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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晋城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
党史
2011年06月16日 15:51:48    来源:晋城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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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抗战8年是晋城地区党组织恢复、发展、壮大的8年。面对当时日伪、蒋介石、阎锡山等各种政权纵横交错的形势,晋城共产党人依靠群众,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力量,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立足武装斗争,结合政治和经济斗争,不断给日本侵略者和蒋阎顽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建立巩固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政权的胜利 。

  本章还以较多的篇幅叙述了十二月事变(1939年)和土岭事件的经过,并特别记载了邓小平同志1942年视察太岳根据地的情况,显示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以及伟大革命家智勇的风采。

第一节 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一、牺盟会工作的开展与党组织活动的恢复

  (一)各地牺盟会的建立及活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守卫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军队团结起来,构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以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115、120、129三个师。从8月22日起,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同国民党军队配合作战。

  由于日军的节节进逼,山西处在了抗日的最前线。山西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利用牺盟会的名义进行紧急动员。1937年5月到7月,省牺盟总会派遣牺盟特派员到各县,广泛发动群众,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全民抗战路线,开展全民抗战的动员工作。到晋城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邓辰西、李进奋;到高平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王静波、孟松涛;到阳城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武士俊、韩毓琦;到陵川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卫逢祺、要崇德(后又调往阳城县);到沁水县任牺盟特派员的是师小帆。这些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名义上是牺盟特派员,实际上接受党的领导。他们利用各县牺盟分会这个官办组织,一方面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一方面秘密发展共产党员,恢复和建立晋城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在晋城地区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杨尚昆指出,抗战爆发时,“整个山西党的基础并不强,以后发展各县的党组织,是牺盟会的特派员去做的,他们名义上是牺盟会的特派员,实际上是共产党的特派员”(《中共党史研究》,1991.2)。

  牺盟特派员到达各县后,按照省公开工委的要求,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县、区、编村牺盟组织,大力发展牺盟会员。特派员一到各县,立即深入到群众中,宣传牺盟宗旨,发展牺盟会员,发动群众守土抗战,短短1个月时间,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县都相继建立起了牺盟会,入会人数达2万余人。如阳城县5个行政区、73个编村、105个行政村以及学校、机关、厂矿全部建立了牺盟组织,并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女工部和工人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对原来的牺盟会员进行重新登记,对其中一些反共分子、反动地主、劣绅一律不予承认。二是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宣传活动中,主要以各学校为基地,以学生教师为骨干,组成宣传队,分别到各村进行宣传,采用办墙报、写标语、发传单等形式,宣传牺盟会“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守土抗战”的宗旨,呼吁“不愿做奴隶,不愿做汉奸的人都联合起来,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通过宣传牺盟会的宣言、纲领,来贯彻党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三是组织群众进行战争动员,提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号召社会各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支援抗日战争。还动员青壮年随时准备参军参战,提出:“好人要当兵,当兵要当八路军”的口号。

  1937年8月,为了加紧应战和实战动员,加强边境地区的工作,省牺盟总会决定在大同、平定、晋城和运城成立四个牺盟中心区。晋城牺盟中心区应时成立,地址在晋城城内文庙,领导晋东南各县的牺盟会工作,王耿人任秘书,邓辰西任组织部长,李敏之任宣传部长。省牺盟总会派来韩子珍、徐明、夏涛、刘湘萍(女)等一批干部,充实了晋城中心区的力量。中心区的主要任务是:一、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三、大力发展牺盟会员,扩大区、编村的牺盟组织;四、积极贯彻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抗日为友,降日为敌的原则;五、号召全中心区人民,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积极投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斗争中来。晋城牺盟中心区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晋城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城镇到农村,从学校到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群众都动员起来加入到抗日战线的洪流中,掀起了抗日救亡新高潮。到日军侵占晋城前,晋城牺盟会员已发展到近8万人,各区、村、机关、工厂、学校普遍建立了基层牺盟会组织,各种民革室、救亡室、剧团、说唱队等抗日宣传机构也纷纷建立。

  1937年9月,山西省牺盟总会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晋城牺盟中心区及各县牺盟会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亲耳聆听了周恩来的讲话。会后晋城牺盟中心区和各县牺盟会及时进行了传达贯彻,使牺盟宗旨更加深入人心,抗日救国工作更加活跃。

  1937年10月,为了适应战争需要,省牺盟总会决定在全省建立10个牺盟中心区,晋城牺盟中心区随之撤销,晋城五县牺盟会划归长治牺盟中心区领导。同时,阎锡山为在战争条件下控制各县政权,将全省划为7个行政区,设政治主任公署(后为督查专员公署)代行省政府职权,晋城各县归驻长治的第五行政区管辖。政治主任先是续济川,后因晋东南各县人民的抵制和斗争,改由共产党员戎伍胜担任,这就为改造旧政权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此间,在牺盟会的积极宣传发动下,晋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上层到下层,从城镇到农村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建立晋城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晋城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党的独立性,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抗战的核心。这次会议还作出在山西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为了直接领导和部署山西抗战,党中央组成了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时派周恩来亲自到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在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促成了山西特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后,把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组织作为工作之首,指出:“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已成为政权与武装的主要领导者,因此,我党应立即公开,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部,增加领导机关的人员,扩大党内的民主,加强我党在政权、武装及群众运动中一切方面的领导作用。”在此形势下,晋城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

  自大革命失败后,晋城党组织屡次遭到破坏,虽然缺乏统一的组织与领导,但许多分散的党员仍在坚持革命斗争。抗战爆发后,他们一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想方设法与牺盟特派员中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着手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

  1937年9月,中共山西工委决定成立晋城中心县委,领导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的抗日斗争,派刘尚之(祟善)到晋城负责组建工作。在这之前,晋城牺盟特派员邓辰西、李进奋已同张茂甫、张月川、陈学文等老党员接上关系,并积极联络失散的共产党员。刘尚之到晋城后,在邓辰西、李进奋的协助下,经过艰苦的努力,联系了大部分隐蔽下来的老党员,作好了组建中心县委的一切准备工作。10月初,在牺盟会驻地城内文庙召开会议,正式宣布中共晋城中心县委成立。刘尚之任书记,邓辰西任组织委员,李进奋任宣传委员。

  晋城中心县委成立后,按照省工委的要求,为把中心县委建设成领导晋城人民进行抗战的核心,加强了对党员的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首先对原有的党员进行联络和审查,对没有变节自首行为党员立即恢复其组织关系;其次是积极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组织的力量,为建立基层组织作准备。当时主要在牺盟会员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如在沁源参加全省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邓辰西、徐一贵发展了阳城代表茹玉珍入党。同时注意在抗日斗争的实践中发展党员。当时,晋城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中心县委就在抗战动员的实际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然后经过培养教育,根据他们的抗日觉悟和实际表现,吸收为新党员。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党员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党组织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并逐步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

  1937年11月,中共冀豫晋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长治特委(后改称中共晋豫特委),晋城中心县委书记刘尚之调任长治特委组织部长,晋城中心县委随之撤销。12月,长治特委派裴孟飞、赖若愚到晋城西大阳,重新成立中共晋城中心县工委(后改称中心县委),赖若愚任书记,徐一贵任组织部长(后王子如),赵培心任宣传部长,领导晋城、阳城、沁水和高平公路以西地区的党组织。

  在中共晋城中心县工委成立的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工作与组织应适合于战时形势,加强地方党独立工作的能力”,“成为地区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者与组织者”的指示精神,各县党组织亦迅速成立。

  1937年10月,成立中共沁水县工委。此前,省牺盟会派共产党员吴殿甲任沁水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副队长,临行时中共山西工委指示吴到沁水做抗日工作的同时,开展党的活动,建立党的组织。吴殿甲到达沁水后,为建立沁水县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到晋城向中心县委请示建立沁水县工委有关事宜。10月25日,时任晋城中心县委书记的刘尚之到达沁水,在沁水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驻地城隍庙召开秘密会议,宣布中共沁水县工委成立,吴殿甲任书记。沁水县工委成立后,主要以沁水县人民武装自卫队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1月,中共阳城特别小组建立。由于日军步步进逼,阳城县县长缺额,省政府任命晋城牺盟中心区特派员、共产党员李敏之任阳城县县长。随同李敏之一同到阳城的有张月川、林贞(女)、赵鼎三等人。晋城中心县委指示他们着手建立中共阳城县特别小组,负责人李敏之,成员有任公安局长的张月川和任民政科长的林贞。中共阳城特别小组主要依托县政府开展党的工作。同时,牺盟特派员要祟德和桂承志也为阳城党组织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先发展王春重新入党(王春是1927年在长治省立四师入党的,因党组织遭到破坏而失掉组织关系)。接着,又发展了王永胜、曹戎、李尔俭、赵树理(为重新入党)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人后来都为晋城党组织及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月,中共高平县小组成立。晋城中心县委成立后派孟松涛(女)到高平建立党的组织。她以牺盟特派员身份,一方面协助王静波做牺盟会工作,一方面在牺盟会员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准备建立党的组织。孟松涛在长治请示了冀豫晋省委组织部长徐子荣,徐认为高平现在党员数量少,成立县委条件尚不成熟,可先成立党小组。孟松涛返回高平后,在县牺盟会内部建立了中共高平县小组,负责人孟松涛,成员有王静波、张子廉。12月,孟松涛调离高平,党的工作由王静波负责。王根据中共晋豫特委(长治特委改称)的指示,在高平县城城隍庙组建了中共高平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王静波为负责人,张子廉、高化儒(后增加刘文山、李致远)等为委员,对外称八路军民运工作团。

  12月,中共陵川县临时工委成立。长治特委派夏涛到陵川开展建党工作,夏涛同牺盟特派员李希曾接上头后,于12月下旬,在县牺盟会驻地成立了中共陵川县临时工委。李希曾任书记,孟宪德任组织委员,夏涛任宣传委员。对外称牺盟会政治部,工作人员公开身份为牺盟会协助员。陵川县工委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牺盟会员中发展共产党员,筹备建立基层组织,并规定县工委发展的党员不得与其它军队、团体中的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严格保守党的秘密。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城党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依托牺盟会开展工作,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建立,原来不曾有党组织的阳城、沁水、陵川等县,也都不仅成立了县委,还建立了区、村基层党组织。党组织建立后,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领导,在晋城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战动员高潮,同时,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自卫队、游击队和农救会、工救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为创建晋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二、抗战动员高潮的掀起与建立抗日武装

  (一)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早在抗战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基于华北抗战形势,就提出要在山西“布置全省的游击战争”。要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就要有抗日根据地作为依托,就必须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此,晋城党组织一成立,就紧紧围绕“抗战总动员”这个中心,通过牺盟会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农村、工厂、学校,大刀阔斧地开展群众运动。主要做法:

  一是通过宣传山西当局颁布的抗日政策、法令,带着“山西的帽子”,来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9月,山西当局公布了抗战紧急动员意见书,主要内容为:颁布优待抗战军人家属条例;颁布战时工厂法;改革政府机构;下令普遍减租减息,废除一切省地方税,实行合理负担;实行军队政治化等 ,后来又颁布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党组织就利用这些进步的主张,合理合法地宣传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极大地推动了抗战动员工作的开展。二是采取多种办法进行宣传动员工作。阳城县牺盟会创办了《新中国报》,由赵树理任主编。沁水牺盟会办有《挺进小报》、陵川有《抗战日报》、高平有《抗战导报》等。这些报刊主要刊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政策、法令、前线战事及本地区抗日动员的英模事迹。为了更广泛地组织发动广大民众,各县牺盟会组织起剧团,排演抗日剧目,下乡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抗日,深受群众欢迎。此外,还在墙壁上书写抗日标语,将党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山西省政府颁布的进步政策、法令,印成传单向城镇、农村、工厂、学校广为散发。省牺盟总会在全省发起一百万人一大枚(即一人一大枚铜元)捐款签名运动后,晋城各县牺盟会积极参与,组织各学校学生在城乡进行宣传发动,动员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为抗日前线捐款。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各县均圆满完成了捐款任务。这次全省范围的捐款运动,实质上是一次从城市到乡村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运动。三是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晋城牺盟中心区和各县牺盟会成立后,按照省牺盟会“更进一步地动员群众,参加前后方的抗战工作,真正把最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到战争中来”的要求,积极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到1938年,晋城各县普遍成立了农民、工人、青年、妇女等抗日救国会。具体情况如下表:

晋城各县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情况表

  各县群众团体都设有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和除奸部等机构,并在区、村成立了相应的组织。

县 别 团体名称 团体名称 团体名称
晋城县 工人救国会 1938.3 万全山、李觉民
农民救国会 1938.3 李树山
青年救国会 1938.3 宋国英、白琳
妇女救国会 1938.3 聂元梓、陈钧、任秀兰
高平县 工人救国会 1938.8 张守业
农民救国会 1938.8 陈福兴
青年救国会 1938.8 郭绍堂
妇女救国会 1938.8 李淑仪
儿 童 团 1938.8 邵步苍
阳城县 工人救国会 1938.5 董振帮、李应朝
农民救国会 1938.5 苗士英、尹树萱、崔松林
青年救国会 1938.5 袁克勤、朝国琦
妇女救国会 1938.5 李 熙
陵川县 工人救国会 1938.5 类和贵、韩太山
农民救国会 1938.5 牛德修、冯海蛟
青年救国会 1938.5 任义汉、赵清泉
妇女救国会 1938.5 赵 漪
沁水县 工人救国会 1938.4 景宝祥 关凤鸣
农民救国会 1938.4 赵道深 刘庆云
青年救国会 1938.4 刘广新
妇女救国会 1938.4 李枫、姚俊忠、步时迅、卢桂英

  阳城县宗教界人士在牺盟会的宣传推动下,一改“不问世事”之俗,组织成立了阳城县佛教、道教联合救国会,还发表了《告同胞书》,号召全县宗教界人士团结起来,不分民族,不分僧道,不分门派,尽其所能,竭其所力,为抗日救国献策献力。该救国会组织各宗教界人士,举行超渡抗战阵亡烈士和死难同胞仪式,并祈祷抗战胜利。同时,由阳城县抗战军人家属田永祥、白乾元发起,成立了阳城县抗战军人家属救国会,号召全体抗属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用实际行动,鼓励抗日前线的亲人杀敌立功。据《新华时报》报道,阳城县19万人口中,已有3万人参加了农救会,7千人参加了青救会,2万人参加了工救会,3千人参加了妇救会,并成立了阳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司令部和17个村的农民自卫队及游击小组。

  针对广大群众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形势,中共晋豫特委在阳城县东冶村召开了有唐支队、各区、村自卫队和群众参加的万人抗日紧急动员大会,特委书记聂真和晋豫边游击支队司令员唐天际在会上讲了话,号召晋豫边根据地军民精诚团结,同心同德,为建设好晋豫边抗日根据地而努力。

  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晋城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旨在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斗争。

  首先是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废除抗战前的苛捐杂税,按照“有钱出钱,有粮出粮,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打破过去按人口、按地亩不合理的摊派办法,规定地主、富农多出,中农和贫农少出或不出。共产党员李敏之担任阳城县县长后,以编村为单位,以每个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为依据,合理编制负担。具体办法是:将全县农村约30%的富户编为10个等级,其中地主富农编为1至5等,其它富裕户编为6至10等,大地主豪绅编为特等。规定1至10等的富户,由编村负责按等级比例筹粮筹款;特等富户,由县政府直接分配粮款数额。这样,抗日粮款大部分由有钱富户负担,赤贫农民则以劳力支差充抵捐赋。

  合理负担的推行,受到贫苦农民和各界进步人士的欢迎,也遭到少数顽固分子的抵制和反对。王鸿儒是阳城芹池大富户之一,把持村政权多年,采取高利盘剥等不法手段,霸占土地300多亩,长年雇工10多个,随意砍树木而不付分文,私办的商店随意抬高物价,盘剥群众,甚至将农民崔江水之妻卖到他乡。牺盟会推行合理负担时,王串通富户百般抵制。李敏之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在芹池村进行合理负担试点工作。县牺盟会派出工作组来到芹池,发动群众同王鸿儒进行说理斗争。五区区长共产党员王永盛、五区牺盟特派员张春发,组织斗争大会,发动群众向王鸿儒诉苦算帐,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一致要求政府法办王鸿儒。鉴于王民愤极大,经县政府批准,没收了王的全部家产。此举在阳城县引起震动,不少村组织群众大会斗地主,为全县推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由于斗争过火,违反了统一战线政策,致使一些地主畏惧潜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它工作。后来中共晋豫特委组织部长、阳城县工委书记薛迅亲自领导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

  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始终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阳城县南次营村地主、顽固村长在驻该村国民党14军怂恿下,拒交合理负担的粮款。岩山村地主在国民33军团地方工作队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上官凌云的指使下到阳城县政府上诉,要求豁免负担。对此,阳城四区牺盟会均给予坚决拒绝,并以合理负担是阎长官制定的为由,要求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否则严加追究。东凡村地主为抵制合理负担,诬告村长贪污粮款,要求罢免该村村长职务。县牺盟会立即派人调查,发现地主纯属诬告。于是牺盟会在该村召开群众说理斗争大会,严惩了不法地主。通过这些措施,既打击了顽固分子的肆意抵制,又保护了贫苦农民的利益,调动了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受到群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

  其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晋城农村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农民头上三把刀,赋多租重利息高。要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就要打碎农民身上的锁链,进行减租减息,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按上级要求,晋城党组织认真推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法令,组织农、工、青、妇各群众团体的干部,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工作,找地主、富农一个一个地谈话,然后召开佃户与富户的商讨会,讨论减租数目与方法。晋城县马街村地主不同意减租减息,晋城中心县委、牺盟会发动贫苦农民,召开群众大会,同他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终于使其按比例减少了租息。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各级党组织和牺盟会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凡是党支部、牺盟会力量较强的地方,大都搞得较好,贫苦农民承受的租息有所减轻,但也有一些地方没有发动群众,而是自上而下用行政命令推行,效果较差。

  1937年10月初,晋城牺盟中心区组织各界群众数千人在晋城南教场召开庆祝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大会,中心区秘书王耿人在会上讲了话。王耿人指出,平型关一役,八路军大获全胜,这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这一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这一胜利说明共产党八路军是有能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不仅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的信心,还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誉;这一胜利打击了汉奸、亲日派散布的“抗战必亡”、“战不如和”的谬论,给唯武器论者和恐日病者以当头一棒;这一胜利迟滞了日军向太原的进攻,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友军的作战。王耿人号召晋城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行守土抗战之责,拥护八路军,支援八路军,当兵要当八路军,只有军民精诚团结,支援军队抗战,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大会还请八路军驻晋城代表作了报告,介绍了平型关战役的经过。这次会议在晋城地区影响很大,是一次抗日救亡运动的再动员。在大会当场就有一批农民、学生、工人报名参加了八路军,还有一大批群众报名参加了牺盟会。

  由于党组织、牺盟会的广泛宣传发动,加之合理负担政策的实行,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

  1937年12月,修筑曲(沃)高(平)公路的筑路工人举行罢工。曲高公路1936年由省政府拨资兴建,其中高平路段由高平县长刘涵森将工程转手承包给李筱天等。日军向山西进犯时,总包工头携款逃跑。刘涵森以工程未完工不能结算为由,拖欠工人工资,引起筑路工人的不满。筑路工人在中共高平县工委的支持及共产党员姬德明、张宋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提出“不给钱,不上工;没饭吃,不干活”的口号。姬、张第一次带领150余名工人向县政府请愿,要求补发工资,遭到刘涵森的拒绝。第二次带领400多名筑路工人向县政府请愿,刘涵森仍不接见工人代表。刘涵森的行径引起广大工人的强烈义愤,他们第三次组织了1000多名工人将县政府围了个水泄不通。县工委负责人王静波以牺盟特派员身份,要求刘涵森无条件答复工人要求。迫于工人请愿团的威慑,刘涵森不得不答应同工人代表谈判,并答应给工人足额发放工资,同意牺盟会派人帮助工人算帐,并监督政府给工人发放工资。在牺盟会的监督下,刘涵森、李筱天发放了拖欠工人的工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县工委及时对这次罢工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进行了考察,并陆续吸收他们加入党组织。

  同时,高平县工委还通过牺盟会发动全县农民开展分仓谷运动,同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救会还发动群众清查旧村长的帐目,追查他们私吞的公款,清算他们的罪行,罢免旧村长,重新选举了新村长。

  1938年3月,陵川县工委组织群众开展了开仓借粮、赈灾济贫活动。由于上年粮食欠收,农民无粮下锅、无种春播。为帮助农民渡过春荒,县工委书记李希曾以牺盟特派员身份到平川村,通过村牺盟会、农救会,组织开仓借粮斗争。以李希仁为首的富户不肯借粮给灾民,在群众中进行反借粮宣传,并勾结国民党晋南工作团进行破坏,对群众进行恐吓。李希曾组织全村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发展为烧掉借粮文书,变借粮为分粮,将社仓的粮食分给群众。李希仁不甘心失败,勾结晋南工作团,组织了200人的武装袭击了平川村,企图从群众手中夺回被分的粮食。平川村自卫队在全村群众的配合下,用长矛、棍棒将其打败,并缴获步枪10多支。平川村的开仓借粮、赈灾济贫活动推动了全县群众运动的开展。

  各地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使群众看到了自身力量的所在,更加广泛地动员起来,加快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二)各县人民抗日武装自卫队的成立

  建立抗日武装,是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前提。晋城党组织恢复和建立后,把建立和扩大抗日武装作为中心任务,注意抓人民武装自卫队的建立工作。晋城牺盟中心区规定所有18岁以上、59岁以下的群众都有参加自卫队的权利义务,都要拿起武器,和敌人作殊死斗争,同时要求各县尽快组建人民武装自卫队或牺盟游击队。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平时站岗放哨,侦缉汉奸、特务;战时组织群众转移,实行坚壁清野,支援部队作战,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保证各地自卫队的战斗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根据省牺盟总会关于以极快速度把全省各县人民武装起来的指示,抽调优秀队员和干部进行培训,然后派到各县帮助组建人民武装自卫队。

  1937年7月,晋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成立,牺盟特派员李进奋任队长,邓辰西任指导员,张德馨任副队长。10月,中共晋城中心县委成立后,晋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归中心县委领导。这支武装成立之初,人员少,武器装备差,只有一些土枪土炮、长茅、大刀。晋城牺盟中心区为了改善自卫队的装备,以适应实战需要,组成以关金海、祁苏风为队长的牺盟工作队,分赴各区、村,一方面动员青年农民参加自卫队,一方面收购民间散落的枪支、子弹。工作队在区、村牺盟会的支持帮助下,用不长时间,动员了一大批青年加入了人民武装自卫队,收购到部分枪支,使自卫队的装备得到改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十二月事变后,这支武装与晋豫边游击支队一起编入八路军新一旅。

  1937年9月,高平县牺盟会在城内城隍庙组建了高平县牺盟游击队,起初有队员10余人,队长由张子廉担任,王静波任政治教员和军事教员。10月,晋冀游击队总部派高化儒(高体乾)到高平任牺盟游击队队长,张子廉任指导员,这时游击队发展到60余人。1938年初,在牺盟游击队内部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刘文山(申祖佑)任支部书记,加强了党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此时,游击队发展到200余人,下设三个排。同年10月,省牺盟总会派白晨曦、陈曼迪来高平,组建高平县人民武装自卫总队。白晨曦任总队长,陈曼迪任副总队长。自卫总队接管了由主张公道团组织的各区、编村的人民武装自卫队,共有300余人枪。12月,根据上级关于扩大武装,以适应战争形势的指示,高平县人民武装自卫总队和县牺盟游击队在箭头村营盘合并,仍称高平县人民武装自卫总队,总队长白晨曦,副总队长陈曼迪,政治指导员张述正。下辖四个中队,一中队长王舒冰(王溶吉),二中队长邸香林,三中队长仝克中,四中队长高化儒。通过整训,自卫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成为高平县脱产的人民抗日武装。1938年4月,王溶吉根据上级指示,另外又在高平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华北自卫军,受到了决死纵队负责人张文昂、韩钧等的支持,后改编为决死二纵队高平游击支队。

  1937年9月,阳城县在原防共保卫团的基础上建立了阳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共有200多人枪,队长朱生荣,副队长武士瑗。为了建设好这支人民武装,通过县牺盟会联系,由八路军派来红军干部桂承志,对自卫队进行军政训练。通过训练,这支武装的战斗力有了迅速提高。到1938年初,阳城人民武装自卫队发展到500多人。自卫队成立后,将全县5个区、73个编村的防共保卫团均改造为区、村自卫队。区自卫队由区牺盟特派员任政治教官,村自卫队由牺盟会任命政治教官。另外,中共阳城县委在县总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人游击队。这支队伍主要由思想进步、积极抗日的青年工会会员组成,组建时有队员30多人,很快发展到近百人,编为一个连三个排,由雷正明任队长,胡正六任政治主任,王国霖任指导员。各排设排长,政治工作员。装备有一挺机枪,三支冲锋枪和十几支步枪。活动经费由县政府供给一部分,其余部分由工会会费、生产自给和没收汉奸财产等途径解决。这支工人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机关安全,及时向区、村传送上级的指示文件和敌情通报等。这支武装在打击日寇、保护群众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7年9月,陵川县组建了牺盟游击队。该县牺盟特派员卫逢祺曾向县政府提出组建抗日武装的建议,遭到顽固县长李郁文和公道团长解守珍的拒绝。后来,卫逢祺直接从省牺盟总会要来30支步枪,成立了陵川县牺盟游击队,卫逢祺任队长。11月,八路军工作团到达陵川,工作团团长郑虎畅以驻军代表身份参加了总动员实施委员会,任委员。郑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在陵川牺盟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陵川县人民武装自卫队,设三个中队,共有300多人。卫逢祺任队长,张顺理(决死队派来)任副大队长。1938年2月,根据长治特委指示,王耿人把陵川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公安武装以及陈冰之从河南带来的13军游击队改编为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王耿人任支队长,公安局长李谊暄任副支队长,桂涛声任政治代表,陈冰之任政治部主任,卫逢祺任副主任,队伍发展至1000多人。此外,1938年3月,在华北军政干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刘子超任司令员,顾大川任工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庄林任参谋长,孟正夫任秘书长,杨叙九任供给部长,司令部设在陵川县庙凹村,活动范围为陵川至道清路以北地区。

