在“春雷”壁报上连续刊出,并经常组织会员进行学习,进一步了解全国的抗日形势,开阔眼界。第三高小师生在牺盟会的组织下,经常进行军事训练,学习射击、投手榴弹等基础军事知识,掌握杀敌本领,随时准备参军开赴抗日前线。

  村政协助员韩德茂、刘文甫带领10多人来到阳城。这些人中间有一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他们深入到乡村后,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工作,发展牺盟会员,动员爱国青年参军。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便在大宁、侯井等10多个编村建立起牺盟支部和牺盟小组,入会人数达3000余人,其中,张健民、秦友三、靳玉峰等54人报名参军,到太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经过培训,他们都加入抗敌决死队,立誓不取得抗战胜利不回家乡。

  来到陵川县的村政协助员有徐牲之等10多人,他们分别深入到各编村和学校,在全县农民和小学教员、学生中发展了一大批牺盟会员,并分别在杨村、平城等村建立了牺盟支部。

  与此同时,晋城革命摇篮获泽中学的校园内再次掀起抗日救亡热潮。这年放寒假,学生们都自愿不回家过年,在县城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他们写标语,发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企图侵略全中国的狼子野心。学生们在进步教师孟新恒(在山西大学读书时,以“共产党嫌疑”被开除学籍)的组织下,排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流亡曲》等剧目,在街头和附近农村演出,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讲演和游行。学生们的抗日活动引起晋城县当局和顽固派的不满,在新学期开学时孟新恒被校方辞退。

  各地村政协助员经过数月努力,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晋城地区几乎所有的区、村干部、小学教师、高年级学生、开明士绅都参加了牺盟会,并建立了牺盟会组织,仅晋城县统计,牺盟会员就达2万多人。不仅如此,还动员了一大批知识青年到太原参加国民兵军官教导团集训。经过集训,大部分青年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晋城党组织领导晋城人民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经历了由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大转折。这个时期,由于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晋城党组织遭到了几次大的破坏,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被捕,甚至牺牲。经验证明,“左”的错误与右的错误一样,同样会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处于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大多数,更容易产生“左”的错误,纠正和克服“左”的错误,甚至比纠正和克服右的错误更困难些。因此,既要反对右的错误,又必须时刻警惕和反对“左”的错误对党的侵袭。晋城党组织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振旗鼓,不屈不挠,将更加勇敢地去迎接全民族抗战高潮的到来。

晋城市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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