  1937年10月,决死队派鲍熙珩、吴殿甲到沁水建立人民武装自卫队。沁水县牺盟会在县城文庙召开会议,宣布沁水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成立,鲍熙珩任队长,吴殿甲任副队长。接着县牺盟会又在各区、编村建立起人民武装自卫队。各级自卫队成立后,为适应作战需要,进行了正规的军政训练,全县训练自卫队员近万人。

  1938年6月,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扩大八路军的指示,晋城各级党组织和牺盟会配合八路军工作团,在全区掀起群众性参军热潮,一大批爱国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陵川县一次参军人数就达410名,阳城县144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的建立,使战争动员工作进一步深入,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三、党领导下的改造旧政权的斗争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建立晋城敌后根据地的根本问题。只有建立起抗日的政权,才能运用政权的力量,贯彻执行抗战的政策法令,广泛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筹集财力物力支援抗战。当日军向山西大举进攻之时,晋城各县政权同全省一样处于极度混乱状态,各县的旧县长不但不思进取,仍然站在顽固立场,继续执行右的政策,且处处给抗日工作设置障碍,根本不能担负起领导抗日的重任。面对这种情况,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由抗日民主县长代替顽固县长,成了坚持抗日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所以,晋城党组织一成立,就把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作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环节来抓。

  晋城各县改造旧政权的斗争,是从1937年末开始的,主要方法是运用统一战线形式,逐步掌握和改造旧政权。一是通过晋城牺盟中心区推荐了一批牺盟特派员担任县长。如王耿人、李敏之参加县长训练班后,分别任陵川、阳城等县县长。二是经过发动群众斗争,由第五行政区政治公署委派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新县长。陵川县顽固县长李郁文阻止和压制群众抗日,不允许建立抗日组织和抗日武装,打击群众抗日积极性;还同退到陵川的河北民军头子张荫梧相勾结,联合起来打击牺盟会,并把陵川县常平仓的粮食由张荫梧走私倒卖,从中获利。而对八路军的粮食供应,他则百般刁难。这些引起了陵川群众的极度不满。于是,在县牺盟会和八路军工作团领导下,陵川群众组织起来,向公署控告李郁文拒不执行抗战法令、破坏抗战、贪污粮款的罪行。行政公署通过调查,撤换了李郁文,委任共产党员、晋城牺盟中心区秘书王耿人任县长。这是陵川县历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县长。后来,长治牺盟中心区派牺盟会干部李希曾、孟宪德、牛亮天、李兆清等同王耿人一起到陵川工作,使陵川县的抗日局面出现了转机。1937年11月下旬,共产党员、晋城牺盟中心区宣传部长李敏之经阎锡山同意,由第五行政区政治主任公署委派出任阳城县长。牺盟中心区派共产党员张月川、林贞(女)、赵鼎三等同时到阳城工作,很快打开了阳城县抗日局面。三是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由牺盟会建议、经阎锡山同意颁布的《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的精神,对旧的政权机构,包括政府各科室、公安局进行改造。阳城县长李敏之在对旧县政府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在暂时维持政权机构设置不变的情况下,采取了“掺沙子”的办法。政府各科室都派共产党员进入,对旧政权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整,规定愿意抗日的就继续留任,对消极抗日的顽固分子,坚决予以清理。通过逐步改造,政府各科室科长都换上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来担任。如公安局长由共产党员张月川担任,民政科长由共产党员林贞担任,一科科长由赵鼎三担任。为了改变旧县政府吏治腐败的问题,还将群众反映较大的贪官污吏清除出县政府。在对区、村政权改造中,首先通过牺盟会清查区、村帐目,将一些贪污腐化的区、村长撤职查办。5个区的区长分别选派共产党员崔元戎、王春、茹玉珍、王世清、王永胜担任。其次,县政府在驻地吉德村召开县、区、村三级干部会议,部署村级政权的改造工作,通过民选村长方式整顿和改造村政权,撤换了一批思想顽固的村干部,把村政权牢牢控制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手中。同时,县工委还把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出来的干部,分派到各区村担任军政教官,大力训练区、村自卫队,协助新村长开展抗日工作。张月川担任公安局长后,对原公安武装进行了整顿,改造成为名义上由牺盟会领导,实际上由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担当起维持社会治安、打击土匪武装、保卫抗日政权的重大责任。

  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新县长后,一改过去的官僚作风,深入群众,以解决关键问题为突破口,开创抗日新局面。王耿人担任陵川县长后,首先抓住粮食这个战略物资。他到陵川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主张公道团团长解守珍手中夺回了掌管全县粮食的权利,改变了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的内部分工,解除了解守珍利用粮食问题,制造国民党驻军同县政府之间矛盾的隐患。其次是对旧县政府内设机构进行改组,将原来的五科,改为三科一室,即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和秘书室,任命牺盟会干部担任科室负责人。同时,对公安武装进行改造,任命牺盟会协助员李谊暄任局长,使公安武装牢牢地掌握在抗日县政府手里。

  薄怀奇担任高平县长后,对旧县政权改造主要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对县政府各部门中进步分子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发展为中共党员;二是坚决换掉各科的顽固分子,将省牺盟总会派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安排到重要岗位上,使抗日进步力量占绝对优势。

  阳城县长李敏之到任后,为发动群众抗日,开放义仓,赈济难民,释放被旧县长曹海参关押的所谓政治犯。同时,大刀阔斧地对区、村政权进行改造,主要采取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推行民主政治,采取合法斗争形式。先由牺盟会组织群众进行反贪污、反勒索、反摊派不公的游行,接着开始清算区、村帐目,深刻揭露旧区、村长利用职权进行贪污、勒索、剥削的事实,控告乡绅对抗抗日法令的行为。通过检举揭发,撤换那些鱼肉乡里、欺压群众、不思抗日的顽固区、村长及土豪劣绅,换上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任区、村长,结束了由土豪劣绅把持区、村政权的历史,使基层政权真正回到劳动人民手中,既得到劳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又为县抗日政权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各地政权经过改造,新的政权着重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恢复抗战秩序,维持金融稳定,赈济难民;二是建立民意机关,实行政治领导和集体领导,裁员减薪,财政公开,开创新政权的新风气;三是加紧动员民众,组织自卫队、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并组织侦察、向导、慰军等工作;四是开展打击汉奸活动,反对维持;五是执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推行合理负担,统制贸易,禁止粮食棉花等军需品输入敌区;六是坚持原则斗争,维护统一战线。

  经过改造后的新政权工作人员,一改过去旧衙门作威作福的恶习,大都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秉公执法,博得了人民群众的赞扬,很快就把各阶层群众团结在新政府周围,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斗争呈现出一片生机。

  在对旧政权的改造过程中,充满着艰难而曲折的斗争。高平顽固县长刘涵森,终日不思抗日,还处处与抗日进步力量作对。1937年11月,刘涵森利用县牺盟游击队与人民武装自卫队合编的机会,企图篡夺党领导下的这支武装的领导权。其阴谋不能得逞时,又与阎锡山当局上下勾结,将白晨曦、高化儒、王溶吉等共产党员排挤出高平,由反动分子王揖任高平人民武装自卫总队队长,造成人民武装队伍内部分裂。1938年1月,薄一波到高平视察工作时,听取了白晨曦、高化儒、王溶吉的情况汇报,决定将白晨曦、王溶吉调回决死一纵队分配工作。并同高平县工委负责人、牺盟会秘书王静波、张子廉谈了话,指示他们要加强党对这支武装的领导。

  1938年3月,中共高平县工委为了打击汉奸,筹集抗日经费,决定没收大汉奸裴保堂在建宁开设的盐店。当牺盟游击队奉命查封盐店时,顽固县长刘涵森却指使自卫总队队长王揖带领两个中队,突然包围了盐店,将正在执行县工委命令的牺盟游击队缴械,是谓“建宁事件”。事件发生后,带领牺盟游击队前去执行任务的县工委领导申祖佑、李致远趁机逃脱,向县工委负责人王静波汇报了情况,王静波当即决定反击,组织游击队夜袭王揖,在被窝里将王揖抓获,解救了被其扣留的人员。此后,刘涵森被迫同意牺盟游击队在县城东部活动,自卫总队在西部活动,彼此互不干扰。

  1938年4月26日,刘涵森一手制造了震惊全省的“高平事件”。王揖担任自卫总队队长后,在刘涵森包庇纵容下,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自卫队内部矛盾加剧,冲突时有发生。4月22日,部分自卫队员在吴庄欲扣压王揖,王揖挣脱后带着数百人枪向白晋路西逃窜。县工委书记王静波得知情况后,为了保住这支武装,同陈曼迪二人骑马追赶。在乔家沟追上被王揖拉走的部队后,当即找几个分队长做工作,让他们以抗日大局为重,把部队带回总队。这时,刘涵森指使县公安武装也赶到乔家沟,诬蔑王静波、陈曼迪图谋“叛乱”,将他俩抓捕,同时,还抓捕了县工委成员张子廉。26日晚,刘涵森将王静波、张子廉两人秘密杀害,将陈曼迪投入监狱。这就是“高平事件”。之后,刘又指使公安武装和王揖带领的自卫队进攻牺盟游击队和牺盟会驻地南村,牺盟游击队党支部书记申祖佑和牺盟干部孙铁峰、胡俊生被抓。其余队员在陵川县牺盟武装的接应下,撤至陵川县礼义镇休整。休整期间,队长宋惠钧在政治上发生动摇,经不起驻陵川的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的利诱,准备伺机带队投靠张荫梧。这一情况被重新归队的游击队支部书记申祖佑、牺盟秘书李致远发现,立即召开支部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三个排长要做好每个队员的工作,掌握好部队,立即开往八路军太南军分区驻地——平城镇。游击队这次遇险,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只有宋惠钧一人离队,后这支游击队编入八路军赵(基梅)涂(锡道)支队。

  “高平事件”发生后,薄一波就此事立即发表谈话,遣责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要求省政府查办凶手,杜绝此类事件发生。长治牺盟中心区秘书廖鲁言获悉王静波、张子廉被害后,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揭露刘涵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一方面指派高久鹏任高平县特派员立即赴高平开展工作,后又派刘湘屏(女)任牺盟特派员,并抽调7名干部一同到高平,加强高平牺盟会的力量。与此同时,中共太南特委鉴于高平工委被破坏的情况,决定成立中共高平县委,任命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姬德明为县委书记,夏涛为组织部长(后为许可林),任云为宣传部长,并从牺盟游击队中抽调多名党员充实到县委工作。

  高平县委成立后,以八路军民运工作团的名义返回高平,决定为王静波、张子廉召开追悼大会。借此大张旗鼓地揭露刘涵森等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追悼大会由高平县牺盟会出面组织,在王静波、张子廉遇害地吴庄举行。县委发动吴庄及附近几个村的群众和各区、编村、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共300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场上赫然横陈着用棺木厚敛的王、张二位烈士遗体。长治牺盟中心区代表刘湘屏和高平县牺盟特派员高久鹏在追悼大会上分别讲了话,介绍了两位烈士的生平和抗日功绩,通报了“高平事件”发生的经过,强烈遣责了刘涵森等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杀害抗日志士的罪行,号召全县牺盟会员和广大群众继承烈士遗志,坚决与破坏抗日的顽固派进行斗争。会场群情激愤,不断高呼:“为王、张二烈士报仇!”“严厉惩办杀人凶手!”“抗日无罪!”等口号。大会还通过了发给阎锡山和第五公署政治主任续济川要求严惩杀人凶手的电文。当追悼会议正在进行时,刘涵森悍然出动公安武装包围会场,企图以武力胁迫追悼会解散。参加追悼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同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强大正义力量的威慑下,顽固派未敢开枪。追悼会后,举行了隆重的安葬烈士仪式。

  追悼会后,县委决定立即发动群众,在全县开展驱逐刘涵森的斗争。县委书记姬德明亲自带领群众代表1000余人,5次到县政府、3次到长治第五公署请愿,要求捉拿杀害王静波、张子廉的凶手,迫使当局不得不将刘涵森调离高平,“驱刘”斗争取得胜利。

  1939年1月,阎锡山迫于晋东南广大群众的压力,改由共产党员戎伍胜接任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戎伍胜上任后,立即委派共产党员薄怀奇出任高平县县长。这是高平县第一位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县长。薄怀奇大力推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民主政治,高平的抗日救亡工作很快出现了新局面。首先,相继组织成立高平县工救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各区、编村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其次,对5个区和编村的政权进行改造,换上共产党员及抗日进步分子担任区长和编村村长。第三,大力发展共产党员,由于党员人数的增加,分别在各区建立了区分委。第四,扩大抗日武装,解散了原来的公安武装,组建了高平县独立营,由共产党员王毓淮任营长,牺盟特派员、 共产党员张文进兼独立营指导员。经过薄怀奇半年努力,高平县各级政权逐步为 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所掌握,加之省牺盟总会从外地调来10多个 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担任了县政府各科的科长,使高平县的抗日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势头。

  薄怀奇对旧政权大刀阔斧的改造,引起顽固派及少数被罢免职务的旧职人员的不满。这些人多次联名写状子向阎锡山诬告薄怀奇。阎锡山不问青红皂白便发出电令,撤职查办薄怀奇。高平群众闻讯后,愤怒声讨顽固派的卑劣手段,坚决支持薄怀奇继续担任高平县长。县委书记姬德明鼓励薄怀奇说,他撤他的,你干你的,不要理他。群众听说要撤换薄县长,纷纷到县政府给薄怀奇送锦旗,还立了碑,要求薄怀奇留任。县委组织群众到五专署请愿,要求省政府收回撤职查办薄怀奇的成命。专员戎伍胜就此事件会见《黄河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使阎锡山无可奈何,对撤职查办之事不再追究。11月,省政府通知高平县长参加全省县长集训,高平县委为保护薄怀奇的安全,决定不让薄怀奇参加会议,并电请五专署派来新县长,随即五专署任命刘湘屏为高平县长,赴太原参加县长集训。

  共产党员王耿人任陵川县长后,对旧的县、区、编村政权进行改造时,清洗了其中的顽固分子,引起了陵川顽固派及反动势力的不满。当时,担任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谋的杨垕,多次同旧县政权中撤换下来的旧职员和陵川地方反动绅士密谋,企图排挤王耿人。他们组织了70多人在县城银号召开会议,推选杨垕、秦殿英为代表,向河北民军头子张荫梧请愿,要求王耿人下台。 共产党员、公安局长李谊暄将杨垕扣押。顽固派不甘心失败,又同张荫梧相勾结,借口陵川县行营游击队在鲁村没收汉奸盐店时,为制止群众哄抢食盐,一战士在开枪示警时,急中出乱,将一名群众打死的事件,编造王耿人在陵川草菅人命、随便逮捕省府官员、陵川已被 共产党员赤化等罪行,联名向阎锡山告状。

  1938年4月29日,张荫梧将李谊暄骗到平城镇扣押,随即勾结驻陵川的国民党53军万福麟部,计划于次日包围陵川县政府,逮捕王耿人。这一消息被河北民军中的地下党组织获悉,报告了中共太南特委(即原晋豫特委改称),特委立即通知王耿人、李希曾、路宪文连夜转移至夺火村。30日,张荫梧带领部队包围了县政府,颠覆了陵川县抗日政权。与此同时,中共陵川县工委也遭破坏。为了不使抗日工作遭受更大损失,太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陵川县委,李希曾任书记,刘文山任组织部长,路宪文任宣传部长,侯景域任巡视组长。县委机关隐蔽在平城镇《新华日报》分销处,县委成员的公开身份为牺盟特派员。

  陵川事变发生后,第五行政区政治主任续济川委任师人凤为陵川县长。师人凤原为屯留县县长,日军进攻屯留时向西逃跑,新的屯留抗日县政府成立后,又返回企图重新掌权,被屯留群众赶跑。这次到陵川后,他投靠河北民军张荫梧,同国民党晋南工作团和地方劣绅杨垕相勾结,撤换了县、区、村政权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扶植顽固势力;公开支持地主豪绅抵制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并指使人诬告牺盟会干部。

  陵川县委分析了全县的形势,鉴于师人凤的道行逆施,决定在全县发动驱逐师人凤的斗争。这次斗争以县牺盟会出面组织,由县委宣传部长路宪文和赵俭歧起草《告全县农民书》,揭露师人凤破坏抗战法令等八大罪状。当时驻陵川的太南特委对反师斗争进行了及时的指导和支持,并于12月4日向太南各县发出了《为声援陵川斗争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县要打破县界,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反师斗争浪潮,给陵川群众的斗争以有力的声援。太南特委将陵川的情况及反师斗争准备向晋冀豫区党委进行了汇报。晋冀豫区党委根据当时统一战线的形势,对这场斗争作出了具体指示。太南特委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对这场斗争的口号、方法、步骤作了新的调整。主要是:通知各县不再对陵川进行声援,并将已拟好的反师宣言烧掉;陵川请愿团已到长治,请愿活动已无法阻止,但要改变请愿方式,将要求撤换师人凤改为要求师人凤立即执行抗日法令,解除民众疾苦,推进抗日运动的发展。并将调整后的方案向薄一波作了汇报。同时,派人到长治向请愿团做说服工作。陵川请愿群众代表列举了师人凤破坏抗战的种种行径,陈述了请愿理由,第五专署最后表态,立即派人到陵川调查师人凤的问题,确保请愿代表回到陵川后的人身安全。请愿团返回陵川。

  12月6日,在陵川县委领导下,牺盟会组织发动1000余名群众,走上街头进行反师大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坏官师人凤”、“驱逐师人凤出陵川”、“将抗战进行到底”等口号,县委发布了《告全县农民书》,坚决要求撤换师人凤的县长职务。此时,师人凤在晋南工作团和河北民军支持下,唆使部分顽固分子召开“拥师大会”,组织“挽师请愿团”,迫使群众在挽留书上签字,结果遭拒绝。群众冲进“拥师”会场,高呼“反对坏官师人凤”的口号,将会议冲散,使“拥师大会”变成了反师大会。师人凤在人民群众面前又一次遭到失败。1939年1月1日,戎伍胜任第五专署专员后,撤掉了师人凤县长职务,任命决死三纵队一团政委、共产党员张维汉为陵川县县长。全县群众闻讯到县城聚会,庆祝反师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晋城县顽固县长陈树华,不执行抗战法令,破坏抗战,处处与牺盟会作对。他直接指挥的保安团,纪律涣散,欺压百姓,随便抓人打人,被群众称为“火柱队”。1938年夏,晋城中心县委决定发动群众驱逐陈树华出晋城。中心县委以牺盟会的名义,将陈树华破坏抗日、欺压百姓的事实向五专署控告,同时向国民党17师师长赵寿山请愿,五专署专员戎伍胜撤换了陈树华的县长职务,任命共产党员张韵波为晋城县县长。晋城倒陈斗争取得胜利。

  接着,沁水县顽固县长被解职。沁水县顽固县长阎世英,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不执行省政府颁布的抗战法令,专给牺盟会出难题,破坏沁水的抗日工作。在沁水县工委领导下,县牺盟会组织发动群众,向五专署控告阎世英破坏抗日的罪行,五专署专员戎伍胜撤销了阎世英的职务,委任共产党员宋钧为沁水县县长。

  在改造旧政权的同时,晋城各县还对主张公道团进行了改造。主张公道团是1935年阎锡山为实行“民众防共”,在全省各县设立的官办团体,又称好人团,在区、村都设有基层组织。负责人大都是反共的顽固分子。王耿人担任陵川县长后,公道团团长、顽固分子解守珍坚持其反动立场,不积极抗日,利用粮食挑起驻军与县政府之间的磨擦。王耿人撤了解守珍的职务,长治牺盟中心区调来共产党员张茂甫任陵川县公道团团长。晋城县公道团团长,坚持顽固立场,处处与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作对,中心县委发动群众将其赶下台,换上共产党员王春任团长。同时,阳城县换上共产党员赵树理任团长。通过改造,公道团负责人都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到1938年9月,根据上级通知,各县公道团与牺盟会合并,改称牺公联合会,会长都由牺盟特派员担任,实权由共产党员掌握,主张公道团在组织上瓦解。

  抗战初期,阎锡山旧政权虽然不能担负起领导抗日的重任,但还不可能马上推翻它,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也不现实。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只有对旧政权进行逐步改造,使之成为能领导各种派别抗战、顺应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经济要求的新政权,是非常必要的。晋城各级党组织通过对旧政权的改造,使5个县的县长均为共产党员担任,各区、村政权也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所掌握。虽说这些政权仍然带着“山西的帽子”,属于阎锡山政权系统,但通过改造,废除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使各级政权逐步变成贯彻执行抗日的政策法令,并能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保护人民利益、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抗日民主政权。

  四、晋豫特委成立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一)八路军、决死队开赴晋城创建根据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毛泽东指出:“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斗争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将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111页。)为此,党中央要求八路军115师立即于吕梁山脉,129师于晋东南,120师于晋西北展开,决死一纵队开赴太岳山脉,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并指出:“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96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1月13日,129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决定派工作团赴晋东南各县开展工作,主力部队随后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临行前,刘伯承师长再三指示:“晋东南是毛主席选定的‘眼’位,我们一定要把‘眼’做起来”。

  1938年2月,八路军115师344旅和第5支队在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率领下,从正太路南下驻守高平,转归129师指挥。3月,129师386旅补充团(后改编为17团)进驻阳城。随后,决死三纵队从翼城、浮山开进到沁水一带活动。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晋东南地区建立了冀豫晋省委,领导晋城各县党的工作。八路军、决死队进入晋城后,与地方党组织、牺盟会一道,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在县、区、村普遍成立了农、工、青、妇救国会,并组建了人民武装自卫队,逐步改造了县、区、村三级政权,有的编村还有领导地进行了公选村长。

  1938年1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赴八路军总部途中,路过阳城。他在阳城召集县政府、牺盟会及各党派团体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彭总向大家介绍了全国和山西抗日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大家要以全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为重,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各党派、团体要团结一致,坚持华北抗战,共御外侮。彭总的讲话在阳城各界引起很大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2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阳城平头、晋城东沟、高平宰李、陵川平城建立兵站,共有干部战士100多人。兵站的主要任务是:①为前线输送兵员、输送弹药、物资;②接送从延安到山西抗日前线的来往干部;③掩护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这样,到1938年初,晋城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决死队和牺盟会的密切配合下基本开辟。

  (二)中共晋豫特委成立并展开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8年2月,焦作、新乡相继被日军占领。在这里活动的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主任朱瑞,副主任唐天际,以及直鲁豫边省工委书记王卓如、组织部长聂真、青年妇女部长薛讯、军事部长高锦民等人向晋城转移,并在晋城成立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华干)。校长刘子超,教务长杜毓云,秘书长孟夫唐,大队长庄林。华干招收各地的青年学生,培训抗日军政干部。后华干迁往陵川,改为八路军晋南干校(又称小华干),办成了抗大式的学校,校长由朱瑞担任。华干共培训了2000多名学员。这批骨干力量,分别充实到军队和政权中,为开辟太南、晋豫和豫北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3月初,朱瑞一行从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挑选了20多名学员,又由晋城向阳城进发。

  阳城县地处晋豫两省结合部,居太岳、中条、王屋山之间,境内祟山峻岭,尤以南部山区最为险峻,层峦叠嶂,是通往中原和陕西的一条险道,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此为中心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是可以依托深山老林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抗击日军的一个支点;二是可以同太行和豫北的部队相互策应,保持八路军在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三是可以支援中条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阳城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上多次发生革命斗争,群众基础好。中共阳城县组织成立之后,开展了大量的活动,虽然多次遭到失败,但是在群众中已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同时,阳城县还有一支党领导下的训练有素的500多人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这一切,具备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

  朱瑞一行到达阳城后,由于县城随时面临日军进攻,当即带领阳城县政府、牺盟会及各救亡团体、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向西南部大山中转移,并决定以此为中心,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3月5日,朱瑞致电中共中央张闻天、毛泽东及中共北方局刘少奇、杨尚昆等,将晋豫边的形势及建立根据地的部署作了汇报。次日,毛泽东复电:“部署甚妥”,指示,“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布置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之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并指出,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应令阳城李县长(即李敏之)将布置七县游击战争及自任晋豫边游击司令计划,派人绕送至吉县报告阎主任(指阎锡山),求其委任,并接济枪支、子弹、经费”。

  3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朱瑞在阳城县横河镇下寺坪村召开了有直鲁豫边省工委负责人以及唐天际、李敏之等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撤销直鲁豫边省工委以及曲沃特委、河东特委、豫北特委,成立中共晋豫特委。4月,经中共冀豫晋省委批准,中共晋豫特委正式成立,聂真任书记,薛迅(女)任组织部长,李哲人(原曲沃特委书记)任宣传部长,高锦民任军事部长,嘉康杰、阎子祥、温建平(原河北特委负责人)、方升普(原豫北特委委员)和唐天际等为委员。晋豫特委受冀豫晋省委领导,原属长治特委领导的晋城中心县委及其下属组织改由晋豫特委领导。从此,晋豫地区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正式建立,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活动范围为临(汾)屯(留)公路以南,黄河以北,同蒲铁路以东,白(圭)晋(城)公路以西地区。特委机关驻阳城横河镇下寺坪村,创办有机关刊物《大众报》。

  晋豫特委成立后,主要抓了三大项工作:

  首先认真抓了恢复、整理与接受各地党组织的工作。4月,恢复了由于日军进攻而中断了的豫北地区党的关系,接着,聂真亲自视察了晋城、绛县、曲沃、夏县等县党的工作。到6月底,先后接通和建立了4个中心县委,即:夏县中心县委,领导夏县、闻喜、平陆、芮城、虞乡、安邑、永济等7个县党的工作,书记由特委委员温建平兼任;翼城中心县委,领导翼城、曲沃、绛县等3个县党的工作,书记吴云夫;沁阳中心县委,领导沁阳、孟县、济源等3个县党的工作,书记王新波(后王毅之);晋城中心县委,领导晋城、沁水2个县党的工作,书记赖若愚;阳城、垣曲县委为特委的直属县,书记分别为刘刚(后胡晓琴)、王唐文。至此,晋豫特委领导山西省的晋城、阳城、沁水、垣曲、夏县、平陆、翼城、绛县、闻喜、安邑、芮城、解县、永济、曲沃和河南省的沁阳、济源、孟县等17个县的党组织。同时,晋豫特委为加强腹心地区党的工作,在横河镇下寺坪村成立了直属特委领导的中共阳城县工作委员会(简称阳城县工委),特委组织部长薛迅任书记,刘刚(刘祖璋)任组织委员,魏健(魏震五)任宣传委员。之后,阳城县工委先后又在润城、西峪、索泉岭、刘村等地建立了4个区工委,并在索泉岭村成立了该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支部书记李春元。此时,全县党员已发展到100多人。1938年5月,晋豫特委决定将中共阳城县工委改为中共阳城县委(对外称牺盟工人工作委员会),归中共晋城中心县委领导。刘刚任书记,胡晓琴任组织部长,魏健任秘书兼管宣传部工作,茹玉珍任委员。6月,阳城县委在石臼村举行第一次全委会议,确定了今后的中心工作:一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壮大党的力量。二是要求党员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工作,深入宣传、发动、武装群众,依靠抗日积极分子,把广大群众充分动员起来。三是共产党员要以牺盟会员合法身份,对旧政权进行改造,逐步掌握区、村政权。四是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和抗日团体,并加强党对这些武装和抗日团体的领导。五是严惩汉奸、特务,大力推行合理负担。在县委的大力领导下,阳城县各级党组织发展迅猛,党员增加到400多人,是1938年初的5倍多。同时,大多数区、村政权经过改造,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了区、村长。成立了阳城县各县群众救国会。同年9月,阳城县委仍改由晋豫特委直接领导,胡晓琴任书记。1939年1月,晋豫特委更名为地委后,为加强对地委驻地的领导和管理,又将阳城直属县委改称阳城实验县委,并建立了5个区分委。这样,就使晋豫区的腹心地区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

  其次,迅速建立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晋豫边抗日根据地。1938年3月,中共晋豫特委成立后,以阳城人民武装自卫队和县公安武装的300人枪为基础,组建了晋豫边游击纵队,李敏之任司令,张月川任副司令、王兴让(王佐)任政治代表。下设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长张月川,第二支队长朱生荣,第三支队为豫北地方武装。这支武装成立后,统一佩带“敏”字臂章。游击区域为沁水、翼城、垣曲、济源、博爱和晋城之间地带。不久,游击纵队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晋豫边一支抗日的主要力量。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它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地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晋豫特委决定在晋豫边根据地建立一支以八路军名义活动的游击队。通过同李敏之协商,决定在游击纵队中抽调300人枪为基础,成立晋豫边游击队。4月初,晋豫特委在下寺坪村千峰寺召开军民大会,宣布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成立。司令员唐天际,副司令员李敏之(兼),参谋长方升普(后为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高锦民(后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4月28日,游击队在阳城与济源交界的黄楝树村召开誓师大会,宣告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正式成立,并确定这一天为晋豫边游击队成立纪念日。半年后,晋豫边游击队发展到2000人,编为7个大队。同年9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凡地委管辖的部队都称支队,并设立政治委员。依此,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改为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亦称唐支队)。唐支队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晋豫边各县党组织的大力支援,各县地方武装成建制地编入唐支队,比如阳城县的人民武装自卫队、晋城县的南公八路游击队、候马的铁路工人自卫队等等,使这支武装很快发展到3000多人,成为开辟晋豫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骨干武装。

  再次,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改造和恢复政权工作。晋豫特委及游击队成立后,时任山西省政府秘书处副处长的樊次枫,向阎锡山报告阳城县长李敏之系共党分子,在阳城搞赤化,把公安局300人的武装和最好的武器私自调拨给八路军。阎锡山发出通缉令,逮捕李敏之。党组织决定李敏之迅速离开阳城,经当时在沁水的朱德总司令介绍,李敏之到延安学习。李敏之离开阳城后,经长治牺盟中心区推荐,共产党员王宝三(山西襄垣人)接任阳城县长。王宝三一到任,首先改组了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王任主任,牺盟特派员要祟德任副主任,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秘书主任邢真、国民党中央军八十三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任副主任。紧接着根据晋豫特委的指示,将破坏抗日的汉奸樊次枫抓获。樊次枫系阳城润城镇人,出身富豪之家。太原失守后,阎锡山派其到晋东南监视牺盟会活动。他在润城等地派人四处活动,发展“维持会推进员”,秘谋降日。樊的汉奸行径暴露后,畏罪潜逃在阎锡山的亲信续济川部下。为尽快捉拿樊次枫,县公安局派人秘密跟踪,终于在浮山县三教河将其抓捕归案。阎锡山获悉樊次枫被抓后,于9月17日电告阳城县政府,下令释放樊次枫。王宝三在中共阳城县委、县牺盟会的支持下,决定先斩后奏。9月18日,县政府召开“九·一八”国耻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达数千人。王宝三主持大会并讲了话,牺盟会、抗日团体、驻军代表也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大会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土、杀我同胞、掠我财物的累累罪行;对以樊次枫为首的汉奸分子卖国投敌的罪行进行揭露与声讨,号召全体抗日军民不忘“九·一八”国耻,认清形势,团结一致,誓死抗战到底。会场群情激愤,一致要求严惩汉奸樊次枫。县政府根据樊次枫所犯罪行和省政府颁布的严惩汉奸的法令,将其判处死刑,当即押往东关小桥下执行枪决,并将其汉奸财产没收充公。随后给阎复电,称:“接到电报时,已将樊枪毙。”阎锡山接电后,十分恼火,即派五专署督察专员戎伍胜到阳城查办王宝三。戎伍胜及时通知了阳城县委,并为保护王宝三的安全,决定调走王宝三和公安局长张月川,委派陈发贵接任阳城县长。

  (三)军民协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正当晋城人民在晋豫特委、晋豫边游击支队及各县党组织、牺盟会的领导下积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时候,1938年2月,日军派飞机对晋城、阳城、高平、沁水、陵川县城及一些交通重镇进行了疯狂轰炸,共炸死炸伤群众300余人,炸毁房屋1000余间。随后,日军石黑支队由河南北犯,27日,占领晋城。28日,占领了阳城县城。3月3日,侵占沁水县城。4月3日,侵占高平县城。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虏掠,无恶不作,许多无辜群众被杀戳。

  日军的野蛮侵略不但没有吓倒组织起来的晋城军民,反而更加点燃了抗日的汹汹烈火。抗日根据地在这烈火中越烧越旺、越烧越大。1938年4月,日军纠集10余个联队3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企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消灭八路军和抗日军队,摧毁抗日根据地。晋城军民配合八路军、决死纵队投入了保卫根据地的战斗。

  4月初,日军疚田部从沁水沿曲高公路向高平进犯,决死三纵队配合国民党17师在曲高公路沿线不断袭扰敌人,并利用高平关一带的有利地形,阻击来犯之敌。经8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日军120人,打伤200余人,缴获钢炮3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130余支。此后,该部又分别在高平丹朱岭、寺庄、晋城界牌岭、宋家山等地阻击日军,毙伤敌100余人。

  4月16日,八路军在武乡县长乐村取得大捷后,盘踞长治日军向临汾撤退。27日,在高平丹朱岭受到八路军115师687团、688团、决死一纵队游击二团的阻击,经过一天激战,毙伤敌600余人,击毁汽车、马车20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被服、军用器材等。此后,抗日军民乘胜追击,相继收复被日军占领的高平、晋城、阳城、沁水等县城。至此,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在反九路围攻中,盘踞沁水县城日军企图偷袭转移至上沃泉村的沁水县委、县政府和各救亡团体,决死三纵队第七总队第一大队与日军在将军腰展开激战。七总队政治部主任、一大队教导员刘焱等7位指战员牺牲。此时,驻沁水柿园村的决死三纵队第九总队乘机分两路夜袭沁水城内日军。当九总队接近城墙时,被敌人发觉,攻城部队在柿园村群众配合下,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一中队攻破北城门,奋勇登上城墙,与敌展开搏斗。日军从东西两面向登城部队迂回合击,包围了登城战士,英勇的战士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全部负伤,7人被俘。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攻城部队撤出战斗。这次攻城战斗,第九总队61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日军对被俘的7名战士进行劝降,在敌人的淫威面前,被俘战士坚贞不屈,拒不投降,被日军枪杀。7勇士在就义前,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等口号,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高尚民族气节。敌酋在沁水县城东北山脚下掘墓将7勇士礼葬,并在墓前树立木牌,上写“支那勇士之墓”。

  晋城各县自卫队、游击队参加了反日军九路围攻,主要负责拆城破路、空室清野、疏散群众、惩除汉奸等工作。陵川县游击队在牺盟特派员卫逢祺和陈冰之带领下,破坏邯长公路,截断了日军这条重要的运输线。日军进攻阳城时,遭到了我地方武装的袭击。日军占领阳城后,进行报复性大屠杀,有700多名无辜群众惨遭杀戳,大街小巷尸体横陈,血流成河。惨案发生后,转战横河镇一带的中共晋豫特委、阳城县委派晋豫边游击纵队副司令张月川、二区区长王春等人带领游击队回县城安抚遇难群众,维持社会秩序。王春一方面发布告示,表明县政府与人民同在,生死与共,坚决抗战到底;一方面组织群众掩埋同胞尸体,清理街区血污。并给遇难群众亲属拨发粮食、物资,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同时,游击队逮捕了汉奸温茂林。温系阳城城内人,裕通典当铺掌柜,在日军占领阳城时手执太阳旗,到东关保定桥迎接日军进城,并成立维持会,自任维持会长。他还在其当铺周围张贴“中日友善”、“大东亚共荣”等传单,散布汉奸言论。5月5日,县政府在驻地吉德村召开公审汉奸温茂林大会,县长李敏之主持大会,各区干部和周围群众参加大会,公安局长张月川在公审大会上历数温茂林罪行,县政府宣布没收其财产,判处温茂林死刑,立即枪决。陵川县以段虎卿为首的反动势力,组建了一支民团武装,同日军特务机关进行秘密联系,并在附城组织起了地下维持会,以附城当铺、盐店为联络点进行反动活动。他们制造谣言,盅惑人心,挑拨群众与八路军的关系,宣扬日军的“大东亚共荣”等谬论,还计划组织武装暴动,配合日军的围攻。得知这一情况后,八路军385旅广昌团派人对段虎卿的反动活动进行侦察,掌握了段虎卿等人的卖国投敌罪证,在区牺盟会的协助下,将汉奸头子段虎卿、盐店掌柜胡福卿、当铺掌柜李克忠逮捕,段虎卿在押解途中畏罪吞金自杀。4月20日,陵川县抗日政府和县牺盟会在附城村召开宣判大会,对段虎卿三人进行公判,判处三人死刑,将胡、李执行枪决。解散了他们组织的东王庄民团,收缴了附城盐店和当铺的财产。

  此次反围攻作战,历时近一个月,共歼灭日军4000余人,先后收复了包括高平、晋城、阳城、沁水在内的18座县城,把日军全部赶出了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斗,意义十分重大。一是挫败了日军歼灭八路军主力,以巩固其后方安全的企图,歼灭了日军有生力量,大刹了其骄横凶恶、不可一世的气焰;二是为包括晋城根据地在内的整个晋冀豫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打乱了日军的部署,牵制了大量兵力,造成了日军不能全力西进南下的形势,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除此之外,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对晋城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它使晋城广大城乡连为一片,标志着晋城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了。从而实现了毛泽东在太原失守后提出的“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同时,晋城军民通过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积累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为以后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从此,晋城根据地开始进入了全面巩固和发展的新时期。

第二节 十二月事变及晋城军民的反顽斗争

  一、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与晋城党组织的对策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迫于其战线延长,调整了侵华策略,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以其主力集中对付坚持敌后抗战的共产党、八路军。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也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于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大肆推行“溶共”、“防共”、“限共”政策。在山西,阎锡山紧步蒋介石后尘,充当反共急先锋,制造了一系列旨在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取缔牺盟会、决死队的磨擦事件。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秋林会议”,制定了“不择手段的无条件存在”、“狡兔三窟”政策,暗示他的部下“天要下雨了,要准备雨伞”,公然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抗日第二,防共第一”(《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53页)。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加快了反共反人民步伐。首先,其针对当时许多专署或县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手中的情况,在专署之上成立了4个“省行署”,并分别委任其亲信、4个集团军总司令兼行署主任。其中,以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兼第三行署主任,驻阳城岩山,负责整个晋东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同时,取消了战地动委会,停止供给八路军粮食,暂停牺盟会发展,缩小各行政专员的权力,不准由专员委派县长。其次,在全省成立了“精神建设委员会”、“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恐怖组织,网罗极端仇视共产党的顽固分子,配合国民党特务,到处散布谣言,破坏牺盟会,瓦解决死队,攻击共产党、八路军。阎锡山派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赴晋东南各县时,还亲自训话,要他们不惜做“蛇蝎蛐蜓”,暗杀共产党和抗日干部,甚至策动武装政变。再次,在行署之下划分若干“师管区”,由师长兼专员,团长兼县长,撤换了大部分牺盟县长,把军政民大权集中到了旧军人的手中,实行“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统一待遇”。为达到彻底消灭八路军、决死队的目的,阎锡山还开办所谓“暑期进步训练”(又称“洪炉训练”),拉拢、收买在军队中担任职务的大小军官,明目张胆地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口号,要求受训人员一律要“言会长(阎锡山任民族同志会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志会长之志”。决死三纵队中叛变的旧军官孙瑞昆、刘树茂、张德修等人就是在此时受训并被收买的。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助长了晋城各地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孙楚到阳城后,同国民党33军团地方工作队及军统特务互相勾结,派人到处散布八路军“光吃粮,不交款”谣言,鼓动阳城地方豪绅杨嗣立、曹毓智、刘彬、刘述屏、宋稳住、卫建都等拒绝向抗日政府交粮,又唆使83师屡次无理向抗日政府索要过多的粮款和民夫,并以“办事不公”为由聚众闹事。此外,顽固派还企图改组县动委会,83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提出八路军不过千人,在动委会中只能有一名代表,中央驻军以团为单位各占一名代表,并以此要挟牺盟特派员魏永生,但遭到严正驳斥。他们到处刷写“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等标语进行政治宣传,并以军事上的优势在四乡通往县城的道路上布岗设哨,企图隔绝抗日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恐吓抗日进步人士。更有甚者,孟光恒、石天麟等三青团骨干分子在国民党33军团支使下,公然殴打四区、五区区长和区牺盟会特派员,砸抄了二区区公所和牺盟会。1939年1月,国民党33军团地方工作队勾结反动分子上官凌云等,以军事演习为名,包围了阳城县城。暴徒们分别闯入阳城牺盟会、人民武装自卫队驻地进行打砸抢,砸毁了牺盟会的牌子,烧毁了文件和办公用具,并赶走了自卫队队长武士瑗、副队长尹伊、指导员杨保林,强行派人担任自卫队长。

  在晋城,1939年12月16日,针对日益严重的分裂倒退倾向,县政府与牺盟会发动了3万余群众参加的“反顽大会”。国民党47军李家钰部包围了会场,局势剑拔弩张。19日,该部又以实弹演习为名,包围了决三营。

  在沁水,国民党93军造谣沁水人民武装自卫队要编入八路军序列,派兵将自卫队重重包围,强行缴枪120余支,子弹7000余发,还将牺盟特派员师小帆、夏雪无理逮捕。阎锡山独8旅也在沁水到处抓捕抗日干部群众。

  在高平,顽固分子姬镇魁参加了国民党军统晋南工作团在高都举办的训练班,回到高平后,成立国民党高平县党部,顽固派势力得到加强,县动委会被迫解散。
  陵川的地方豪绅杨垕、段树毕等人在晋城东部组织了“突击队”、“暗杀团”,张生兆临时拼凑了国民党陵川县政府,先后潜入陵川附城,纠集当地道徒1000余人,组成所谓“十三支队”,配合国民党军袭击抗日政府,暗杀抗日干部。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和阎锡山乘晋城军民全力粉碎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之机,向晋城增派驻兵,加快渗透。到十二月事变前,晋城境内的国民党驻军由原来的3个军增至7个,计有驻沁水的93军刘戡部,驻阳城的14军陈铁部,驻陵川一带的新5军孙殿英部,驻沁水、长子交界的27军范汉杰部,驻高平的40军庞炳勋部,驻晋城的47军李家钰部、97军朱怀冰部,加上阎锡山军的独8旅,第一战区的黎民游击队,总兵力在20万人以上。而我党领导的军队仅有驻高平的八路军344旅、驻阳城的晋豫边游击支队及决死三纵队197旅6个团。不仅如此,顽固派还与日军勾结,共同对付八路军、决死队。阎军独8旅就与日军同住一村,实行互助,彼此不分,而后与日军公开合作,“扫荡”抗日根据地。

  应当说对于顽固派迟早要发动的这场事变,从中共中央到晋城各县党组织都是有所估计并作过充分准备的。早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就根据对蒋介石和阎锡山政治态度发生转变的分析和研究,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为山西的反顽斗争作了一系列指示,指出:第一,反顽斗争的指导方针是巩固内部团结统一;第二,反顽斗争的中心是巩固已得阵地;第三,反顽斗争的实质是反对妥协投降;第四,反顽斗争要坚持自卫原则;第五,反顽斗争的策略是对旧派分子分别对待;第六,反顽斗争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为山西及晋城的反顽斗争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1939年10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晋城,在晋城中心县委驻地西大阳村,召集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旅长兼政委黄克诚、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和晋豫地委书记聂真等开会。彭德怀分析了晋城当前严峻的政治形势,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反顽斗争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长期性,针锋相对地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磨擦斗争。并要求344旅、抗大一分校和晋豫地委配合行动,避免一切损失。之后,彭德怀从晋城赶到沁水,在田家湾村召集决死三纵队、长治牺盟中心区领导戎伍胜、杨献珍、董天知、郝廷珖、张立森、宋静明等开会,进一步指示要提高警惕,不可信任旧军官,对极端顽固人员要下决心清理(戎子和《回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彭德怀还在西赵庄召开决死三纵队全体干部战士大会,提醒大家要认清形势,警惕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将山西抗战坚持到底。

  1939年9月10日至28日,晋冀豫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武乡县举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主持会议,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作了政治和抗战形势报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表了重要讲话,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反顽斗争的指示精神,根据全区面临的形势,提出今后党的总任务是:“巩固根据地,粉碎敌人围攻,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准备反攻”。

  12月中旬,牺盟会针对阎锡山的“秋林会议”,在沁源召开晋东南第一次牺代会。会议通过了《反顽固分子、反妥协投降的纲领》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纲领》。薄一波在重要讲话中,号召牺盟会员提高警惕,“也要准备雨伞”,以“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姿态迎接斗争的考验。

  对于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豫区党代会、晋东南牺代会及彭德怀等的指示,晋豫地委都及时进行了传达学习,并结合晋豫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落实的方法、步骤、措施。第一,巩固党的组织,向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把县、区、村党组织建成反顽斗争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第二,根据政治斗争情况,对阳城县委、区委、村支部进行组织调整,建立公开和秘密两套班子,秘密班子随时准备在困难时期坚持地下斗争,凡是在社会上公开活动的党员,都参加到游击队中去;第三,各县委要立即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运动。

  晋城各县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反顽斗争,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召开各种会议,广泛发动群众,揭露阎锡山的反共降敌阴谋,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时局的危险性。阳城县在南河滩召开千人群众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打出了“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欢迎孙总司令共同抗战”横幅,既表明了军民抗战的决心,同时警告孙楚,不要别有用心。高平县在米山镇、晋城县在南校场、沁水县在景家沟、陵川县分片都召开了反顽大会、拥蒋反汪大会,各群众救亡团体都在大会上发言,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卑劣行径,揭穿日军利用汉奸进行欺骗宣传的政治阴谋,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二是发动群众同精神建设委员会、敌区工作团、政治突击队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陵川县委组织群众向驻卓凹村的精神建设委员会请愿,要求歼灭危害百姓的土匪武装,精建会惧怕见群众,县委同其面对面开展说理斗争,终使其理屈词穷,在群众中威信扫地,只好退出陵川。精神建设委员会等组织到高平后,高平县委发动各群团组织同其开展了各种斗争,限止了顽固组织在高平群众中的活动。四是坚决打击极端顽固反动分子。国民党特务组织“晋南工作团”与陵川顽固派勾结,进行反共活动,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散布投降主义论调。陵川县委发动各抗日团体,将其赶出陵川。河南土匪曲多羊武装被阎锡山收编后驻在陵川,以第二战区游击队名义,在陵川县征粮索款,绑架打骂区、村干部,成为陵川群众一害。八路军赵涂游击队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坚决将这支土匪武装彻底歼灭。河北民军张荫梧退出陵川后,成立了一个河北民军晋冀豫边区办事处,经常与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搞磨擦,赵涂游击队与陵川人民自卫队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将河北民军办事处包围缴械,粉碎了张荫梧企图继续控制陵川政权的图谋。五是加强对地主、富农的争取工作,稳定其思想,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点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时缴获的战利品中,发现日军宣抚班的报告这样写道:“现在八路军对民众的宣传和行动中,没有丝毫阶级斗争的意味,只是充满着激烈的抗日情绪,所以现在对八路军不能再就共产主义攻击。”在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紧急动员起来,揭露顽固派有意制造磨擦的阴谋,大力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斗争,从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武装了群众,为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作了积极的准备。

  但是,这一时期晋城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只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忽视了党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仅仅估计到了事变发生的可能性,而对事变的性质、顽固派的目的及将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等缺乏细致的分析、周密的部署、广泛的宣传揭露。在具体的行动上,虽做了一些事情,但措施不果断,行动迟缓,致使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东西被顽固派的突然袭击而弄得措手不及。比如,晋城各界群众举行“反顽大会”时,国民党47军李家钰部已明显地站在了阎锡山的一边,四周架设机枪,随时准备镇压群众。但晋城县政府、牺盟会、决死队、公安局的领导却幼稚地认为国民党中央军不会参与武力冲突,并派人试探李部的态度。李家钰假意声称“这是你们山西内部的问题,我们中央军绝不参与你们任何一方”,随后却以演习为名包围决三营。决三营视之为真,卒至丧失了应有的警惕,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又如,在有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阎锡山在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随时可能发生反共反人民的事变时,党组织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形势教育,而显得操之过急,全力发展农村党员和基层党支部。有资料证明,这个时期是晋城党史上党员和党支部突飞猛增的时期。这一方面固然壮大了党的力量,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由于形势所迫,对新发展的大批党员没有及时进行思想、组织、纪律教育,致使出现了诸如组织不纯、党的凝聚力不强等问题,以致后来在敌人疯狂进攻面前,党失去了坚强的战斗力。在对待决死队的旧军官方面,显得优柔寡断。决死三纵队的6个团分散驻地5个县,有的相隔数百里,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对在决死队中担任要职的一些旧军官,彭德怀、聂真等早就要求该撤的撤,该换的换,但遗憾的是直到祸已酿成,仍未见采取可行的措施。

  二、“十二月事变”的发生及其对根据地造成的危害

  1939年11月底,阎锡山在完成了一步步准备之后,认为时机成熟,下达了消灭决死队、取缔牺盟会的命令。他说:“不如此,我晋绥军将无立足之地。只有解决新军、牺盟会,接受日本提出的中日提携办法,才能达到生存之目的”(史纪言《难忘的事变》,《山西文史资料》第3辑)。12月1日,阎锡山诡称要对日军实行“冬季攻势”,命令决死二纵队为第一线,对同蒲路进行破击,同时命其第15军、第61军为预备队,紧跟背后“配合”,使决死二纵队处于日阎夹击的状态。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识破了阎锡山的阴谋,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立即宣布新军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晋西事变(即十二月事变)爆发。

  1939年12月4日,阎锡山第8集团军总司令、第三行署主任孙楚,指派三青团骨干分子上官凌云带领一伙武装暴徒,在国民党83师的配合下,袭击阳城县政府、牺盟会,捣毁了阳城县动委会主办的《新生报》社,肆意抢劫各种物资器械,关押和殴打工作人员,并绑架主编王良,揭开了晋城“十二月事变”的序幕。

  12月8日,国民党第14军第85师、第10师配合三青团、敌工团、突击队等在阳城县同时行动,武装进攻县政府、县牺盟会以及各区、村政权。全县5个区公所和大部分村公所被捣毁,四区区长王德政被当场杀害,大批共产党员、抗日干部、牺盟会员被抓、被打或惨遭杀害。公安局的全部武器装备被搜缴,公安局长赵养锋和民政科长张健民被吊在十字街牌坊上毒打,10余名公安警察被捕。

  12月14日,孙楚任命国民党83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为阳城县长,以武力夺取了阳城县抗日政权。这次事变,阳城县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及进步人士1000多人被抓、被毒打,130多人被关押,10多人被杀害,10多人失踪。临涧村农救会主席、共产党员卫金瑞被顽固派活活打死,抛尸街头。

  事变发生后,晋豫地委召集阳城县委召开紧急会议,采取应急措施:凡是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牺盟会干部,立即撤离工作岗位,随唐支队转移,将牺盟特派员魏永盛、赵树理等人调离阳城;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要隐蔽下来,党支部要缩小,尽量开展合法隐蔽的斗争;县委领导要迅速下到各区分委,把当前的形势和上级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指示传达到基层党组织和牺盟会,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为了避免唐支队直接同国民党顽军的冲突,晋豫特委、唐支队分别从阳城县城转移至郭峪村。

  12月18日,顽固分子芦有年率保安团,与国民党47军、阎军独8旅孙瑞琨等部勾结,袭击了晋城县抗日政府、牺盟会、各抗日群众团体及决死三纵队晋城独立第三营。在组织突围时,教育科长黄祟武、公安局长宋镜溪、公安局指导员张相之、政治指导员张小峰、二区区长宋国英、青救会干部宋致国等16人牺牲,100余名干部被捕。公安局和决三营损失枪400余支。晋城中心县委、县政府、各救亡团体,接晋豫地委通知转移至高会、土岭村一带。孙楚任命国民党军统特务张鸿惠为晋城县长。

  12月18日,沁水县三青团骨干分子伙同当地地痞豪绅,在国民党93军的支使下,向沁水抗日县政府、县牺盟会及区、村政权发起进攻。县政府秘书王少平、公安局长郑重、牺盟会工作员姚勇(女)等人被捕。三区区长王维岳被打伤,区公所和牺盟会被捣毁。区武装自卫队一部分被国民党14军缴械,一部分在区分委书记李广澎带领下转移。在短短两天时间内,沁水县、区、村政权被捣毁,共有9人被害,80余人被捕,保安队、公安局被缴枪400余支。沁水县党、政、军和群众组织在决死三纵队的保卫下,向晋豫地委、唐支队驻地转移。转移途中保安连在阳城章训村叛变。

  12月21日,陵川县反动县长张生兆,指使庙道会头子秦十成率1000余人,在国民党40军庞炳勋部的支持下,武装袭击了区、村政权,威胁、绑架和暗杀抗日干部。牺盟秘书王建帮残遭杀害。秦庄抗日村长被抓后宁死不屈,跳进废弃的煤窑壮烈牺牲。五专署农救会情报员武河顺被顽固派用绳子活活勒死。

  12月下旬,驻高平的国民党27军范汉杰部、阎军独8旅与高平顽固派姬镇魁的地主武装相配合,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高平县党组织、抗日政府、牺盟会、各群众团体损失惨重。

  在肆意杀害共产党员、摧毁抗日政权的同时,各地顽固派还把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1939年12月23日,驻沁水县苗沟村决死三纵队第8团,在孙楚的策动下叛变。该团团长孙瑞琨以召开全团排以上军政干部大会为名,事先在会议室周围布设了埋伏,秘密架设了机枪,待政工干部、共产党员和进步的军事干部一进会场,即捆绑扣压。刚从纵队部开会返回的团政治主任陈仕平以下64人被捕。孙率部押解着被俘人员向国民党47军驻地晋城县大阳、南沟靠拢。途中一营教导员阎玲之(怀聘)奋起反抗时被枪杀。总队政治主任陈仕平、组织科长张师周、连长和连指导员李柽、温东贤、谢国玺、仝振德、涂成等7人在晋城大南沟村遇害。其余被捕人员后被押送到孙楚第三行署驻地阳城岩山村。

  12月24日,驻沁水与安泽交界的决三纵197旅旅部和9团,在旅长赵世玲、团长王寿堂的策划下叛变,收缴了政工人员的枪支,并集中关押。

  12月25日,长治牺盟中心区机关报《黄河日报》在沁水遭阎军独8旅袭击,报馆被投掷手榴弹300余枚,编辑人员大部被捕,机器全部被毁。决死三纵队司令部参谋长李翔初等人,借口躲避独8旅的进攻,率部由沁水向决7团驻地阳城郭峪转移时叛变。纵队政委戎伍胜急派阎弘骆、史曼林通知《黄河日报》向沁源转移,阎、史二人不幸被独8旅活埋,《黄河日报》社被捣毁。

  同日,决死三纵队第7团团长张济、副团长靳福忠在孙楚和197旅旅长赵世铃策动下,于阳城县郭峪村叛变,宣布脱离决死三纵队,归孙楚领导,并组织突击队袭击了团政治部,政治主任郭鸿璜、一营营长卢正维等30余人被捕。当时,在郭峪村驻扎的还有阳城、沁水、浮山等县突围撤退出的党政干部。当天深夜,决死三纵队7团3连共产党员、连长戴铮和指导员南梦祯率队带领被押干部突围,连夜转移至晋豫地委与唐支队驻地晋城高会。未突围出的干部后被押往孙楚驻地阳城岩山村。

  12月26日,游击11团1营营长牛善斋挟部于高平柳树口村叛变,并于次日配合独8旅武装袭击了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五专署、长治牺盟中心区及各救会领导机关驻地高平尹家沟。游击11团团长刘修堂、政治部主任杨绍曾指挥该团2营6连战士对叛军进行了反击,并多次击退叛军进攻,掩护戎伍胜、董天知等率领决死三纵队政治部、长治牺盟中心区和各救会机关,转移到八路军344旅驻地高平陈土区村。

  12月27日,决三纵游击12团奉命由沁水西部向高平决死三纵队司令部靠拢过程中,二营在沁水郑庄一带,被国民党93军包围聚歼。

  12月28日,独8旅和叛军游击11团1营,捣毁了决死三纵队、五专署设在沁水、高平一带的修械厂、被服厂、生产合作社、后方医院、后方留守处等单位,并将各处财物抢劫一空。我方死伤干部10余人,被俘100余人。

  1940年1月初,从晋城、沁水、阳城撤退出的抗日干部相继转移到晋城县西南部的土岭、高会一带,为了便于统一领导与指挥,晋豫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晋(城)沁(水)阳(城)三县工作委员会和晋沁阳三县联合办事处,各县的武装统一编入唐支队。
  1月4日,阎锡山委派的晋城县长贾建民,勾结国民党47军523团,及卢有年、孙瑞琨等部叛军,经密谋策划,伪装成决死队,以打土匪为名,对驻在土岭的晋沁阳三县联合办事处进行了袭击。孙瑞琨等叛军从晋城县城出发,经东沟、周村、李寨,向土岭攻击;国民党47军523团伪装成决死队,经李河村,迂回包抄土岭。得到消息后,三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宋乃德带领部分干部沿土岭村南面的山沟向沁河岸边突围,遭到顽军阻击,除少数干部脱险外,其余大部分被捕。晋城县牺盟特派员丁文法带领10多名干部死守在土木结构的三层楼上,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一直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敌人见冲不进去,便放火烧楼,终因寡不敌众,丁文法等4人英勇牺牲,80余人被俘,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土岭事件”。至此,顽固派把在晋城各地发动的十二月事变推向了高潮。

  十二月事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顽固派,为配合日军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阎锡山为达到其“无条件存在”之目的,在晋西、晋东南同时发动进攻抗日决死队、摧毁抗日政权、破坏抗日团体、残杀抗日干部的反动事变。事变的性质决定了顽固派发动事变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所谓“开展党务”、“开展政权”、“讨伐叛军”、“收复失地”,而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不折不扣的反攻倒算,其目的就是要把共产党、八路军、决死队赶出晋豫、太南等根据地。1940年1月19日,蒋介石命令晋豫和太南地区的八路军、决死队一律撤到白(圭)晋(城)路以东、邯(郸)长(治)路以北地区,命其第93军、27军向临(汾)屯(留)公路以北推进;命第47军、14军在阳城、晋城一带,压迫唐支队;命第40军庞炳勋部配合阎军独8旅及27军一部,在高平、陵川、长子、壶关等地包围八路军344旅及决死三纵队。不打自招地把发动“十二月事变”的真相告白于天下。顽固派在事变中采取的手段之残忍,破坏的程度之大,完全证明他们要把“晋东南变成一个屠场”,要彻底“毁坏晋东南这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杨献珍《论十二月事变》,1940年1月《新华日报》)。他们对待抗日政权、抗日军队明枪暗火,或武装挑衅、狂轰滥炸、肆意抢劫,或拉拢收买、暗杀绑架;对待被捕的抗日人士,杀头、挖眼、挖心、挖脑、割乳、割生殖器、割耳、剁手、活埋、乃至妇女干部被先奸后杀,惨无人道之刑用绝。土岭事件后,顽固派为了发泄,在晋城连续数日搜山,遇人便杀,约百余名无辜群众遇害。决死队独3旅的伤兵医院遭到袭击,那些在战场上与日军撕杀而幸存的伤兵却惨死于萧墙之祸。凡是山西五专署、抗日政府、决死队、牺盟会住过的村庄,居民皆被搜查、吊打,贵重财物被抢劫一空。一老人因不知底细,当即被砍去右臂。阳城县政府一科科长张健民斥责国民党破坏抗战,被吊在当街牌楼上毒打5个小时。高平一个干部未被捉住,顽固派就把他的3岁幼子杀害,另一名干部事先出走,其妻子遭到强暴。更有甚者,当日军侵占阳城时,孙楚在惶惶逃跑之余,还下令将事变中扣押的24名所谓“政治要犯”枪杀于秋川河。

  十二月事变给晋城抗日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首先,丧失了晋城军民经浴血奋战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十二月事变后,晋城各县党、政、军、群组织被迫撤退至平顺一带,晋城沦为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驻防区,晋城人民“两年所辛苦经营的一点进步”惨遭国民党、阎锡山的“血手毁坏”(杨献珍《论十二月事变》,《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一辑)。其次,大批共产党员、抗日志士被杀害,使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元气大伤。晋城县事变后仅有党员218名,较事变前减少1475名。事变中,全区有数千名久经锻炼的抗日干部被抓,约500余人遇害,其中,仅阳城县遭杀害的干部就达300多名。第三,抗日队伍遭到惨重损失,严重影响了对敌斗争的开展。整个事变,仅决死三纵队的损失就计有:叛变了一个纵队司令部、一个旅部、3个团、1个营,被国民党军消灭1个营,共计损失4000余人,各种物资不可计算。此外,由阳城经晋城东沟、高平宰李、陵川禺居到长治、武乡的这条连接党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地下交通线亦被破坏。总之,十二月事变后,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5个县所有的抗日政府、牺盟会、各救会均被摧毁,大批基层党组织遭到破坏,极大地迟滞了晋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对日军的反攻,延缓了晋城人民获得独立自由的时间。正如朱德、彭德怀给阎锡山发的电报中指出的那样:“(彭)德怀返部(指八路军总部)路过阳城、晋城,适见孙楚先生联合友军(国民党军),对晋东南牺盟会大肆摧残,阳城、晋城、高平、陵川、沁水、浮山等县相继发生政变,以武装残酷手段对抗日进步分子枪杀、活埋,日必数起,逮捕囚禁狱为之满,并积极破坏金融,结果土货、债券、铁路、银行纸币亦遭受影响,一直暴跌,致物价飞腾,商贾辍业。而各地反动分子更乘机活动,寻求报复、越货杀人,社会陷于恐怖。孙先生部属中之坏分子更到处宣传,先解决牺盟,后逐八路军,并对共产党任意污蔑,甚至共产党员亦有被残杀者,其形势较(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湖南马日事变尤为严重。”

  三、反击顽固派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极为关注。毛泽东、中央军委多次向八路军、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电报,明确指示要“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1939年12月3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向顽固派发出了严正警告:阳城等县所发生之同室操戈反进步事件,本人认为系抗战中之莫大不幸事件,如继续扩大,是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之障碍。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反动分子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严密注意之中。

  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晋城各地的八路军、决死队对国民党顽固派及阎锡山武装奋起反击。1940年1月,八路军344旅在决死队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狠狠教训了反动气焰最为嚣张的阎军独8旅,先后在高平南杨村和马游歼灭了其400团和13团。

  为了粉碎蒋介石、阎锡山迫使八路军、决死队撤退出晋豫、太南的企图,晋城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针锋相对,采取集中打击孙楚,暂时中立国民党军,逐步巩固晋豫、太南根据地的方针。一面拒绝执行蒋介石要八路军、决死队退出晋豫、太南的命令,一面加强自己的力量,统一作战指挥,严阵以待,准备应战。1940年2月,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与晋豫边游击支队在晋城李村合编,组成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1旅,韦杰任旅长,唐天际任政委。部队整编后,于2月6日在晋城大阳一举击毙国民党第一战区黎民游击队近千人,彻底消灭了这支在十二月事变中多次袭击抗日队伍,残害进步人士的反动武装。3月,决死队经过补充整编,成立了新的三纵队,戎伍胜任司令员,董天知任政委,编入129师系列。以后这支队伍在解放山西的历次战斗中,战绩卓著,卒至获得“临汾旅”的光荣称号。

  针对顽固派不断的绑架、暗杀事件,各地党组织针锋相对,组织除奸队,果断地处决一批极其反动的顽固分子。阳城除奸队在胡正六队长的带领下,由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密切配合,于北留镇抓获了敌工团骨干分子吴荣廷,并将其处决。吴在事变中,充当国民党第33军团的打手,杀害抗日干部,被李英樵任命为阳城二区区长。陵川县牺盟除奸队在路宪文带领下,狠狠打击了孙楚任命的张生兆县政府绑架杀害牺盟会干部的罪恶行径,先后逮捕处决了以庙道会头子秦十成为首的极端顽固分子。

  晋城的广大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同顽固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晋城牺盟特派员丁文法被围困在土岭的一座三层楼房上,仍连续击退敌人的多次猛攻,当气极败坏的敌人放火烧楼时,他面对死亡,一边还击,一边高喊:“同志们,不妥协,不投降,誓死和敌人拼到底!”高平一个区队长被独8旅抓去,敌人吊打一夜,逼问他反不反对牺盟会,他始终回答:“不反对!”接着敌人又对他压了3次杠子,每压一次,问一次,他仍然回答:“不反对!”十二月事变中许多被捕人员被关押在阳城析城山下的秋川河,不分男女全都蜷伏在铺着谷草的地面上,一日三碗玉米糠粥,没有菜,没有盐,连水也不供给。非人的待遇加上恶劣的环境,使大部分人染上疥疮,肌肤溃烂,奇痒难忍,一部分人被折磨得皮包骨,卧地不起。但即使这样,他们仍没有丝毫屈服,相反,狱中却常回荡起《我们在太行山上》、《国际歌》、《浪亡三部曲》等歌声,充分表现了他们革命的乐观主义。一个年轻的监狱官曾以保出监狱为条件向阳城牺盟特派员姜涛求婚,姜涛严正地回答道:“谢谢你的关心”、“要活我与同狱的人一起活,要死我与同狱的人一起死!”这些被捕人员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照常过组织生活,同顽固派进行坚决地斗争。1940年5月1日至2日,孙楚在撤离秋川河时,下令将关押的24人杀害,其中包括决死三纵队197旅政治主任张凤阁、7团政治部主任郭鸿璜、9团政治部主任郝廷珖、浮山县抗日县长武之诚、阳城牺盟特派员姜涛等。临刑前,姜涛仍在高唱《我们在太行山上》。7团连指导员武学义在就义时,高喊“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牺盟会决死队万岁!”“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8团连长李柽则愤笔写下“杀头好似风吹帽,敢在世中称英豪”的诗句。

  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和决死队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决死队中一些战士十分同情被扣压的政工人员,有的甚至冒险将政工人员放走。8团政委陈仕平等人遇害后,大南沟村的共产党员张九喜同农民吉五昌、茹志忠、张豹、张九丸等人偷偷将他们的尸体掩埋。高平龙泉寺边一农家妇女,将2名决死队政工干部隐藏起来,巧妙地躲过了敌人大搜查。陈山一老太婆每天偷偷给被独8旅抓走的决死队员送水送饭。南杨村大地主的一个仆人,千方百计给被抓捕的决死队员传送情报,并帮助他们逃离虎口。正是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晋城抗日根据地和党组织在十二月事变中,不但没有被优势的顽固派消灭,反而变得越来越巩固坚强。

  历史的发展规律与顽固派的愿望相反,蒋介石、阎锡山一手制造的十二月事变,恰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要消灭决死队,决死队却在正式编入八路军系列后愈战愈勇;他们要取缔牺盟会,摧毁抗日政权,把共产党、八路军赶出晋豫、太南抗日根据地,晋豫、太南根据地却在短暂的积蓄待机之后,重新开辟并迅速扩大。

  十二月事变之后,阎锡山不仅失去了对新军的指挥权,而且与牺盟会矛盾激化,取消了战地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内部不满情绪和相互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加之国民党中央军乘机插足山西,使其直接控制的地盘仅限于晋西南10余个县,导致蒋阎矛盾加深。阎锡山完全陷入自己制造的泥潭中。在此形势下,为了重新建立与阎锡山特殊的统一战线,不致使阎锡山公开倒向日本侵略者,毛泽东、王稼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对解决山西问题作出了指示,要求山西各地党组织和牺盟会、决死队,在进行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同时,应继续与阎锡山团结抗日,并指示薄一波、戎伍胜等打电报给阎锡山,表示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194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派王若飞、肖劲光带着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向阎锡山提出中共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和解决新旧军冲突的建议。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阎锡山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表示愿意停止对八路军、决死队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至此,发生在晋城各地的十二月事变以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

  在粉碎顽固派发动的十二月事变的斗争中,晋城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上级党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但也遭受了巨大损失,付出了惨重代价。既有惨痛的历史教训,也有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记取的。

  第一,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是一项必须遵守的政治原则。十二月事变的历史实践表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只有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原则,对反动派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才能透过现象把握顽固派活动的规律,争取主动;反之,如果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丧失警惕,就会被假象所迷惑,掉以轻心,陷于被动。比如沁水县抗日政府在被攻击的前几天,国民党第93军已派人在县政府周围绘制地图,孙楚的突击队也开进城内,形势非常严重。有人建议县政府和牺盟会迅速转移到城外,但因县政府主要领导过分相信国民党第93军某些长官的表态,认为不致于马上发生问题,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结果导致抗日政府和牺盟会在突然事变中损失惨重。

  第二,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和应变措施,才能使革命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十二月事变前,晋城各县党组织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对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了形势教育和应变思想教育,分析了阎锡山发动事变的可能性,并在组织上清理了部分顽固分子,纯洁了队伍,在军事上做了一些应变准备,如八路军第344旅认真做了各种自卫准备。正是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才使得十二月事变中,虽然遭受到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进攻,八路军、决死队依然有组织地进行了各种反击。共产党、牺盟会、抗日政府、各群众团体虽然在组织上遭受了巨大破坏,但许多骨干分子却保存了下来,为以后重新开辟根据地积蓄了力量。

  第三,在对大多数中间分子进行教育、争取的同时,必须对极端顽固分子进行彻底的清理,牢固地掌握政权、军队的领导权。由于决死三纵队的主要领导没能及时清理旧军官,部队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致使决死三纵队在事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又如,晋城县对改造旧政权不彻底,一部分顽固分子隐藏了下来,这些人在事变前就和孙楚有了联系,事变发生的当天,枪声一响,这些人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白布条挂了出来,并配合叛军进攻县政府和决三营。决三营来不及反应,即被缴械。陵川县一个兵工厂,就是由厂长亲自把机器送给国民党中央军的。山西五专署设在高平尹家沟的修械所被捣毁和抢劫一空,也有内奸破坏。

  第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是同顽固派斗争必须严格掌握的原则。十二月事变中,阳城县党组织一方面同国民党第33军团进行面对面说理斗争,一方面组织拥蒋反汪大会,让国民党中央军代表在大会上表态,迫使其不得不暂时保持中立,为晋豫地委、唐支队和阳城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及时转移争取了时间。整个晋豫、太南根据地在十二月事变中采取的争取国民党中央军、孤立孙楚的斗争策略,也极大地减少了抗日阵营的损失,为以后根据地的重新开辟和发展,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

  总的来看,晋城各地发生的十二月事变,虽使党的工作蒙受了巨大损失,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各县党的力量有一定的削弱;但从另一方面讲,晋城数千名党员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经过大浪淘沙,少数动摇分子自动离开了组织,极少数投机分子被清除,留下来绝大多数党员在斗争的磨炼中变得更加坚强。党的大多数干部在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从中学到了如何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提高了政策水平和策略思想,这对于后来晋城根据地重新开辟大为有益。

  四、晋豫、太南大撤退与晋城抗日根据地的暂时丧失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八路军、决死队奋起还击,给顽固派以沉重打击。而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武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断在各地挑起事端,内战大有蔓延之势。长此下去,必然严重影响到抗日斗争的深入开展。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以民族大局为重,及时对反顽斗争作出了指示:“反磨擦的武装斗争,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集中力量抗击日军,“巩固已得阵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上级的具体要求,在晋城活动的各级党政军统群组织随时准备向平顺一带撤退。

  为了组织好撤退,晋城各地党组织做了充分的动员工作。1940年1月,晋豫区党委(即原晋豫地委)根据十二月事变后的实际情况,决定组建晋城、沁水、阳城3个秘密县委,上属中共晋沁阳三县工委领导。晋城秘密县委由史向生任书记,组织部长马纪民,宣传部长赵毓华;沁水秘密县委由王逸飞任书记,组织部长孟启中,宣传部长张文峰;阳城秘密县委由刘峰任书记,崔松林、徐毅为委员。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亲自向上述人员部署了工作任务,并把开展工作的方针、策略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各县委在白色恐怖下,要以保存党的力量为主要任务,以公开职业作掩护,克服各种困难,千方百计联络事变后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开展党的活动。与此同时,太南区党委(即原太南地委)也对所属的高平、陵川党组织作了部署,分别任命岳宗泰、路宪文为高平、陵川秘密县委书记,坚持党的地下活动。

  各县秘密县委按照区党委的决定和指示,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党员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分散潜伏,定点联络。党员个人只与直接上级联络,不发生横向联系。二是进行党组织的整理恢复工作,逐步理顺党组织与党员的组织关系,坚决停止那些政治不可靠、立场不坚定的党员的组织关系。党支部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但不搞群众斗争。三是加紧对党员进行形势和革命前途、民族气节等教育,坚定党员的政治信念。四是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争取打入敌人内部,并以各种职业作掩护,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

  在完成了上述各项准备后,晋城各地的党组织、抗日政府、抗日武装和群众团体于1940年2、3月间陆续离开晋豫、太南根据地,向邯长路以北的平顺一带撤退。其中,晋城、阳城、沁水县的党、政、军、统、群组织在晋豫区党委的统一组织下撤退,3县的抗日武装分别编入由晋豫边游击支队和八路军344旅688团改编的八路军第二纵队新一旅。高平、陵川县的党、政、军、统、群组织在太南区党委的统一组织下撤退,2县的抗日武装到平顺后也编入新一旅。

  撤退时,各县针对许多党员干部存在悲观失望的思想倾向,召开大会,进行形势教育,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信念。高平县委在董寨村召开有县委、县政府、县牺公联合会、县独立营以及各救亡团体的共产党员、抗日积极分子参加的千人大会。太南区党委书记裴孟飞亲自到会为党员干部进行动员。裴孟飞指出,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公开和半公开的党员、牺盟会干部、抗日干部都要随部队转移到平顺、壶关一带;身份没有公开的党员,留下来进行地下斗争。动员会后,高平县委对所属区委、党支部进行了整顿,分别确定了向北撤退人员和隐蔽下来坚持地下斗争的人员,并重新划编支部,确定支部领导,规定联系方式,要求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暴露。在做好所有的准备后,县委掩藏了文件和物资,带领各级机关干部1000余人,随太南区党委和八路军344旅一部始向北转移。到平顺县后,高平县独立营编入决死三纵队第8团。后高平县长刘湘屏带领部分县政府人员也于同年4月撤至平顺。陵川县党政军群组织2000余人不仅有序地安全撤离,还动员张寸等村的群众,用马车、人拉,将八路军工作团的粮食、弹药转移到壶关、平顺。

  1940年3月,山西省牺盟会在沁源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各县牺盟会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奉命撤销。4月中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到达晋城,派代表与卫立煌进行谈判,正式达成划分驻防区协议,即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防区,以北为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决死队)驻防区。至此,在晋城各地活动的八路军、决死队也开始向北撤退,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建立起来的晋城敌后抗日根据地暂时丧失。

  晋豫、太南大撤退后,晋城的政治局势更加严峻复杂,出现了日伪、蒋、阎各派政权割据、交织的局面。晋城县除建立了以张鸿惠为县长的蒋系政权外,还有孙楚扶植的贾健民的阎系政权。沁水县有孙楚任命的贺清亮为县长的政权。日军占领沁水时,贺清亮逃跑,国民党第93军在苏庄成立了县政府,由其新八师参谋长刘福康任县长。此外,在沁水东部还有国民党98军成立的县政府。陵川县在晋城高都镇建立了由孙楚任命的张生兆为县长的陵川县政权。阳城县先由国民党83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任县长,1940年4月,日军占领阳城县城后,在城内建立了日伪政府。同时,还成立了张从龙为县长的阎系政权,控制阳城东南地区;马博民为县长的蒋系政府,控制阳城西南地区。高平县除成立了国民党政权外,还有姬镇魁在拥万、石末建立的土匪政权。

  由于各派政权内部勾心斗角,竞相争权夺利,抢占地盘,欺压百姓,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晋城地区再次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晋城县长张鸿惠一上任,就在全县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仅在大阳、史村、巴公等地就屠杀37人。陵川的张生兆政府为了在陵川站稳脚跟,利用庙道会头子秦十成大开杀戒,先后将共产党员、五专署农救会秘书武河顺、县牺盟会宣传部长李安黎、牺盟会干部王耀庭、凤凰办事处秘书王建邦和抗日村长郭玉山、三区妇救会秘书冯月花、附城区分委书记吴维明等人杀害。同时,一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纷纷叛变投敌,如农会会员侯怀发、城东农会主席牛文忠、牺盟会干部李兆发、李希仁等,成为张生兆屠杀陵川抗日干部和群众的帮凶。国民党27军进驻陵川县,赶跑了张生兆任县长的阎军政府,另外成立国民党陵川县政府,但对共产党、抗日干部和群众疯狂屠杀的本性未改,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县共产党员、牺盟会干部和抗日群众及其家属就有500余人被杀害。

  沁水的贺清亮政府将原沁水县公安局长郑重、县政府秘书王少平等抓捕杀害。高平的姬镇魁武装与阎军独8旅配合,杀害了高平民运工作队长杨子才、关聚元、下台办事处主任梁大仁、县农救会秘书张根锁等人,还将高平二区区委书记中庆德活埋。

  在顽固派疯狂的屠杀面前,晋城各地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着严峻的斗争考验。

  五、晋城各县党组织开展的隐蔽斗争

  晋豫、太南大撤退后,晋城成为国民党军的驻防区和日军占领区,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各县党的工作转入积蓄待机阶段。

  1940年4月,日军第41师团、第26师团、第108师团,从晋南、长治两个方向向晋城进犯,先后占领了陵川、高平、沁水、晋城、阳城县城及主要集镇和交通要道,并到处修筑炮楼、据点,实施“囚笼政策”,企图把晋城根据地分割开来。为了达到长期占领的目的,日军在晋城各县、区、村建立起伪政权,成立维持会及各种宪兵、警察、特务组织,实行法西斯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叫嚷要“根除共产势力,宣扬新民精神,以建设王道社会”(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247页),想方设法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分子,严格限制人们言论、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行政方面,在晋东南地区设立了上党道,任命了道尹和各县知事,还制定了“山西省新村制度”,在农村推行保甲制度,加强对占领区广大人民的控制。在军事方面,不断加强对占领区的“清乡”,对游击区的“维持”、“蚕食”,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上述形势的变化,决定将太南区党委和晋豫区党委合并为一个区党委,称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活动区域基本为南同蒲铁路以东,长治至临汾公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对所属地区的党组织进行了调整,成立6个地委,其中晋城、高平、阳城、沁水4县党组织归晋豫(太南)第六地委领导,地委书记王逸飞。陵川县党组织归晋豫(太南)第二地委领导。

  晋豫(太南)区党委为在敌占区迅速开展党的工作,要求各县组织干部返回原地开展隐蔽斗争,并为此制定了4条严格的纪律:一是在十二月事变前尚未暴露身份的干部可回各县隐蔽,已经暴露党员身份的党员干部都参加到新一旅;二是改变工作方式,不搞过去那种轰轰烈烈的集体活动,要扎扎实实、深入细致地开展群众工作,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秘密和隐蔽;三是力争以小商贩、医生、教员、长工、短工甚至会道门道徒等职业作掩护,准备长期隐蔽;四是隐蔽干部要尽可能在当地秘密地联络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区党委同时要求各县联络党员和党组织,要建立单线联系联络点,使党的活动更加隐蔽、扎实地进行,不搞如发传单、贴标语等公开活动,凡进行公开活动的,秘密共产党员绝对不能参加。区党委为了对各地下党组织及时沟通和领导,还对20多名地下交通员进行了强化训练,区党委书记聂真亲自上课,教育他们一旦遇到意外,宁可牺牲自己,决不泄露党的秘密。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许多重要文件都是靠这些地下交通员背下来,装到脑子里,然后传达到各县,人们称之为“口头文件”。这种联络指导方式,较好地做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及时指导了各县的工作。

  晋城各地的广大党员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部署,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开展着艰苦卓绝的工作。

  晋城秘密县委书记史向生、赵明等调离后,留下马纪民坚持地下工作。1940年5月,马纪民在张贴标语时被敌人发现,身份暴露,也随即调离,晋城县委由组织部副部长靳华标坚持工作。1941年春,晋豫第六地委另派阎一洪、常子善到晋城南部进行秘密活动。同年5、6月间,中共长治工委派王维庄到晋城西北部的大阳一带开展党的工作。上述人员不畏艰险,四处奔波,为恢复晋城的党组织和重新开辟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

  阳城秘密县委成立后,县委书记刘峰带着上级党组织交给的60元钱活动经费,装扮成小贩,在交通员原树义的护送下,来到阳城县台头村,以经商为掩护,进行隐蔽活动。他同在阳城南部活动的秘密县委成员崔松林接上了头,共同研究确定了秘密县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任务:一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保存革命力量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任务;二是采取单线联系的办法,逐步把全县党员联络起来,恢复党的组织,对党员要进行认真审查,谨慎地恢复其组织关系,对立场不坚定,政治上不可靠的党员坚决停止其组织关系,对有变节行为的坚决清除出党;三是加紧对党员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使之在艰苦的环境中不变节,不投敌;四是想方设法打入敌内部,了解敌人的各种动向,为党组织提供情报。刘峰还到阳城北部的大宁一带,找到了阳北党组织负责人徐毅,同他研究讨论了秘密县委的具体工作计划和今后工作安排。刘峰返回阳城南部台头,途经白沟村时,不幸被敌人逮捕。此后,由于日军不断“扫荡”,晋(城)韩(城)公路被封锁,阳城县被分为南北两部分,联系不便。1940年6月,经晋豫区党委批准,分别成立中共阳(城)南县委和中共阳(城)北县委。阳南县委由赵子清任书记,崔松林为委员;阳北县委由徐毅任书记。

  阳北县委书记徐毅以大宁党支部为依托,以开小商店为掩护,恢复和整理各村党支部工作,先后同町店、寺头、芹池、羊泉等10余个村庄、30余名党员取得联系。徐毅还多方寻找上级党的组织,于1940年底在平顺寺头与晋豫区党委和晋豫第六地委取得了联系,并受六地委书记王一飞的委托,与沁水县榼山支部建立了联络。他同榼山党支部书记黄春堂等人,先后在沁水赵山、郎必、武安、胡家掌等村找到了地下活动的党员,传达了地委领导的指示精神,并协助恢复了榼山及周围村庄党支部的活动。

  阳南县委成立不久,县委书记赵子清调离,党的工作由崔松林负责。崔松林以石臼党支部为依托,跑遍了阳南的山山水水,同39个村、150余名党员取得了联系,建立联络点40个,经常同隐蔽下来的党员进行联络,走村窜户同党员座谈,教育党员革命低潮是暂时的,日本鬼子终究要被打跑,任何时候都不要叛党,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八路军一定会重新打回来。在他的宣传教育下,大部分党员坚定了胜利信心。崔松林还经过仔细调查走访,摸清了在十二月事变中动摇的党员和投敌叛变的党员情况,整理了农村党支部,并对事变中遇害的党员家属进行慰问,培养了一批立场坚定、对党忠心耿耿的干部队伍,为重新开辟晋豫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0年5月,中共晋豫二地委派武人文到陵川县隐蔽活动。武人文到陵川后,被国民党第27军扣押,后在窑岭村群众的联名保护下获释。为了便于隐蔽,武人文到附城镇川里村,改名换姓,以给人打工为名开展工作。为了配合武人文的活动,二地委又派盛振强到陵川,以给地主扛长工为职业,隐蔽了下来。同年7月,为进一步打开陵川党的工作局面,中共晋豫二地委决定成立中共陵川县工委,武人文任书记,盛振强任组织委员。武人文根据地委指示精神,广泛开展交朋友活动,不但和周围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还同当地的国民党驻军交上了“朋友”,并通过此掌握了国民党、三青团的许多情况,同川里村的共产党员接上了关系,为长期隐蔽创造了条件。

  高平县秘密县委书记岳宗泰及县委成员吴朝训、朱四光等人,以在煤窑做工、小商贩、算卦先生等职业作掩护,秘密联络地下党员。岳宗泰撤离后,晋豫(太南)第六地委决定以侯景域任书记,重新成立中共高平县工委,同时任命悦子文为组织部长,王义勇为宣传部长。侯景域化名王保孩,与人合伙在王降村办起小卖铺,作为联络党员的交通站,经常以外出进货为名,开展秘密联络党员的工作。县工委挑选了政治上可靠的党员,担任政治交通员,对隐蔽下来的党员进行秘密联系,逐步建立了四条秘密联络线。第一条为西线,由悦子文负责,联络野川、杜寨、原村、董峰到沁水等地的党员;第二条为南线,王家瑞负责,联络梨园、瓦窑头、河西、悬南等地的党员;第三条为东线,由王培员负责,联络陈土区、建宁、北诗等地的党员;第四条为地委交通线,由侯景域负责,每月到平顺一趟,向地委汇报敌人活动的情况并带回上级指示。经过艰苦工作,到年底,县工委与两个基层党支部、两个党小组60余名隐蔽下来的党员接通了关系,为太岳南进支队开辟高平抗日根据地做了充分的准备。

  各地的许多共产党员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还自觉地组织起来,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如阳城县原来在五专署、决死队、牺盟会及外地任职的共产党员回乡隐蔽后,虽然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却利用在西沟煤矿当矿工的便利条件,相互串联开展党的活动。并在张学尧的组织下,建立了阳城县抗日同情小组,进行抗日活动。为了寻找党的组织,他们先后5次到晋城、沁水,最后终于在大宁村经张仲荃介绍,找到了阳北县委书记徐毅,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梁成村共产党员阎效华、阎嘉义等人,在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后,自发坚持地下活动,主动同周围村庄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后来,阎效华同晋城县隐蔽在阳城的共产党员郭万德等人一起,加入了活动在阳城南部深山的第二战区游击团(该团团长李宜暄,副团长王学林,均系牺盟会干部)。

  为了保持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经常联系,让人民群众时刻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晋城各地还在党的基础较好的地方建立了两面政权,让共产党员担任村长、甲长等;在党的工作相对薄弱的地方,则通过各种关系开展反“变天”的思想宣传,告诉广大群众,共产党、八路军的撤退是暂时的。阳城大宁村党支部派党员出面任日伪的维持会长、伪村长等职,对日伪、阎、蒋等政权的征粮派款,抽丁支差,能顶则顶,能拖则拖,能少给就少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群众的负担。通过建立两面政权,有力地保护了群众利益。

  晋城抗日根据地丧失后,各县党的秘密组织和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把合法的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对日伪、国民党、阎锡山政权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开展力所能及的斗争。他们搜集军政情报,营救被捕人员,处死汉奸叛徒,分化瓦解敌伪组织,做了大量而又危险的工作,为后来重新开辟根据地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积蓄了力量,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 晋城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与巩固扩大

  一、太岳支队南下与晋城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

  (一)各级党组织对重新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准备

  1941年5月7日至27日,日军集中约5万兵力发动中条战役,向同蒲线以东、临屯路以南、黄河北岸中条山区的国民党守军大举进攻。驻守在这一区域的国民党军约20余万人大部退至黄河南岸,中条山区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均被日军占领。日军在此建立了100多个据点,并在各县建立了伪军和各种伪组织。一些国民党溃军和土匪也乘机占立山头,各自为王。一时间,晋城境内,日军据点林立,伪军伪组织蜂起,各种政权丛生;散兵游勇自推首领,自竖旗帜,利用会道门,建立各种武装组织,司令多如牛毛,各据一方;土豪劣绅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鱼肉乡里,欺压百姓。致使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苛捐杂税十分繁重,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驻在平顺的晋豫区党委,十分关注全区的形势,针对中条战役后的局势,于1941年5月23日发出了《新形势下本区的任务与政策》,提出加强内部团结、粉碎日伪新进攻、发展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但没有提出建立根据地问题。6月初,中共中央作出“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发展”,八路军129师作出开辟岳南、中条山区的指示。之后,晋豫区党委又于6月22日发出了《关于目前时局、策略与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对5月23日决定的补充和完善,明确提出了坚持晋豫区、创造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和策略,即:稳扎稳打、灵活地、隐蔽地步步走上创造根据地的轨道;工作中心是建立抗日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策略是与一切抗日友军、绅士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报复主义;注意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基本上长期埋伏,部分可走向公开。晋豫区党委的这一指示,进一步阐明了重新开辟晋豫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任务。

  1941年7月,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从平顺赴八路军总部,向彭德怀详细地汇报了晋豫区各地下县委工作情况,陈述了重新开辟晋豫区的有利条件。彭德怀指出:南下重新开辟晋豫根据地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晋豫区党委立即作好南下的各项准备。

  随后,晋豫区党委认真地开展了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对区党委机关、所属各地委、县委进行整顿。整顿过程中,组织各级干部进行了认真学习。学习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区党委的决定、指示。通过学习,提高了各级干部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水平。其次,对各级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形势和工作任务教育,使各级干部对即将遇到的各种困难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三,组织准备。把从各县撤退至平顺的各级干部进行整编,登记造册,并结合以前所从事的工作及担任的职务,重新确定了各地各机构的负责人。第四,派出部分党政负责人先期南下,与在各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取得联系,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为大军南下作好各种准备。

  与此同时,在各地坚持地下工作的各级党组织为根据地的重新开辟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6月,阳南地下县委先后组织成立了阳城县抗日工作队(亦称樊岗工作队。系由晋城县牺盟干部樊岗在阳城隐蔽期间,联络地下党员张志德、武雷等60余人而成立)、阳城县工合(工业联合会)游击队(队长鞠抗捷,指导员王昆一),在阳城西、南部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打击土匪,保护群众生命财产。8月,阳南、阳北地下县委共同研究决定为太岳南进支队进入阳城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大力宣传晋豫区党委和太岳南进支队即将进入阳城的消息,将这一消息立刻通知到地下党组织、党员和广大群众中,为大军南下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群众基础;二是广泛发动群众为南进支队筹集粮食;三是派人打入日伪县政府、区公所搜集情报,为太岳南进支队提供准确的消息。阳北县委还建立了从阳城到岳南的地下情报站和地下交通线;四是由抗日游击队出面同国民党驻军宋聚亮大队进行谈判,达成了共同抗日的4条协议,为晋豫区党委和太岳南进支队开展工作消除了隐患。此外,在阳城次营一带组建了析城山青年营,在驾岭成立了阳城青年抗日游击队,高平、沁(水)南、沁(水)西、沁(水)东等县相继成立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这些抗日武装的建立,为太岳南进支队开辟晋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8月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重新开辟晋豫边区工作的指示信,指出:开辟晋豫地区的任务,在于创建根据地;基本方针是隐蔽的、踏实的,反对大吹大擂和过分过早刺激日伪,有计划有步骤地巩固与依托已有阵地,灵活机动地再求开辟进展;党的工作基本方针仍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要区分基本地区与前进地区,运用不同的方式,逐渐走上普遍的发展,要防止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及不良影响。指示信还对广泛发展群众游击战争,争取与瓦解伪军,加强争取土匪的工作,以及统一战线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工作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共中央关于重新开辟晋豫根据地的指示信,为晋城抗日根据地重新开辟与巩固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二)太岳南进支队和晋豫区党委向晋城各地挺进

  1941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命令386旅之17、18团和决57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周希汉任司令员,聂真任政委,执行重新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中共晋豫区党委随太岳南进支队同时出发。

  南进支队组成后,从平顺出发,迅速越过临屯公路,于8月间进入岳南的冀氏、沁水等地,并开辟了沁河以西的沁(水)西抗日根据地。此时,正值日军对岳南(临屯路以南、同蒲路以东、白晋路以西、黄河以北)地区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太岳南进支队参加了粉碎日军秋季大“扫荡”的战斗。

  9月22日,日军第41、3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6、第4、第9旅团各一部约2万余人,向岳南地区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23日,日军对太岳南进支队和212旅驻地实施压迫包围。太岳南进支队和212旅以小部队与敌周旋,疲惫、消耗敌人,主力部队则东渡沁河,占领了沁水东、西峪一带的大山,挫败了日军在沁河以西合击太岳部队的阴谋。日军随后调动12架飞机和数十门大炮向东西峪一带发起猛烈轰击,太岳南进支队和国民党98军武士敏将军并肩奋战,英勇还击,激战中双方伤亡很大。24日,太岳南进支队为分散日军兵力,以57团向西又渡过沁河,不断袭击敌人。主力部队继续在沁河以东与98军一起连续给日军以打击。27日,日军复由安泽马壁、沁水郑庄、端氏等地再次合击东西峪西南之古堆、沙庄、马头山一带。太岳南进支队判明了日军的企图,连夜急速转移,于28日拂晓安全撤出日军合击圈,至沁河以西的唐村附近与57团会合。同时,太岳南进支队政委聂真写信给武士敏将军,劝其迅速向沁源方向转移。29日,日军纠集冀氏、南北孔滩、马壁、王壁、郑庄、端氏、高平关、马村、高平城、寺庄、张店、长子、鲍店、良马等地约1万余兵力,分14路第三次合击东西峪地区,企图一举歼灭太岳南进支队和国民党第98军。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国民党98军被日军重重包围。武士敏军长亲临马头山前线指挥,与敌展开激战,阵地几易其手,伤亡极为惨重。在突围时,武士敏将军不幸颔部中弹,壮烈殉国。之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追认武士敏为烈士,并将其牺牲地沁东县改为士敏县。

  10月2日,日军对岳南的“扫荡”结束。此次反“扫荡”作战,太岳南进支队虽然组建时间不长,且处于横宽不到30公里的岳南新区,群众尚未发动,政权属于草创,条件极其困难,但在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毙伤日、伪军500余人,彻底粉碎了日军聚歼太岳南进支队的阴谋,极大地鼓舞了岳南新区人民对敌斗争的信心,在群众中扩大了太岳南进支队的政治影响。

  粉碎“日军”扫荡后,太岳南进支队、晋豫区党委机关进入沁水县东西峪地区,接管并改造了原国民党98军建立的县、区、村政权,在维持社会秩序,肃清汉奸特务,建立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10月3日,八路军总部指示太岳南进支队主力“应在长子以西、浮山以东,巩固地向南发展,以一部深入阳城及济(源)、晋(城)间发动游击战争”。根据这一指示,太岳南进支队所到之处,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对敌斗争的策略,依靠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斗争,继开辟沁(水)西根据地后,又分别在沁河以东的端氏一带和白晋公路以西高平县境内开辟了根据地,分别组建了沁(水)西、沁(水)东(12月改称士敏)、高平县抗日政府。这是自十二月事变以后,在晋城境内最早建立的抗日民主县政府。

  太岳南进支队重新开辟晋城根据地的消息传来后,各县党组织和群众欢欣鼓舞。在陵川开展隐蔽工作的县工委书记武人文、阳南秘密县委负责人崔松林、阳北秘密县委负责人徐毅等人分别到安泽、沁水东西峪找到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希望部队早日南下,救民于水火。根据各地的情况反映及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1942年1月中旬,八路军总部决定由王新亭代替周希汉任太岳南进支队司令,率领部队迅速南下,进入中条山区,开辟晋豫根据地。同时,确定开辟晋豫根据地的总方针是:发动广大群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坚决打击日军、汉奸;尽量避免大的战斗,不过分刺激敌人和消耗自己,主要采取分散方式,发展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随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向晋豫区党委发出开辟中条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1月30日,太岳南进支队和晋豫区党委机关干部,共2600余人,在东西峪召开南下动员大会,对南进行军路线进行了详细部署,决定分三个梯队出发:57团为第一梯队,当日出发;17团为第二梯队,2月1日出发;18团、支队直属队和晋豫区党委机关为第三梯队,2月2日出发;772团于沁河西岸做侧翼掩护。

  太岳南进支队在向南开进的过程中,多次遭到敌人的阻击。2月1日,57团一营在沁水西南的白花岭击退张马镇敌人的袭击;6日、7日,18团分别在阳城东南的神坪和独泉村,连续击退日伪军两次阻击,毙其40余人;19日,57团在阳城西南的桥腰一带,击退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阻击。20日,南进支队直属队与晋豫区党委机关到达阳城横河镇一带,其余各部队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随后,57团在绛县以东、垣曲的皋落镇、同善镇以北地区展开;17团主力在曲高公路以南之沁水、翼城地区展开;18团及17团一部在济源以北地区展开。各部队在晋豫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开展活动,打击日伪,发动群众,帮助地方组建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很快打开了晋城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三)各县党、政、军、群组织的建立与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

  1941年8月,太岳部队212旅54团在团长王墉率领下,到沁水县沁河以西的郑庄、王必、苏庄、樊村河、富店(今国华)、里必、洺水一带,开辟了沁(水)西抗日根据地,成立沁西县抗日政府,下辖3个区公所、14个行政村。同年10月,岳南地委(即太岳第四地委)为了加强这一带党的工作,成立中共沁西县工委(后改称县委),下设3个区分委,领导44个党支部(小组)。

  10月,太岳南进支队进入沁水东西峪地区,在沁河以东的端氏一带开辟了抗日根据地,接管了原国民党98军建立的沁水县政府,成立沁(水)东县抗日政府。12月,为纪念在岳南反“扫荡”中牺牲的武士敏将军,沁东县改称士敏县,成立中共士敏县委,下属4个区分委。

  在成立沁东县抗日政府的同时,太岳南进支队为开辟高平抗日根据地,于沁东境内组建了高平县抗日政府,随后成立中共高平县委,以沁东抗日根据地为依托,逐步向东发展。1942年初,高平县委、县抗日政府进入高平县境,并迅速建立了3个区分委和区公所。

  1942年1月30日,先期抵达阳城的晋豫一地委书记王毅之,在阳城南部桑林辉泉村主持召开各界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了阳城县抗日政府。同时,将阳南、阳北两个秘密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阳城县委,下设2个区分委。太岳南进支队和晋豫区党委进入阳城后,经过一系列的斗争,迅速扩大了阳城抗日根据地,使阳城县委和县政府下属区分委、区公所增至6个,并成立了阳北办事处。所辖区域基本涵盖了除县城和少数集镇外的广大乡村。7月,根据日军不断“扫荡”,将阳城以晋(城)韩(城)公路为界分割为南北两部分,联系不便的实际,晋豫区党委决定将阳城县正式分为阳南、阳北两个县,并分别组成了2个县委和县抗日政府(阳北县称办事处,1943年7月改称阳北县政府)。

  1942年2月,太岳南进支队57团进入沁水西南部的张沟、南阳、圪塔、玉景山、沃泉、土沃一带,开辟了沁(水)南抗日根据地,成立沁南县抗日政府,下辖3个区公所。同时,成立中共沁南县委,下设3个区分委、53个党支部。

  3月,太岳南进支队18团进入晋城土河、衙道等地,打垮了盘踞在这一带的国民党杂牌军李正德部和阎锡山43军残部,开辟了晋(城)南抗日根据地,成立中共晋南县委和晋南县抗日政府,下设3个区分委、区公所。同年7月,晋南县与河南沁阳县合并为晋(城)沁(阳)县,随之成立中共晋沁县委和晋沁县抗日政府,下设区分委、区公所增至7个。

  同月,太岳南进支队进入晋城川底、东沟、下村一带,成立晋(城)北办事处。8月,晋豫一地委副书记席国光与阎一洪、董化伍等率队到晋城北部的司家山、瓮山、马头山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中共晋北县委和晋北县抗日政府。

  至此,晋城辖区内计设置9个县,分别是:沁西县、士敏县、高平县、沁南县、阳南县、阳北县、晋沁县、晋北县和陵川县。除陵川县外,共建立了8个抗日县政府(包括办事处)。其分布状况为:沁西、士敏、高平、晋北4县为太岳区,4个县委属中共太岳第四地委(即岳南地委)领导,4个县抗日政府属太岳第四专署(即岳南专办,亦称晋冀鲁豫第二十三专署)领导;其余各县为晋豫区。其中,阳南、阳北、沁南3县县委和政府分别归中共晋豫第三地委、晋豫第三专署领导;晋沁县党政机构上属晋豫第一地委、晋豫一专署领导(阳城县委、县政府在1942年7月未分之前亦属其领导);陵川县未建立抗日政权,但陵川县工委归晋豫区党委下属的中共修(武)博(爱)地委领导。

  各县县委、县抗日政府成立后,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迅速建立健全县委、县政府职能机构,尽快选派得力干部充实到各机构中,促进各项工作正常开展。二是大力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打击日、伪、顽政权的斗争,联合一切抗日、进步的力量,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顽伪武装投入到抗日行列中来。三是加快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在斗争中发展优秀分子入党。四是加紧组建区、村政权,选拔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担任区、村长,推进维持区的“两面政权”。五是建立地方抗日武装,恢复自卫队、游击队,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在这几方面的工作中,重点抓了打击日、伪、顽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地方抗日武装。阳城县委、县抗日政府所在的阳城南部,山大林深,中条战役后,许多国民党军和阎锡山军的散兵游勇在此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时常袭扰百姓。太岳南进支队进入阳城时,分别受到国民党军李正德部和阎锡山第43军靳福忠团的阻截。晋豫区党委要在此站稳脚根,进而开辟抗日根据地,必须首先剿灭各种土匪武装,稳定社会秩序。2月初,太岳南进支队17团在团长陈康指挥下,由阳城县武工队配合,向盘踞在阳城南部的顽军发起攻击,毙伤其70余人,靳福忠在逃窜中也被击毙,俘李正德以下200余人,此役极大地振奋了人心。李正德、靳福忠部被消灭后,依附其活动的阳城县阎系政府县长张从龙急忙率公安局武装和保安大队逃往天麻山一带,企图依靠公安局长时德元、保安大队长时新会二支武装东山再起。阳城县委乘胜追击,派鞠抗捷、李敏堂赴蟒河争取时德元和时新会投诚,通过多次艰苦细微的说服,终使时德元、时新会脱离了张从龙,于2月14日率部在西冶宣布起义,归顺抗日政府。阳城县抗日县政府在西冶召开欢迎大会,任命时德元为公安局长,将二时的武装同樊岗工作队、县武工队合并,组建为阳城县大队,大队长由县长魏维良兼任,时新会任副大队长,下辖两个中队,共有队员240人。

  阎系张从龙政府被瓦解后,太岳南进支队17团在阳城县大队和六区自卫队配合下,乘势攻打蒋系阳城县长马博民(称马府)。马博民纠集李仲春、杜复兴等土匪武装,自恃兵多势大,武器精良,在西交负隅顽抗。3月18日,17团向马部发起进攻,将其打得四零八散。马博民率残部逃往横河,17团跟踪追击,在水头、劝头将其击溃,残部300余人逃往鳌背山。后于1943年3月,这股土匪武装被全歼。

  阳城有一个反动民团组织叫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道徒众多,该组织被日军收买后,成为无恶不作的汉奸组织,先后杀害抗日干部1名,抓捕、殴打多人。太岳南进支队在阳城游击队配合下,首先对阳城台底观一带的反动民团发动攻击,一举歼灭其道徒百余人,活捉道首张发英,召开群众大会,进行了公判,将张发英枪决。接着,县大队、三区游击队、沁河游击队二大队、工合游击队和17团一个连,三次围歼阳城台头黄龙庙的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并将其全歼。随后,17团又在沁(水)南县冯村歼灭该民团残余100余人,生俘民团头目李夺元。至此,该汉奸组织被彻底歼灭了。

  晋城各地对日伪顽势力的打击,为开辟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1942年4月初,为了加强对晋豫边区内各级抗日武装统一指挥,在晋豫区党委机关驻地成立了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联防区(简称豫晋联防区),刘忠任司令员,聂真任政委。4月17日,在横河镇举行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豫晋联办)成立大会,到会各方代表和士绅30人。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选举了行政委员会,推选郭清文、聂真、王唐文、席松涛、酒同伦、达慎斋等7人为办事处委员,郭清文为办事处主任(后增补刘裕民、刘北斗为副主任)。豫晋联办成立后,逐步设立了3个专区,并相应成立了3个地委、3个专署和3个军分区。至此,晋豫区有了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晋豫区党委、太岳南进支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正确领导下,从1942年1月至4月,仅用短短4个月时间,就开辟了以阳城为中心,东连晋城、沁阳,南连济源、王屋,西达沁水、翼城、夏县,南北100余里、东西300余里的大片根据地。太岳南进支队在重新开辟晋豫区过程中,共对日、伪、顽、匪作战56次,粉碎了日伪的5月“扫荡”,在军事上取得一连串的胜利,控制区人口达20余万。至7月底,相继建立了晋沁、沁南、阳南、阳北、翼城、绛县、垣曲、济源等8个抗日民主县政府、17个区公所、97个村公所。抗日游击队发展到27个,共1270人。在阳城、济源等基本区还成立了民兵、自卫团,并先后争取贺恩民、杨洪年、马统三、张宏德、酒同伦等部队编为抗日游击队(张、酒等部队后来又叛变投敌),收集了部分资材,计有子弹7万发,炮弹2千发,大炮2门,造枪机1部,弹壳10万发,军用地图一部。自此,十二月事变后丧失的晋城各根据地重新开辟,且使岳北、岳南、中条连成一片,为而后形成统一的太岳战略区及开辟豫西创造了条件。
  
  二、邓小平视察岳南、中条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正当晋城各界人民为建立抗日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关键时刻,1942年3月至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太行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来到晋城,先后对岳南、中条地区新开辟的根据地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视察,对开辟、坚持抗日根据地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并亲自领导了浮翼战役、打击红枪会、粉碎日军对中条地区的五月“扫荡”等战斗,使晋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3月19日,邓小平由武乡八路军总部来到岳南地区。当时,岳南根据地一方面在中共太岳四地委和太岳四专署的领导下,正在积极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其所属的沁西、士敏、高平、晋北4县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工作、武装统战工作与敌占区工作均取得了一定进展。另一方面,日军加紧了对根据地的“蚕食”、“扫荡”,加之国民党在全国制造第二次反共磨擦,使根据地面临十分严重的困难。3月31日,阎锡山令其61军以所谓“收复失地”为名,向岳南地区发动进攻。在再三忍让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对阎军实施自卫反击。4月15日,邓小平亲自指挥了385旅、386旅、决一旅、212旅共10个团的兵力发起浮(山)翼(城)战役,经过一天一夜激战,16日拂晓浮翼战役结束,共俘顽军665人,毙伤392人,阎军退出岳南,反击作战取得胜利。

  4月26日,邓小平在冀氏县石槽村召集岳南地区党政军干部举行会议,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等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岳南地处太岳区前沿,是联结太岳区与中条区的要道,要尽快把这块“宝地”巩固起来,为在晋豫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创造条件。巩固和建设岳南根据地,要依靠军队打开局面,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发展民兵、游击队,把打击的目标集中对向日、伪。在听取了沁西县、士敏县关于红枪会问题的汇报后,邓小平指示要坚决消灭这股由日伪操纵的反动武装,捉拿会首,打击反动的上层分子,争取广大会众,迅速稳定沁西、士敏两县的局势,建立抗日的社会秩序。

  石槽会议后,邓小平来到太岳四地委(即岳南地委)驻地沁水县杏岭村,主持召集沁西、士敏、高平等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大队长,商讨打击红枪会的具体步骤。决定首先通缉捉拿会首任板同、潘元盛,然后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揭穿红枪会的反动本质,争取下层基本群众。具体分工是:以士敏县公安大队为主,负责打击蒲泓一带的红枪会;太岳部队则重点围剿红枪会的老巢孔壁、郎壁等地。为了向广大群众宣传八路军打击红枪会的政策,彻底揭露红枪会勾结日伪残害八路军和老百姓的种种罪行,劝说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退出红枪会,各县分别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

  红枪会本来是一种封建迷信组织,1937年由豫北发展到阳城一带。在抗日战争初期,一些地区的红枪会曾掩护过抗日进步力量。1941年8月,当国民党98军退出沁水东部之后,沁西、士敏、高平三个县的边沿地区,土匪武装十分猖獗。日伪便以“保安除匪”为名,由秘密到公开,到处组织红枪会,自此,红枪会成为日伪控制下的一支反动武装,到处破坏抗日斗争。1942年3月,红枪会在沁西、士敏一带,以郎壁为中心,发展会众1300余人。从3月到4月间,红枪会首领任板同,纠集其会众,肆意残害抗日干部,先后杀害了太岳四专署财粮科长张震宇、212旅游击队长令狐丁石及多名八路军游击队战士。并于4月20日公然进攻沁西抗日县政府,打死了正在值勤的公安队长和房东王松林,抢走了看守所关押的重要人犯。5月4日,任板同、潘元盛纠集红枪会众1000余人,在关爷岭将正执行公务的八路军772团2营包围,残害连指导员1名和战士多人,制造了“关爷岭事件”。针对红枪会日益嚣张的气焰,八路军386旅772团主力由士敏县东西峪出发,首先驱散了包围2营的红枪会众,接着,对孔壁、端氏地区的红枪会实施围歼,采取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迅速分化瓦解了红枪会组织。10日,沁西县抗日政府将制造关爷岭事件的反动分子45人逮捕。11日,召开群众大会,揭露红枪会首领的反动罪行,并将反动分子张友兰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同时,释放了一批认罪较好的协从分子,从而平息了这场叛乱。

  关爷岭事件平息之后,岳南党政机关组织了40余人参加的临时工作队,到士敏、沁西配合八路军进行宣传,争取多数群众,孤立、打击少数反动分子。在郎壁一带,工作队和区、村干部分头向群众宣传关爷岭事件的真相,动员逃走的群众返回家园,并发放春耕贷款和救济粮食,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安定群众的情绪。经过1个多月的工作,士敏、沁西县的红枪会组织被彻底瓦解,区、村政权得到重建,沁河东岸地区的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为了进一步巩固沁西、士敏、高平等新开辟的根据地,邓小平确定386旅一个团于端氏附近展开,分散为武工队形式配合各县大队活动,作为岳南与中条区联系的桥头堡。

  解决沁西、士敏县的红枪会后,邓小平在太岳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新亭陪同下,从东、西峪出发,由岳南进入中条山区,开始对晋豫区的视察。5月5日,邓小平到达晋豫区党委所在地阳城县西南部的暖廴山  村。此时,正值日军对中条山区发动了5月“扫荡”,邓小平从容指挥晋豫区党委、豫晋联防区、豫晋联办及阳城县的党政军干部展开了反“扫荡”作战,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一次次化险为夷,充分展示了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临危不惧的伟大革命家风范和智勇。

  邓小平抵达阳城当夜,日伪军便向晋豫区党委驻地偷袭而来。获悉情况后,邓小平分析了敌人的情况,认为日军此次行动,目标是针对晋豫区党、政、军机关,其行动缓慢,尤怕夜间行军,所以不必慌忙撤退。他镇定自若,安然入睡。6日凌晨,日伪军由索泉岭而下,直逼暖廴山  。邓小平一面令豫晋联防区主力阻击进犯之敌,一面亲率晋豫区党政机关向析城山巅圣王坪转移,使敌人偷袭暖廴山  、攻击中条山区首脑机关的计划落空。日伪军撤走后,邓小平出其不意,派豫晋联防区一部向青龙、黑龙一带迂回,迷惑敌人,而自己亲率晋豫区党委机关又返回原地,驻进吉德村。在此听取了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关于重新开辟晋豫根据地,开展建党建政,进行武装斗争,加强民运工作等方面的汇报,并详细了解了晋豫区各县的工作开展情况,指示晋豫区今后的工作重点是继续巩固扩大根据地,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发展地方武装,安定群众生活。在吉德村,“扫荡”的日军从三面向晋豫区党政军机关实施包抄,邓小平指挥部队以巨石作掩护,对敌猛烈还击,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率部转移至柴李圪塔,后西进至沁水与翼城交界的大鹤山,5月中旬,返抵阳城黑龙、青龙山区。

  5月13日,邓小平率晋豫区党委、豫晋联办、豫晋联防区来到阳城县南部的枪杆村,在此召开了晋豫区党政军机关全体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宣布豫晋联防区成立,刘忠任司令员,聂真兼政委,下属17、18、57三个团。邓小平参加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晋豫区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是太行根据地西部的屏障,是开辟豫北和进入豫西的前哨阵地,也是向西开辟中条地区的立足点。目前该地区群众生活极其艰苦,迫切要求解放。这一地区在十二月事变前曾是抗日根据地之一,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当地许多地下党组织一直坚持着地下斗争,为我党我军开辟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进入该区之初虽不可能建立大块的根据地,只是斑斑点点一、两个县、几个区或者是若干村,但经过艰苦努力,将其连成一片,局面就相当可观了。邓小平指示:要打若干次有把握的小规模的漂亮仗,不要贪大求多,只要每战必胜,必然会鼓舞士气,提高干部、群众对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但不要过早、过分地刺激敌人,以减少创建根据地的困难。邓小平还指出,目前部队和地方干部生活都很艰苦,体质普遍下降,非战斗人员增多,长此下去是不利于创建根据地的,为此,除应保持必要的机动部队外,还将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深入敌占区,以解决粮食供应困难,缩小目标,减少敌人的偷袭,增加情报、消息来源,掌握敌人动态。邓小平提出,要抽调有作战经验、有一定政策水平的连、排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以打击小股敌人和汉奸的活动,宣传动员群众,建立抗日民主地方政权,搜集国民党中央军遗弃下来的作战物资,建立情报机构,配合地方党和地方政权开展工作。邓小平的讲话既指明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大政方针,又提出了建立抗日根据地具体的斗争策略,为晋城各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指明了方向。邓小平还对晋豫区1942年的中心工作及政权建设、武装工作、党政民与军队的关系、领导问题、敌占区工作等,做了主要指示。

  枪杆会议后,邓小平继续指挥部队反击日伪的“扫荡”。5月27日,率晋豫区党委转移至阳城西部的上河村。在上河村,晋豫区党委召开了县、营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上河会议是一次研究决定晋豫区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条区过去四个月工作的检讨》的报告。报告回顾总结了太岳南进支队开辟岳南、中条地区以来的工作,指出,经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打开了中条地区的局面,肃清了土匪和顽伪武装,占领了有20余万人口的区域,建立了豫晋联合办事处及阳城、垣曲、绛县、沁水、晋城、翼城等6县抗日政权与联防一、二分区的基础,扩大了部分武装,争取了1000余人的地方武装,收集了部分资材,执行了中央的方针与政策,扩大了晋豫区部队的影响,恢复与建立了一些党组织。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争取一切时间,从各方面发展力量,主要是扩大武装,把晋豫地区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报告还详细阐述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建立和改造村政权、实施团结宽大政策、恢复党的工作、对敌斗争、收集物质资材等项工作的意义和措施。

  邓小平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中条区的形势,认为:“今天中条根据地的性质是游击性很大,如维持会之存在,我们的政权还不巩固”。现在我们仅掌握阳城、沁水南部及翼(城)、绛(县)、曲(沃)、晋(城)、济(源)一小部分,而基本区只有5万人口。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要采取切实的办法,力争中条地区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邓小平接着指出,完成这一任务,第一,“基本的环节,是要从各方面大量地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发展力量是各方面的,包括党、政权、统战的力量,但决定的因素是武装力量。要采取精干隐蔽政策积蓄力量,敌占区党组织应打入日伪军内部去工作,这对将来形势的变化,是有决定意义的。第二,要运用各种形式建立武装,组织各种各样的游击队、保安队。由军队本身组织游击队,或由地方上有威信的人士以及已公开的共产党员组织游击队,联办、县、区、编村亦可组织游击队,由政权负责人兼游击队长,甚至争取会道门武装及组织脱产的国民兵团。发展武装,不能以百分之几来限制,“愈多愈好”。第三,有武装必须有政权,这样才能便于进行各种工作。各地应首先建立政权,“愈快愈好”。政权的基本职务必须掌握在进步分子或共产党员手中。第四,要扩大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派。对根据地内的维持会,以马虎的态度暂允许其存在,但不能给敌人送钱送粮。等我们的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不允许其存在。在接敌区、敌占区要开展政治攻势,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减轻人民的负担。军事上不过分刺激敌人的原则下,多打一些小埋伏战斗,截击敌人运输的资材、粮食。邓小平最后强调,“发展力量取决于正确的政策及一套办法”(以上括号内引文均见邓小平《在中条区高干会议上的发言》1942年5月)。要把大刀阔斧与一点一滴的作风恰当地结合起来,党政军民有机地配合起来,抓住中心环节,研究具体实施步骤,保证每一任务的实现。要提高现有干部的质量,并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在群众运动中培养干部。

  邓小平对中条区工作明确的指示与具体的指导,把中共中央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与中条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大大推动了包括晋城在内的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当上河会议正进行时,日军纠集济源、阳城、沁水、垣曲、翼城各县驻军,分六路向上河村扑来,会议被迫提前结束。邓小平与聂真、王新亭等率参加会议的中条区各级干部,经黑虎、白龛转移到沁水的东川。这时从垣曲、翼城合击东川的日伪军已占领西川,堵住了去路,东川与西川只隔一岭,相距七八里路,不时地能听到敌人的枪声,连前去侦察敌情的侦察员也被日军打伤,而后面还有敌人的追兵,情况十分紧急。邓小平冷静地分析了敌情,认为日伪此次“扫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灭八路军及中条区首脑机关和首脑人物,当即决定女同志全换成便装,随老百姓进历山,向敌人来的垣曲方向转移,其余大部队和党政机关改进历山的路线为出东峡,过东哄哄河,再返阳城境内,向析城山转移。为了摆脱部队被围追堵截的险境,邓小平判断,日伪指挥官都认为八路军首脑机关和干部行军时肯定要骑马,为此,对马匹尤其注视,见到马跑必然会穷追不舍。依此判断,邓小平大胆做出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干部战士一律轻装步行,由东峡突出重围;以一小部分人赶着马匹沿着横水到垣曲的公路行进,如遇敌情,立向公路两侧的森林里疏散,以作疑兵。安排好后,邓小平亲率晋豫区党政机关干部和八路军战士从容进入东峡。此时,日伪军已占领了东峡的西岸山崖,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同时日军的飞机也在上空盘旋,企图等骑马的八路军首脑出现后一举消灭。日军指挥官望着在峡谷中有条不紊行进的士兵,心中不禁起疑,同时,又接到在公路两侧的山林里有大批马匹奔跑的情报,立即派兵前去追赶。而此时,邓小平已率全部人员突出了十里峡谷。日军这时才如梦初醒,连呼上当,急忙开枪追赶,但晋豫区首脑机关和八路军战士在邓小平指挥下,早已智出东峡,向析城山转移。

  日伪合击扑空后,分散在阳城煤坪、李圪塔一带继续“清剿”。邓小平指挥豫晋联防区外线部队配合腹地反“扫荡”,先后在垣曲县同善镇至阳城县李圪塔间伏击敌人,并袭击进入沁(水)南县阳泉村之敌,共毙伤日伪军38人,俘伪军24人。到6月15日,日军退回原据点,晋豫区反“扫荡”胜利结束。6月17日,邓小平根据视察中了解到的情况及亲自体验到的实际,又对晋豫区的工作进一步作了重要指示。6月下旬,邓小平结束了对岳南、中条山的视察,经沁源返回八路军总部。

  6月3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邓小平的报告及意见,对晋豫区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指出,晋豫区的任务是创建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基本的方法是:首先,依靠中条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其次,正确地运用统战政策和大胆地发动群众,并从群众性的抗日斗争中发展我们的力量,采取各种方式大力发展地方武装。第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第四,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秘密组织原则,积极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第五,采取有效的办法加强财经工作,发展生产,力争达到自给有余。

  晋城境内的各县县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根据北方局黎城会议确定的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方针,分别在太岳区党委和晋豫党委的领导下,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建党方面,重点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整顿的方式,是由区分委、县委以及地委的干部深入下层,一个党支部一个党支部地进行整理和恢复,在整理中,首先对基层组织的状况,特别是秘密活动的干部,进行缜密的调查研究,向最忠实的党员进行询问,从党员及群众中彻底了解党内外情况,然后慎重地决定需要清理的党员,并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清洗或让其自动退出。对被清理出去的党员,指定党员和其发生关系,抓紧进行教育,争取其团结在党的周围,不使破坏党的组织。对经过审查的党员,进行个别谈话,抓紧教育。整理后的党支部,立即抓紧工作,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团结各阶层群众,使党支部逐渐走向巩固。在整顿的同时,各级党组织狠抓了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尤其注意在各项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同时,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经过整顿,到1942年10月,晋城境内计有9个县委、22个区分委、208个党支部、党员达4249人。数量基本上恢复到十二月事变前的水平,质量却较之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建政方面,除陵川外,其余8个县均建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按照三三制要求,召开选举会议,进行了民主选举,使共产党员、抗日的各民主党派和士绅以及各地群众代表,在抗日政府各占三分之一,完全摆脱和消除了旧政权遗留下的各种因素,推进了政权民主化。与此同时,区、村政权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在根据地的腹心地区,进行了党领导下的民选,也按照三三制的要求,选举组成了区、村政权。在游击区和敌占区,则建立了革命的两面政权,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各方面的抗日积极性。

  在建军方面,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为八路军输送了大批兵员,同时,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驻晋城八路军分别组成若干支武工队,帮助各县成立了县大队,所辖各区建立区基干队,村成立了民兵组织,初步形成主力部队、县大队、广大民兵三位一体、互相配合的作战体系。为了统一领导各地的地方武装,各县还分别成立了武装委员会,负责筹集经费,进行战争动员和训练。除此之外,一些地方还根据抗日的形势和需要,组建了形式不同的游击队,如鞠抗捷在阳城组织成立了工合游击队,发展队员100余人,多次配合主力部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以后这支游击队正式编入八路军。

  邓小平对岳南、中条区的视察,以及各县根据邓小平及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开展的建党、建军、建政等建设,使晋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三、战胜严重困难,扩大抗日根据地

  (一)根据地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

  1941年至1943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极端困难时期。日军为加紧向太平洋扩展势力,急于在巩固其侵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束侵华战争,便以其在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展开更为残酷的进攻。国民党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又唆使大批军政要员,玩弄所谓“曲线救国”的伎俩,投降日军。十二月事变后对日军一直动摇不定的阎锡山也乘机向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企图“收复失地”。在此形势下,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也减少到30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拮据。

  晋城抗日根据地同其它根据地一样,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1941年8月,太岳南下支队重新开辟晋城抗日根据地时,正遇到日军在华北连续进行“治安强化运动”。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中心内容就是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压力战”和“囚笼政策”。日军依据其占领统治程度将晋城划分为三类:即“治安区”(日军占领区)、“准治安区”(游击区)和“非治安区”(抗日根据地)。在所谓“治安区”,日军以清乡为主,实行保甲制度,促使民众“组织化”。其办法是施行大编村制,并村筑寨,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实行五家联保制,村民“连坐法”,加强对居民的控制;对伪组织采取“清政”措施,肃清内部“不稳分子”,扶植汉奸,以达到其“以华治华”的目的;推行农村“武装自卫”,组织伪自卫团,配合日伪军打击抗日武装,破坏抗日组织,残害抗日人员。在经济上,加强垄断,统制粮食,强迫种植罂栗(鸦片)、棉花,强行收购,对日用生活必需品,实行配合制,对煤炭、生铁等原材料实行野蛮地掠夺。如日军为掠夺晋城的钢铁资源,建立了垄断钢铁贸易机构--泽行,强迫全县40余个炉户炼出的一亿多公斤铁砖全部交给泽行,并强令晋城、阳城等县的群众,人挑驴驮运往长治,途中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除此之外,日军还将群众日常使用的铁农具、铁家具,甚至箱柜上的铜片、寺庙里的大钟等,统统搜缴。同时,以反共为中心内容,在各县成立新民会,以宣传“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为名,煽布“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等言论,并强令学校使用其操纵编写的课本,大力进行奴化教育。

  对游击区和边沿区,日军主要实行封锁、分割和“蚕食”的政策,以特务活动和武装袭击结合、恐吓与怀柔兼施的办法,强迫群众“维持”,建立伪政权,企图把游击区变为敌占区。1941年以后,日军在晋城游击区各村建立的维持会数量不断增加。沁水县除桃川、王壁两个村外,其余村都建立了维持会。高平县所有编村均普遍建立了维持会,连根据地的腹心阳城县除3个村外也都建立了维持会。日军还在沿白晋、晋(城)韩(城)、曲高等公路两侧修筑了100多个据点、碉堡,将晋城根据地分割成了“格子网”,企图以此加强对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封锁。同时,派出大批汉奸,与国民党特务、反动会道门等相勾结,强化其殖民统治。

  对根据地,日军主要实行频繁的“扫荡”和疯狂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根据地的生存条件。1941年10月至1943年底,日军对晋城根据地仅每次出动兵力在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4次,其余数百人的小规模“扫荡”不计其数。其手段一次比一次残忍,危害一次比一次大。如晋城县的坚水村,日军“扫荡”之前,共有510口人,日军“扫荡”时,共杀死56人,烧死12人,炸死14人,饿死73人,毒死99人,逃亡60人,全村仅剩196人。原有房屋1299间,被烧毁1197间,只留下102间。李寨村的房屋被烧毁达2/3。张涧河村原有耕地284亩,由于日军不断抢劫牲畜,全村仅剩下一头驴和一头牛,加之连年天灾,日军不断抓丁抓差,致使其中有140亩土地荒芜,粮食亩产只有一斗,每人年均不足120斤。东土河村被日军多次“扫荡”,不仅粮食、牲口被抢走,房屋炉灶被毁,而且兽性大发的日军肆意奸淫妇女,虽老幼亦难幸免。这个村原有210户,800余口人,日军烧杀后,只剩100多户,500余口人。为了恐吓根据地的广大群众,日军往往对“扫荡”时抓捕的人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制鞋匠张庾如被抓获后,日军怀疑他为八路军的探子,割去了他的鼻子、耳朵、舌头,最后又剜去眼睛而使其毙命。一个小商贩被日军抓住,肚子里被灌上凉水,剥去皮肤,受尽百般折磨而死。八路军侦察员田小才被抓后,日军多次审讯一无所获,竟将其活活喂了狼狗。据统计,1941年至1943年间,日军在晋城一次杀害群众上百人的惨案就有数十起。

  在日军加紧对敌占区“清乡”、对游击区“蚕食”、对根据地“扫荡”的同时,国民党和阎锡山不断进行破坏和捣乱,使根据地处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中。太岳南下支队重新开辟晋城根据地时,不断遭到国民党和阎锡山溃兵的武装阻击。1942年3、4月间,阎锡山武装大举进攻岳南地区,虽然在八路军发起的浮翼战役中败退,但此后仍然不断继续向根据地进犯,使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受到极大限制。晋城根据地重新开辟后,一些国民党、阎锡山的县政权以及留驻在晋城境内的小股武装,不但不抗日,反而勾结地方顽固分子、土匪、反动会道门组织,处处与抗日政府作对,争夺地盘,竞相向群众摊粮派款抽丁。高平的姬镇魁武装在国民党的唆使下,长期活动在全县各地,破坏抗日组织,杀害抗日干部,使高平县抗日政府一直活动在西部山区或沁水县境内,一时难以开展工作。陵川县由于国民党、阎锡山和各种土匪武装十分猖獗,直到1943年10月才成立了抗日县政府。即使根据地腹心的阳城、沁水县,也一直存在着国民党县政府、阎锡山县政府以及日伪县政府,具体到一个村,就有国民党村长、阎锡山村长、日伪村长,甚至还有少数土匪武装任命的村长。如此混乱的局面,加重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

  此外,晋城根据地从1941年至1943年,连续遭遇空前未有的自然灾害,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军民缺食少穿,更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

  1941年,晋城各根据地普遍雨雪稀少,粮食比往年减少大约一半。进入1942年后,旱情持续蔓延,加之日军的野蛮掠夺和摧残,晋城各地的经济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此时,由于豫北也发生大面积荒灾,道清路沿线1.5万灾民流入太岳区,更加重了晋城根据地的经济压力。1943年春夏之交,晋城再次遭遇百年罕见的大旱,绝大部分地区久旱无雨,致使水井干涸,河道断流,禾苗枯死,多数县秋收只有二、三成,有的县秋收无望,军需民食濒临枯竭。阳城、士敏等县又逢国民党预8师洗劫,大部分小麦被抢走。天灾人祸,使饥饿现象日趋严重。士敏、晋北、高平3个县的受灾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25%以上。受灾最严重的士敏县,灾民每天吃的是榆树皮、柳叶、杨叶、谷糠、蚕蛹。因为天旱,野草吃光了,就不得不以洋岗石(磨成细粉,掺以树皮)、观音土、花生皮来裹腹。老年人恐惧地说:“这年景比光绪三年还要坏”。仅士敏一县就饿死2647人,逃亡1.1万人,卖掉牲口3099头。该县霍家山村219户人家中,有39户人家外出逃荒,饿死在途中的群众有几十口。阳城县饿死、病死的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25%以上,外出逃荒的占30%以上,其中北留、润城一带约有半数以上的群众,背井离乡外出逃荒。晋城县巴公村3200口人中,饿死者900余人,全县饿死逃亡的人数就有10余万人之多,几乎占全县人数的一半。

  1943年8月,旱灾未减,晋城又发生了严重的虫灾,飞蝗铺天盖地而来,遮光蔽日,伴随着沙沙的恐怖声,倾刻间大片田禾被一扫而光。直到1944年春,旱灾、虫灾仍很严重,晋城全境受灾面积达3/5。许多地方因树皮草根被食尽,甚至出现了吃人肉的惨象。伴随着诸灾而来的是疾病蔓延,疥疮、伤寒、霍乱、虐疾、天花等病流行,人民群众的生命极其危险。至今许多老年人一提起“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大灾荒”仍心有余惧。

  总之,由于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日伪加紧渗透,不断进行“蚕食”、“扫荡”,且到处修筑炮楼、据点,我根据地面积日渐缩小。沁西县曾一度缩小为14个行政村;高平县抗日政府困难时仅在模凹等三、四个村活动,全县80%以上被日军占领;连根据地的腹心阳城县,也于1942年7月分成阳南、阳北两部分,活动范围大大缩小。根据地的经济受到极大破坏,财政和军民生活陷入极端困难。

  (二)党组织为战胜严重困难的对策与措施

  面对抗日根据地严重困难的局面,晋城各级党组织认真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其原因,积极采取了对策。首先,针对日伪频繁的“蚕食”和“扫荡”,以及国民党、阎锡山和各种反动武装的破坏,一方面组织县大队、区干队、民兵配合八路军给敌人以坚决反击,一方面在敌占区成立工作站,派人打入敌人内部,瓦解敌人的猖狂进攻。如豫晋联防区在阳城大宁村成立了敌伪工作站,配备了侦察员、交通员,带着“良民证”,出入敌占区,为豫晋联防区搜集情报。阳南、阳北县委、县抗日政府,挑选了一批共产党员或游击队员,利用日军招收警备队员的机会,打入县城日伪警备队,进行地下斗争。他们还利用伪人员亲属的关系,进行瓦解伪军、伪人员的工作,争取其中有爱国心的人转向抗日,为抗日政府提供情报、文件,为八路军购买一些禁运物资,协助营救被日伪抓捕人员。阳北县委先后派李凤歧、贾甲申打入敌伪内部,长期埋伏,作为内应。这些人在日伪警备队中成立了秘密的地下党支部,开展了争取伪军反正工作。阳城日伪警备队中队长崔永法,出生于河南临汝一个农民家庭,原为国民党第14军陈铁部一名炮兵,被日军俘虏后,被迫参加了伪军,并当上班长,后又担任小队长、中队长等职务,有一定的爱国心。贾甲申摸到这个情况后,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指示其重点做崔的工作。贾甲申以结拜把兄弟的形式,争取了崔永法,并通过崔团结了一批伪军,摸清了全县各个日伪据点的人数、装备、工事等情况,以及敌人活动的规律等,为后来解放阳城奠定了基础。共产党员郭进金,通过在刘村伪区公所当差的亲戚关系,将年仅12岁的胞弟郭佑民送到刘村日伪据点当勤务,郭佑民利用这个条件,及时将日伪“扫荡”的情报告知郭进金,再由郭进金通知党组织及抗日政府,致使日伪每次出动“扫荡”都无功而返。阳南县委派共产党员冯德明、田茂到五区日伪区公所任职,采取敷衍、欺骗、拖延等办法,尽量减少日军对农民的摊派,还有意将支差的民夫和毛驴放走,设法限制区维持会的活动,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伪政权。白桑区维持会长、顽固分子郭联登为建立反动组织,向群众摊派粮款,引起民愤,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张旭东向日军告发他贪污粮款,使百姓怨声四起,驻阳城日军头子岛田将郭联登捆绑在木桩上痛打一顿,不仅使其建立反动组织的企图破产,也让维持会的其他汉奸有所收敛。1942年1月23日,日军得知太岳南进支队要进入阳城,惶恐不安,将各据点日军集中于白桑据点,准备在太岳南下支队立足未稳之时,突然袭击,企图一举消灭南进支队。打入白桑据点的情报员获悉日军这一阴谋后,报告了石臼村党支部,该支部立即派人通知了南进支队,使日军的企图破产。

  其次,对于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从1941年起,太岳、晋豫区党委、地委、晋城各县县委多次发出通知,并派各级机关干部深入到乡村,帮助群众开展生产自救。1943年7月24日和3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连续发出指示,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8月1日,八路军129师也发布了《关于生产节食,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8月13日,太岳区党委机关报《太岳日报》发表了《紧急生产救灾的社论》,太岳行署向所属各县作出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号召各级政府把生产救灾作为中心工作,动员群众,抓紧雨后时机,抢种荞麦、蔬菜,大量储备野菜、树叶,准备渡过灾荒。同时,要求各级机关、部队自己动手,突击种菜,保证冬春蔬菜自给,并规定自8月16日起,每人每日再减口粮4两到5两,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行署副主任裴丽生先后两次到灾情严重的士敏、阳南、阳北、晋北、高平等县,亲自查看灾情,慰问灾民,并与灾区县领导共同研究生产救灾的办法。

  为了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扎扎实实地开展生产自救,驻沁水、高平的太岳二地委和驻阳城的太岳四地委相继召开党政军机关干部动员大会,制定出生产自救的紧急措施。第一,开展节约救灾运动,消灭浪费现象,各单位拿出节约的粮食交救灾委员会,以赈济难民。共产党要发扬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第二,各机关驻地要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第三,发扬平等互爱、互相帮助的精神,互帮互爱渡过灾荒;第四,时刻体验群众的困苦,节约使用民力。同时,太岳二专署和太岳四专署也相应实施了生产自救的具体办法:成立运输队,由工商局负责到岳北或其它受灾较轻的地区组织运粮;动员广大妇女开展纺织运动,增加收入;迅速向受灾较重的地区,如士敏等县拨出救济粮;及时发放春耕贷款,解决群众在春耕生产中的具体困难。

  在上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晋城各县为战胜自然灾害,进行了广泛的动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第一,成立县、区、村救灾委员会,组织群众采集野菜和代食品,抢种补种晚秋作物和蔬菜。同时,组织县、区、村三级灭蝗指挥部,党政军民一齐出动,开展群众性的灭蝗斗争。太岳四军分军司令员唐天际,亲自组织并参加了阳城县军民的灭蝗斗争,采取人打和利用夜间灯光诱捕等办法消灭蝗虫。士敏县第二区,组织群众3万余人次,捕杀蝗虫11万斤,该区嘉丰村村长潘永福,为解决粮食困难,带动群众炒吃蝗虫,救活了许多饥民,被太岳区树为灭蝗英雄。晋沁县李寨村群众李保成试用硫磺熏杀蝗虫,效果很好,县抗日政府就立即在全县进行推广,使全县的蝗虫得到有效控制。李保成被太岳区树为灭蝗能手。第二,广泛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各县县委、县抗日政府积极响应上级“不荒一亩地,不闲一个人,不歇一头牛”的号召,把生产自救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要求各级干部以90%的精力,用于抓好生产。士敏县组织3720名妇女参加纺织,赢利625万元;建立了不少运输队,赢利11.1万元,赚粮10万公斤;建立合作社50多个,极大地减轻了灾民的损失。该县李庄合作社成立后,经营项目从调剂本村粮食,运输煤炭,买卖食盐,到发展纺织,短短几个月,赢利6万元,解决了190余户的吃饭问题。临过春节的时候,合作社又抽出一半红利分给社员,调剂小米、玉米、豆子、白面和食盐、火柴,改善了群众的生活。 有219户的霍家山村,灾荒中曾有39户人家外出逃荒。1943年4月成立了有3人参加的运输队,经过4个月的时间,赢利3500多元。许多人看到组织起来有饭吃,能赚钱,纷纷报名入股,有钱的出钱,当场集资3万元;没有钱的就拿出花生、干草等物入股;有的妇女拿不出东西就做双新鞋来顶股。9月初合作社正式成立以后,建立了13个运输小组,并且组织养蚕、榨油、织布、织袜,赚钱换粮食,群众称李庄和霍家山的合作社是“救命合作社”。太行区的晋东县,及时将上级调拨的种子发到农民手中,并帮助群众组织互助组,解决了许多困难户无劳力缺牲畜等问题,很快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不少外出逃荒的群众纷纷返回家园。晋沁县委、县抗日政府动员大量劳力搞副业生产,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做买卖,由于男劳力缺乏,便动员广大妇女走出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和纺棉织布,把老人集中起来,照看儿童,调动了所有人生产自救的积极性。第三,想方设法筹集粮食和款项,救济灾民。太岳行署鉴于士敏、晋北、高平等县灾荒严重,秋禾收成无望的情况,决定减轻上述各县全年公粮、公款负担,共减轻公粮负担1万石,减轻公款15万元。太岳二专署向受灾最严重的士敏县发放春耕贷款70万元,商业贷款10万元,帮助该县恢复生产。高平县抗日政府向农民发放救济粮73石,糠11922斤,种子粮27石,并通过合作社从外地购回10万元的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即使士敏县也克服重重困难,向灾民发放救济粮437石。第四,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各县党政军群机关以身作则,提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的口号,以实际行动救济灾民。

  各级党政军干部与广大群众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在与各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如士敏县委、县政府先后组织灾民从岳北等地运回小米629.8石、糠1113.97石,在开展的借粮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中,共借粮113.97石,退减租息843.9石,组织运输粮食6000石,赚运费380000元(冀钞,下同),发放农业、纺织等贷款共142700元,收购蚕丝使群众共得利150000元,开展反贪污斗争,群众得到粮食367石。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共开荒2200亩。此外,驻晋城的八路军也纷纷派干部战士深入各区村,帮助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太岳军区第二分区、第四分区的主要领导,带领机关干部和直属队到各县开荒种地,帮助群众春种秋收,共节约粮食119.5公斤,款2.3万元,救济了受灾的群众。群众说:“八路军就是好,真是咱群众的队伍”。

  在各级党组织、抗日政府和驻晋城八路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晋城各根据地终于战胜了各种天灾人祸,顺利地渡过难关,并日益得到巩固。

  (三)晋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

  自1941年8月太岳支队南下到1942年10月,经过一年多浴血奋战和艰苦斗争,晋城抗日根据地不仅重新开辟,而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坚持和发展。从1942年10月开始,晋城各级党组织坚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上级党委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指示,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积极深入地开展各项斗争和建设,使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

  10月21日,鉴于岳南、中条各地已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将太岳区与晋豫区联成一片的形势,经中共中央批准,太岳区党委与晋豫区党委合并,合并后仍称中共太岳区党委,薄一波任书记,聂真任副书记。同时,豫晋联办与豫晋联防区也分别与太岳行署、太岳军区合并,牛佩琮任太岳行署主任,裴丽生任副主任,陈庚任太岳军区司令员,薄一波兼政委。至此,除陵川属晋冀豫区外,晋城境内其余各县均统一归属太岳区。

  1943年3月,新组建的太岳区对原有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设4个专区(后增为5个专区)。这时,晋城境内共有高平、士敏、沁西、晋北、晋沁、阳南、阳北、沁南、陵川9个县,其中,高平、士敏、沁西、晋北、晋沁5个县归太岳二专区,阳南、阳北、沁南3个县归太岳四专区,陵川县归晋冀豫区四专区。太岳二专区、太岳四专区的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分别驻在士敏县和阳城县境内。同年7月,撤销沁西县,其辖区并入士敏县,曾一度于高平、陵川、长子、长治4县交界处设立建宁县,并成了中共建宁县委、建宁县抗日政府,上属太岳第二地委、太岳二专署领导。10月,撤销建宁县建制。

  8月,陵川县抗日政府成立,标志着晋城境内全部建立了抗日根据地。10月,太行区将陵川县划归太行第八专区,同时,在陵川境内成立中共太行第八地委、太行第八专署和太行第八军分区。太行八专区党、政、军、群机构成立后,迅速向东、南方向发展,并于11月先后在陵川西部、高平东部和晋城东部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分别设立陵(川)高(平)县、晋(城)东县,成立陵高县委、县抗日政府和晋东县委、县抗日政府。至此,晋城抗日根据地扩大到10个县,即高平、士敏、晋北、晋沁、阳南、阳北、沁南、陵川、陵高、晋东县。其中,陵川、陵高、晋东3个县归太行区,其党、政、军、群上属太行八专区相应的组织领导;其余7个县归太岳区,其党、政、军、群组织分别上属太岳二专区和太岳四专区相应的组织领导。

  截止1943年底,晋城境内计有3个地级组织、10个县级组织、46个区级组织,所辖范围扩大到除5个县城和公路沿线少数集镇外的广大农村地区。

第四节 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与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保卫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1年至1943年底,日军乘晋城根据地重新开辟之机,大肆进行频繁地“扫荡”。他们采取“扫荡”与“蚕食”相结合的办法,以“蚕食”根据地的边沿区,建立“维持会”,作为向根据地“扫荡”的依托;以“扫荡”根据地来扩大与巩固敌占区,企图以此摧毁立足未稳的抗日根据地。根据这种形势,晋城各级党组织在上级党委及八路军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用极大力量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了广泛的对敌斗争。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在军事上主动出击,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八路军主力开展反“扫荡”、反“蚕食”作战。

  (一)岳南地区的反“扫荡”斗争

  自1941年9月日军对岳南地区的“铁壁合围扫荡”被粉碎后,八路军太岳纵队先后开辟了沁西、士敏、高平等多块抗日根据地。1942年春,日军乘各县抗日政府刚刚成立之机,再次对岳南发动“扫荡”。4月,驻沁水日军为扩大其占领区,在沁南县石槽岭修筑据点,企图切断岳南与中条根据地的联系,进而对两块根据地各个击破。石槽岭距晋豫区党委驻地较近,为确保区党委的安全,豫晋联防区司令员刘忠令部队坚决阻止敌人修筑据点。联防区17团在沁南县大队和曲高游击队配合下,向日伪发动袭击,一举歼灭盘踞在沁水中观据点的日伪军10余人,余敌退回张马据点,粉碎了敌人修筑石槽岭据点的企图。这是晋城根据地军民携手拔除的第一个日伪据点。紧接着,高平县武工队在太岳纵队16团配合下,对日伪的西珏山据点实施包围,经过几昼夜奋战,据点内日伪军被全歼,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铲除了西珏山日伪据点。这次战斗将高平抗日根据地向东扩大到模凹、常庄等地。

  1942年5月,日军集中兵力同时向岳南、中条根据地发动夏季“扫荡”。“扫荡”岳南之敌69师团一部在沁水集结,36师团一部在高平关和晋城东沟镇集结。14日,各路日伪军在5架飞机的配合下,向八路军太岳纵队386旅驻地士敏县东西峪实施奔袭。386旅以小分队进行阻击,主力部队则掩护党政机关和干部群众向外围转移。敌人袭击八路军主力扑空后,留在东西峪地区继续“清剿”。由于各级党组织发动广大群众早已进行空室清野,敌人一无所获,不得不于18日暂时退回原据点。386旅首长判断敌人是在玩诱主力回转后再突然“扫荡”消灭我主力的把戏,于是将计就计,于19日公开返回东西峪,给敌人造成太岳主力部队在东西峪的假象,然后秘密撤离至指定位置。24日,沁水府城、长子鲍店之敌共3000余人,果然大肆向东、西峪合围,由于判断准确,措施得当,敌消灭386旅主力的阴谋未能得逞。27日夜,386旅之16团乘敌不备,突然回袭东西峪,给敌以沉重打击。28日,日伪军在丢下148具尸体,多人负伤后窜回各自据点,岳南军民反“扫荡”胜利结束。在此次反“扫荡”战斗中,各县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主力作战,战绩不凡。士敏县地方武装获悉高平关据点日伪军准备出动百余人,夜袭蒲泓村,妄图一举消灭士敏三区抗日政权的消息后,由县大队、公安武装配合太岳部队18团一个排在蒲泓村附近设下埋伏,伏击前来“扫荡”的日伪军。敌见我军早有防备,狼狈逃窜,伪军班长王殿喜被伏击部队活捉。

  (二)晋豫区的反“扫荡”斗争

  1942年5月初至6月15日,正当晋豫区党委和太岳南进支队重新开辟晋豫抗日根据地之时,日军从晋南、豫北等地调集大批兵力,向晋豫根据地发动了一个多月的“清剿”、“扫荡”。此时,正在中条山区各地视察工作的太行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亲自领导太岳南进支队和阳城县地方武装,展开了反“扫荡”作战,多次击溃了敌人的包围、突袭,共毙伤日伪军数百人,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腹心的“清剿”、“扫荡”。阳城县大队组织精干小分队,深入到敌人据点周围开展游击活动,从外围不断袭扰敌人。县大队副大队长时新会率领的小分队在香台村袭击“扫荡”的日伪军时,击毙日军小队长左腾。

  除在根据地腹心“扫荡”外,日军还纠集大批兵力合击晋南县抗日政府所在地土河村,企图歼灭刚诞生的抗日政权。太岳南进支队18团主力在东土河、王庄一线阻击“扫荡”的日伪军,晋南县大队及附近民兵协同作战。为疲惫日军,各村民兵在沿途不断进行骚扰、袭击,使敌人行进缓慢,当行至东土河时,已精疲力尽。18团团长闵学圣指挥部队以逸待劳,向进犯之敌猛烈发起攻击,“扫荡”的日伪军狼狈逃窜。这次战斗共毙敌1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战斗结束后,晋南县政府在东土河大庙召开庆功大会,表彰了作战有功人员,提出了壮大野战部队,发展地方武装,巩固晋南根据地的任务。会上,18团将缴获的枪支、弹药赠送给当地民兵组织,当场有好多民兵报名参加了18团。

  (三)对日伪的政治攻势

  针对日军在其占领区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晋城各县党组织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对日伪军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主要内容是以“两年胜利”为中心口号,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形势进行广泛宣传,通过揭穿法西斯分子在世界各地制造阴谋及其遭到失败的事实,从政治上瓦解日伪军的斗志。方式主要是通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漫画、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以及向日伪据点喊话等,一方面使敌占区、游击区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进一步深入了解,扩大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使部分伪军受到极大震慑,逐步改变其反动立场,促进敌人的内部分化。1942年8月,八路军16团武工队在曲高公路沿线与士敏县政府配合向敌人开展了政治攻势,分别召开抗属、伪属和士绅等座谈会,动员群众对死心塌地的汉奸进行声讨。同时,还发动群众将宣传品一直贴到敌人的炮楼、据点周围。经过政治攻势,许多伪军纷纷改邪归正,连一些长期反共的红枪会员也自动交出大刀、长矛,主动向群众报告悔悟经过,揭发红枪会的黑暗内幕。

  在对敌的政治攻势中,各县的工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和青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起了巨大作用。这些团体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向各县群众大力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特别是在敌占区格子网里,建立了一些秘密联络点和联络关系,为联系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各县在对敌政治攻势中,特别注意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士绅名流、旧政权当权人物和行政人员、其他知识分子等,通过访问、交谈,交换意见,建立必要的联系,并从中吸收开明士绅参加抗日民主的三三制政权,安排学者、教师从教,商人经商,动员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参军和参加地方工作。如陵高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成立咨议室,聘请一些国民党员、开明绅士、上层知识分子担任县政府咨议员,并每月发给他们三斗小米的工资,经常召开咨议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在敌伪政府工作或外逃的敌伪人员,纷纷向陵高县政府登记,表示悔过自新。日伪晋城县公安局长带领10余人,向陵高县政府投诚。通过这些措施,团结了大多数群众,争取了社会上层人物,孤立了日伪政权和反共顽固派。

  对于伪军和伪组织,则贯彻执行争取、瓦解、宽大与惩办相结合的方针政策。一方面,通过说服教育,争取伪军、伪组织中的动摇分子与抗日政府建立一定的联系,为抗日政府提供情报、保护抗日干部、营救被抓人员。1943年7月,建宁县抗日政府成立后,为巩固新政权,派人深夜闯入日伪大山办事处,将该办事处主任赵立生抓获。建宁县抗日政府县长李建标亲自对赵立生进行耐心教育,向他提出3条要求,一是不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干事,二是从今以后要身在曹营心在汉,日军有什么情况和行动及时向抗日县政府报告,三是要想方设法保护抗日人员的安全。经过启发教育,赵表示今后一定要悔过自新,主动赎罪。通过一段时间的政治瓦解,赵立生果然不再作恶,且动员了许多伪人员明为日本人办事,暗地里为共产党出力。有的给抗日政府送粮食、通消息,有的动员本村青年参加抗日活动,为八路军提供情报,有的为抗日队伍当向导、安排住宿等。建宁县通过对敌政治攻势,很快打开了抗日工作局面。另一方面,对个别死心塌地投靠日军、与人民为敌的汉奸、特务和伪军中罪恶累累、人人痛恨的敌对分子,坚决予以惩处,直至枪决。国民党阳城县党部书记长孟光恒、汉奸田九洲等人在日军“铁滚扫荡”中,向日军提供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情报,并协助其制定“扫荡”计划。阳南县抗日政府依法在西交村召开群众大会,判处7名汉奸死刑,立即枪决。阳城县大队副队长时新会带领30余名队员在大峪村活动时,由于该村伪村长王珍告密,日军包围了该村,30余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时新会被俘后被日军将全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事件发生后,阳城县长魏维良立即令县大队将王珍和石柱峰伪村长蒋永盛缉拿处死。日军在晋北“扫荡”时,由于汉奸告密,抓捕了晋北抗日行政办事处主任司壁瑾。日伪警备队将司壁瑾捆绑在刘村南阁前进行审问,司壁瑾当众警告伪警备队员当汉奸没有好下场。气极败坏的敌人竟惨忍地将司壁瑾的头颅砸碎。后来,出卖司壁瑾的汉奸被晋北县抗日政府查明正法。阳北县镇压了极端反动的大汉奸3人。陵高县共逮捕汉奸和维持会长379人,其中,镇压的10人,其余大部分经教育后释放,使其帮助抗日政府办事。通过教育与打击并举,宽大与惩办结合,动摇了伪军、伪组织的基础。通过对游击区的维持会采取坚决摧毁和建立两面政权的政策,使日军的维持会有名无实。

  为了使对敌的政治攻势达到预期效果,各地还在军事上主动出击,主要是派武工队进入游击区,配合游击队进行袭扰、爆破、伏击等,威慑和打击日伪军,消灭、瓦解极端反动顽固的土匪武装。如高平县委、县抗日政府虽然于1941年10月就宣告成立,但却长期在士敏县境内或高平西部少数几个村庄活动,一直无法打开全县抗日工作局面。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日军频繁的“清乡”、“蚕食”、“扫荡”,另一方面,主要是极端巩固反动的姬镇魁土匪武装为虎作伥。姬镇魁,字梅轩,高平晁山村人,早年伪装进步,投机革命,曾任区牺盟特派员。后秘密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高平县党部书记长,在高平大力发展国民党员。十二月事变后,其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组建特工团、政工团、战地工作队等反动武装,以白晋路东的石末、拥万、团池等地为据点,猖狂向共产党、八路军进攻。还在白晋路西的马村设立西区办事处,对根据地时常进行袭扰。姬镇魁被国民党第27军委派为高平县长后,又兼任晋东南自治委员会主任,管辖晋城、沁水、长子、长治、高平5个县的伪政府,势力更为扩张,到处挑衅寻事,与日伪狼狈为奸,助纣为虐,造谣惑众,抢劫民财,终于沦为政治土匪。据不完全统计,姬镇魁武装采用绑架、暗杀、推进煤窑等多种残忍手段,残杀八路军战士、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无辜百姓达1000余人。

    1940年至1942年3年间,在高平共杀害抗日区、村干部33人,仅在侯庄一个村就杀害共产党员20余人。给抗日工作构成严重威胁。1942年秋,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由冀中经高平、沁水赴延安时,听取了高平县委书记姬德明的汇报,指示八路军和高平地方武装:姬镇魁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土匪,要坚决打掉。之后,八路军772团在野川、唐王山一带对姬镇魁的常备二中队和自卫一中队进行了打击,击毙其二中队队长以下36人,生俘姬镇魁路西办事处主任赵昞智和特务长贾树荣,并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逮捕了与姬镇魁狼狈为奸、作恶多端的高良村伪村长杨义才,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判,判处死刑,当场执行。与此同时,高平县大队也多次对姬镇魁土匪武装进行围剿,迫使其反动气焰有所收敛。在重创姬镇魁武装后,高平县委、县抗日政府乘势扩大抗日根据地,向日伪发动了一系列进攻。1943年4月,高平县大队在沟南山伏击日伪军,毙敌10多人,活捉日军1名。8月,772团一部在高平县大队配合下,袭击日伪寺庄区公所,经一个多小时战斗,攻克寺庄炮楼,毙伤日伪10余人,俘虏多人,并救出40余名民夫。紧接着,又乘势袭击了日伪马村据点,据点内敌人闻风而逃,马村炮楼被摧毁。同年12月间,高平县大队在康营村伏击日伪军,毙伤敌3人,俘6人,缴获步枪8支。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很快打开了高平抗日斗争的局面。1944年初,太岳二专署鉴于高平县新的形势,由原来的游击县,改为乙等县(有根据地及各级政权机构)。士敏县县大队和公安武装为拔掉高平关日伪据点,对其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派人做警备队的工作,伪班长王殿喜等人经过说服教育,表示要弃暗投明,为人民立功。1942年10月18日夜,士敏县公安队、游击队、高平县县大队向高平关日伪据点发动进攻,在经过教育后反正的伪军的配合下,我军顺利地占领了敌据点,并乘机摧毁了周围村庄的日伪维持会。这次战斗毙伤敌10余人,生俘10余人,20余名伪军反正,缴获步枪20余支,救出群众10余人,而我军无一伤亡。

  对敌开展的政治攻势,既动摇了侵华日军的意志,激发了其反战情绪,又极大地争取了伪军和伪组织,同时,也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经过不断的政治攻势,日军气焰有所收敛,情绪低落,许多伪军和伪组织为了自身利益,主动与八路军或游击队联系,并帮助办一些其力所能及的事情,扩大了情报来源,使我抗日军民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增强了咬紧牙关,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信心。

  (四)各地的反抢粮斗争

  日军侵占晋城期间,为保证其“驻军粮食绝对自给”,每年都制定抢粮计划,并派出大批日军,由各县伪政权、维持会、新民会以及临时组成的经济保卫队配合,在各地到处抢掠粮食。针对敌人的抢粮行动,晋城各县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组织县大队、游击队、自卫队同抢粮的日伪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组织广大群众实行快收、快打、快藏,运用各村的两面政权,软磨硬泡,抵制给日军缴粮,或借故少缴。另一方面,对于强行抢劫的日伪军,则组织部队予以坚决的打击。像这样的抢粮与反抢粮斗争,每年夏、秋两季都要发生多次。1943年7月,盘踞沁水县城的日伪军为解决其粮食供应,出动200余人到里必、郎壁村一带抢粮,被太岳军区772团打退,毙伤日伪军40余人。盘踞在晋城县东沟、太阳、周村一带的日伪军,制定了详细的抢粮计划和任务,但由于受到八路军772团和士敏县大队的围困与打击,始终未敢外出抢粮。各地民兵在反抢粮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沁南县南阳、泓蒲等村的民兵,配合太岳四分区警卫部队,向前来抢粮的日伪军发动袭击,解放民夫300余人,夺回粮食60余石。阳南县民兵英雄“夜明珠”李银保,为打击抢粮敌人,组织周围几个村庄的民兵实行情报联防、打击联防的办法,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抢粮图谋,仅一次就组织了400余民兵,夺回敌人强征的两万余斤小麦。日伪军到阳北县油房头村抢粮时,该村民兵用土枪、土炮、拳术、棍棒与敌搏斗,打退了日伪军的抢粮部队,毙敌2名,活捉4名。阳南县独立营在树掌村将抢粮的伪军30多人包围缴械。高平县各村民兵自动组织起来,实行联防,不断袭击、骚扰抢粮的敌人。

  (五)日军的“铁滚扫荡”及其被粉碎

  1943年10月,日军为实施其“山岳剿共实验区”计划,对包括晋城各县在内的太岳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铁滚扫荡”。这次“扫荡”由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布置和指挥,组织日伪军2万余人,运用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即参加“扫荡”的日伪军分为三个梯队,从同蒲路到白晋路,由岳北向岳南、中条地区滚压“清剿”,然后再由南向北反复清剿,企图利用这一新战术,消灭八路军主力,把太岳根据地彻底摧垮。为达到这一目标,日军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了多起惨案。在士敏县和沟村,日军包围了太岳二分区医院,30多名伤病员和5名医护人员除有7人突围外,其余被日军抓获,全部刺死于马村日伪据点。仅在士敏一县,日军便制造了龙渠、槐庄、和沟、铁炉、白华、中乡、殷庄、嘉峰、尉迟等10多起惨案,杀害无辜群众300余人,烧毁房屋数百间。“扫荡”阳城的日军在红庙、元凹、匠礼、固隆、滑石坡、少角、绿化顶、周壁、谭村、望川、上黄、西峪、柴腰、古堆底等村也制造了10余起惨案,屠杀无辜群众近1000人。

  10月29日,阳北县抗日政府代县长樊岗、司法科长崔佑等,深入到敌占区县城附近各村部署反“扫荡”工作,返回时因汉奸告密,日军出动200余人,突然包围了阳北县抗日政府驻地白岩寺。樊岗在组织县政府机关干部突围时受重伤,6名干部战士牺牲,另有3人被俘,连看寺的3名和尚也被抓捕。日军释放了被阳北县抗日政府关押的犯人,掳去寺内所有的粮食、耕牛,并放火烧毁了白岩寺。当阳北县独立营、公安武装闻讯赶来救援时,敌人已向县城撤退。救援部队奋力追奸,夺回了被日军掠夺的粮食、耕牛,但没有营救出被俘人员。后来这些被捕人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针对日军的“铁滚扫荡”,晋城各县采取主力部队、县大队和区干队、广大民兵三结合的办法,除留少数部队配合广大民兵在根据地腹地坚持游击战争外,主力部队冲破敌人封锁线,转至外线,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攻取日伪据点,内外配合反击敌人的“扫荡”。

  1943年11月初,太岳四分区第17团、第18团,与沁南县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分头作战,一度袭入沁水县城,使日军的“扫荡”计划屡屡落空;11月6日,18团突袭阳南县桑林石圈河之敌,毙伤日伪军40余人;11日,18团与阳南县游击队和民兵配合,在灵官庙至横河之间,连续伏击日军运输队,毙伤日伪军50余人,解救民夫100余人;13日,阳南县五区联防民兵在盘道山伏击日伪军,敌死伤20余人;同日,阳南县独立营在阳城至济源的公路上,一边转移一边埋设地雷,炸死尾随而来的日伪军10余人;14日,17团、18团在阳南烧犁铺伏击敌人,经数小时激战,毙伤敌70余人;中旬,日伪军“扫荡”赤洪沟,阳南县独立营和五区民兵为保护掩藏在赤洪沟的大量粮食,与敌人展开阵地战,连续击退敌人的6次进攻,使日军始终未能向赤洪沟前进一步。

  晋城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组织的宣传发动下,积极投入到反“扫荡”的抗战洪流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阳城县一个农民名叫武日清,他看到一名日军持枪威逼数名妇女,不顾个人安危,奋力与敌搏杀,终于刺死了日军,救出了受难同胞。北次营村年过花甲的李有德老人,与“扫荡”的日军扭住撕打,最后同日军一齐坠井身亡。在日军进剿杨柏、孔才一带时,孔才村村长自动组织村民掩护隐蔽在这里的太岳区干部转移,并利用熟悉有利地形,毙敌数人。日军滚压至索泉岭时,该村青年妇女李妥荣怀抱婴儿隐蔽在山上,一日军发现她孤身无援,上前欲泄兽欲。李妥荣一手抱着小孩,一手使尽全身力气将敌推下悬崖摔死。太岳四分区17团一营营长谢光才率一个排掩护群众和阳北县委、县政府机关转移时,在阳北县峪沟被敌人包围。谢光才指挥部队与数倍于自己的日伪展开浴血奋战,坚守阵地不使敌人跨越一步,子弹打光了,用石头和木棒作兵器与敌内搏,最终谢光才等20余名战士用生命保卫了阳北县委、县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阳南县石臼村村民崔吉元被敌日军抓去,日军要他供出藏粮地点,他坚决不说。日军用刺刀刺他,用石块打他,他大骂不止,始终没说出藏粮地点。谭村19岁妇女干部上官小珍,在带领乡亲掩埋了被“扫荡”日军残杀的17具尸体后,被伪军抓捕。敌人要她说出抗日县政府的去向和藏粮地点,上官小珍坚贞不屈,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太岳四分区司令员唐天际亲笔题写“妇女之光”四个大字以缅怀烈士,鼓舞群众。像这样的事例在晋城各县比比皆是,数不胜数。侵略者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八路军、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力打击下,11月22日,日军被迫全部退回据点,“铁滚扫荡”以失败告终。至此以后,日军再也无力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晋城各根据地进入了对敌局部反攻,直至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期。

  二、民兵组织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对敌斗争中的作用

  晋城根据地在重新开辟过程中,由于各种天灾人祸,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扭转抗日根据地不断缩小的局面,以便为将来的战略反攻积蓄力量,晋城各级党组织狠抓了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的建设。

  首先,加强对民兵组织建设的领导。各县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视察中条区时对建立武装工作的指示精神,把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特别是群众武装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要求全县党政军民一致,大力发展群众武装,组织民兵营、连、排、班,实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平时训练、生产,战时拿枪参战。

  其次,建立健全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的领导机构。各县在成立脱产的县大队、区干队基础上,相继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负责群众武装的组织、训练和领导工作,各区、村也分别成立了武委会。

  第三,将民兵工作列入各级抗日政权重要的议事日程,颁布条例,加强政治、军事训练,提高其军政素质和作战能力。1942年冬,晋城各县对民兵进行了严格的整顿,对在抗日斗争中立场不坚定及有投敌嫌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的,战斗能力不强的,不积极参加武装斗争的,不服从命令、不遵守纪律的等5种情形之一者实行清理。通过严格审查,符合条件的民兵重新登记造册。整顿后,各地民后组织向规范化、正规化迈进。如,经过整顿,阳南全县民兵共有1397人,步枪58支,土枪645支,小土炮11门,自制榆木炮27门,子弹5000发,手榴弹150枚。多数民兵配齐了长矛、大刀,人手一种武器,并按营、连、排、班进行组织编制。为改善民兵武器弹药短缺的情况,阳南、阳北各县采取一些措施:一是动员群众自动上交收藏的武器;二是收集旧式武器,如大刀、长矛、土枪、榆木炮等;三是建立修械所,制造和维修武器装备;四是党员干部带头捐粮、捐款,购买枪支;五是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通过这些办法,各村民兵的武器装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战斗力不断加强。据1944年底统计,仅阳南、阳北民兵共参加大小战斗1100余次,毙伤日伪军1200余人,俘270余人,缴获飞机一架,轻重机枪12挺,步枪350支,手枪74支,子弹70余万发,汽车12辆,战马15匹,自行车47辆,文件100余份,伪钞5万余元,皮鞋190余双,破毁公路100余里,炸毁桥梁2座,割电线7万余斤,摧毁维持会17个,攻克日伪碉堡16个,夺回被抢粮食8万余斤,马、牛、羊、猪370余头(只)。

  由于加强了对民兵组织建设的领导,晋城各县的民兵得到迅猛发展。1942年初,晋城根据地刚开辟时,境内仅有民兵1800余人,到1942年底,发展到11000余人,1943年增加到2万余人,成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重要助手和主要后备兵源。这些民兵本身都来自于群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既是兵,又是民,是一支重要的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力量。他们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坚持劳动与武装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民兵凭借其群众熟、地形熟、情况熟等特点,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创造出许多新鲜战法。比如伏击战、麻雀战、推磨战、袭扰战、地雷战等许多有效的歼敌方法,都是由民兵发明并首先使用的。他们运用形式多样的战术,到处打击敌人,使日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防不胜防的地步。尤其是地雷战,更是民兵经常使用的战术。晋城各县的民兵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利用石头、废铁、坛坛罐罐等制造出五花八门的地雷,人自为战,村自为战,与敌人斗智斗勇。1943年7月,日军“扫荡”士敏县东西峪地区时,团里村民兵在马发芝带领下,组织群众进行空室清野,在村里村外,房前屋后,到处埋设地雷,摆下地雷阵,并以小分队袭击日军,引诱其进入雷区。“扫荡”的敌人一进入团里村,就有两名日军踩响了民兵埋设的地雷被炸死。他们在空空如也的村子见不到人影,想抢东西,一开门就被炸死;想喝水,踏上井台就踩响了地雷。当整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的日军准备向黄陵村撤退时,又发现路上用石灰画了许多圆圈,里面压有纸条,上写“地雷的有”,更吓得失魂落魄,狼狈逃窜。这次团里村民兵反“扫荡”用地雷炸死日军5人,伤2人。士敏县武委会授予团里村“模范战斗村”锦旗一面,民兵队长马发芝被命名为士敏县“杀敌英雄”。日军“扫荡”阳城县西峪村时,进村发现村边大路旁立着一个草人,手持“此处有地雷,炸死日本鬼子”的牌子,日军中队长大怒,命人立即拔掉,结果草人落地地雷爆炸,4名日军、1匹军马当场被炸死。日军气急败坏,绕道进村,而村中的“守门雷”、“开门大吉雷”、“三角雷”、“葡萄雷”、“观音雷”等四处开花,炸得敌人仓皇撤退。

  第二,民兵以小股活动为主,作战灵活机动,机智勇敢,使敌人疲于奔命。1943年,阳城县反“蚕食”、反“维持”斗争开展力度较大,使敌占区、游击区逐渐缩小,县城及各据点的粮食供应短缺,日伪军不时出动部队到各村抢粮。在反抢粮斗争中,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峪北、大宁、町店、固隆、苏村、周壁等村的民兵,在反“蚕食”斗争中机智灵活,用地雷、石雷、手榴弹、榆木炮、鞭炮(模拟机枪)巧妙地杀伤敌人和迷惑敌人。峪北民兵连选择有利地形,伏击由600余日伪军组成的抢粮部队,一名日军和一名伪军班长被击毙。队长焦小罗一个人声东击西,打退了小股抢粮部队。苏村民兵在日伪军抢粮返回的路上进行伏击,走在后面的伪军见先行的日军走远,慌忙丢掉抢来的2000余斤粮食,30余头耕牛以及被子、土布物品夺路而逃。周壁村3个民兵来回穿插,大造声势,将30余个抢粮的伪军吓跑。峪北、町店等村民兵还组织起来到敌占区汉上村反抢粮,在“两面村长”配合下,以给日伪军征粮为名,将所征粮食全部运往根据地。各地民兵还组织割电话线小组,常常潜入县城周围各据点之间,昼伏夜出,声东击西,钳、锯、钩齐用,杆、线、瓶并毁。割断敌人的电话线,使敌通讯中断。敌人白天接通,民兵夜间割走,弄得敌人焦头烂额。阳南二区民兵乘1943年除夕之夜,袭击了日伪军在安阳的铁业社,把风箱、模板等凡能搬走的物品全部搬走,并将10多头毛驴,300多只羊拉回根据地。阳南县得知日伪白桑据点所抢的3万余斤粮食未及时运走的情报,组织了1000余民兵,在县大队配合下,趁夜将所抢粮食和资材全部运走。

  第三,成立民兵联防区,主动出击日伪军。为了使分散的民兵形成合力,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晋城各县根据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将邻近的三、五个村的民兵组成一个联防区,并设立指挥部,以利各村民兵作战时相互支持配合,达到庄庄有联防民兵,村村有联防站,区区有联防队,一处有战事,各方齐支援。联防区在各山头、关隘、要道等重点地方布岗设哨,夜间巡逻。各岗哨以鸡毛信、消息树、点柴火、打铜锣等方式为信号,及时向周围联防区民兵传递敌情,形成了联防情报网,使联防民兵达到“击尾头应,击头尾应,击腰头尾同应”的要求,一方有敌情,八方来支援。1943年4月,一架日军战斗机因故迫降于阳城县董封河滩。在山头上放哨的民兵迅速向联防区报告,联防区组织董封、次营的民兵,将一日军大佐和飞行员抓获,受到军分区的表彰。1945年3月,一架盟国(美军)侦察机在沁水县樊村河上空发生故障,迫降于吴村附近,翟家桥武委会主任带领2个民兵赶到现场,将受伤的飞行员以及机上文件、物资迅速转移。此时,驻隆化的日伪军也闻迅向吴村袭来,遭到3位民兵抗击,其中马怀珍为此受重伤,太岳军区772团及时赶到,打退了日伪军。太岳军区武委总会通报表彰了马怀珍等3位民兵。沁南县崔玉凤民兵连,多次袭击日伪据点,在袭击杨家窑据点时,活捉伪军6人,缴获步枪3支,子弹40发;袭击马家岭据点时,活捉伪军16人,缴获步枪10支,子弹1500发,使敌胆颤心惊。高平县民兵自动组织起来与敌人进行反抢粮斗争,半个月时间,出击敌人41次,毙日伪军1人,伤4人,俘伪军22人,抓汉奸4人,缴枪4支,割电线414斤,夺回小麦2000余斤,牲畜5头。在粉碎1943年10月日军对太岳区发动的“铁滚扫荡”中,各地民兵在掩护群众转移、实行空室清野、保护群众安全、打击小股敌人、配合主力作战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仅太岳四分区民兵就作战50余次,毙伤日军212人。

  各地民兵在对敌斗争中出生入死,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如沁南县崔玉凤民兵连、阳南县“夜明珠”李银保、神枪手时新仁、女爆炸能手茹桂香、阳北县民兵英雄张尔聪等等,都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令敌人望而生畏。尤其是匠礼村民兵队长“夜明珠”李银保的英雄事迹曾在太岳区广泛流传。他带领民兵常常夜入敌区,摸岗哨、捉汉奸、打特务、救同胞,甚至抢夺日伪哨兵手中的武器,冲入敌人前沿阵地抢夺机枪,搞得日伪军昼夜不宁,胆颤心惊。驻阳城敌酋曾派出汉奸、叛徒,并悬赏缉拿李银保,均未得逞。晋城县“格子网里的战斗英雄”王启首的英雄事迹在《新华日报》(太岳版)进行了详细报导。1944年3至4月,阳南县东冶民兵尖刀队在保卫群众春耕生产的两个月时间里,同日伪军作战211次,打死、打伤日伪军40余人,活捉40余人。被太岳军区授予“民兵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在太岳区召开的二次群英会上,沁南、阳北、阳南、晋沁、高平等县的民兵都受到了区党委的通报表彰。正是由于广大民兵的英勇善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才使得晋城根据地战胜了严重的困难,得到坚持和发展。如果没有民兵与游击队和主力相配合,要对付敌人灭绝人性的“扫荡”会增加很多困难,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时间也要延缓一些。

  在长期的对敌作战中,晋城根据地的民兵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如阳南县二区民兵一个班7名战士及1名区干部,由于汉奸告密,被日伪军包围于东冶村红庙,在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晋沁县龙窝村民兵在队长李乾孩和指导员李福棠指挥下,为掩护全村群众转移与日军展开激战,由于寡不敌众,李乾孩、李福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太岳区党委为了表彰他们的英勇事迹,授予牺牲民兵“抗日民族英雄”的称号。晋沁县抗日政府为纪念两位烈士,将龙窝村改为乾棠村,并为他们立碑纪念。这些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烈士,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三、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开展

  (一)减租减息政策的初步贯彻执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晋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却没有改变。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土地集中在极少数地主、富农手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雇农、贫农、中农,只占有少量的土地。由于他们受到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整个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和阻碍。据太岳区对阳城、晋城、沁水等县123个村庄的调查,占总人口4.49% 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9.87%;占总人口6.95%的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10.37%;而占总人口39.63%的贫雇农,只占有全部土地的26.11%。而且地主、富农所占有的土地,多是水地、平地,贫雇农、中农所占有的土地,多是山地、荒地。地主、富农们凭借掌握大量的土地和充裕的畜力等生产资料,过着不劳而食的腐朽生活,而广大贫雇农却是“放下镰刀就无米,终年劳动饿肚皮”。

  当时,地主、富农对贫、雇农剥削的形式主要是通过收取地租进行剥削。地租分为定租和活租,定租即土地出租后不论年成丰歉,一律按照定额收租;活租即随年成丰歉、收获多少来交地租。地租的形式有粮租、钱租、劳役租、畜租等。租额的情况,各县不尽相同,一般在50%左右,最高的达70%以上。其次是高利贷剥削。这比地租剥削更为严重。在晋城地区,借债的利息大致分为月利、年利两种。月利最低是1分5厘,通常是3分至5分;借粮利率一般是加二、加三的利,即春借1斗,秋还1斗二三升,利息的计算,大多是复利,即“利滚利”,也叫“驴打滚”。如到期还不清,就得利上加利。在高利贷的剥削下,许多还不起本息的农民不得不以土地作抵押,造成大量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户、雇农,土地畸形集中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除了地租、高利贷盘剥之外,还有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田赋年年增加,税收一年比一年高,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加之兵痞土匪肆意征抢,造成了农民极度贫困和农村经济崩溃,大多数家户是“半年糠菜半年粮”,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债台高筑,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土地高度集中和封建剥削加重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农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广大农民不但在经济上受到剥削,而且在政治上受到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要动员千千万万农民起来抗日,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迫切需要实行减租减息,把农民从封建剥削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因此,在暂时保留封建制度下,调整阶级关系,实行减租减息,不但是农民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我党动员千百万农民起来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抗战的历史必然。

  “十二月事变”之前,晋城根据地各县就在党组织、牺盟会、群众团体的领导下,进行了减租减息工作,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法,召集一些地主、富农,宣布减租减息的数目,方法简单,包办代替,没有充分发挥群众开展说理斗争。由于存在不彻底、不普遍、无计划、无组织现象,致使在多数农村出现了“明减暗不减”的情况。一些农民受到地主的恐吓,怕将来“变天”,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减租减息;还有一些农民悄悄将减退回的租息又给地主送回去。而在少数一些地方却出现了不交租不交息或少交租息的“左”的倾向,影响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

  晋城根据地在重新开辟过程中,面临着发动群众和开展对敌斗争两项主要任务。而发动群众是中心环节。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月4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决定》和《指示》提出了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基本原则:一是承认农民(包括雇农)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二是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革命的,党的政策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革命的开明绅士,实行减租减息之后,要求交租交息,保证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三是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当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份与政治力量;富户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与富农经济,而是在适当改善工人、农民生活的条件下,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同时,《决定》和《指示》还对关于地租及保障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作了具体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减租减息政策。

  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共中央从发展农村统一战线,克服严重困难,坚持对敌斗争的目标出发,在认真总结抗战以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党中央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下达后,晋豫、太岳区党委分别召集所属地委、县委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及时传达贯彻。1942年7月5日,晋豫区党委在阳城吉德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各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了会议。区党委书记聂真在会上作了《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工作报告,对全区减租减息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对全区在阳城县柴圪塔村进行减租减息试点进行了总结,认为在巩固根据地过程中,发动群众是中心环节。检验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标准,要看是否减租减息在每一个村开展起来,是否建立起农会、妇会等群众组织,农民是否积极投身抗日。这就为根据地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提出了新要求,新标准。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改变过去那种开大会、作报告、喊口号、刷标语的形式主义工作方式,沉下心来,集中力量解决减租减息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把这项工作有声有色的开展起来。

  与此同时,太岳行署、豫晋联办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结合本区实际,在总结过去减租减息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分别颁布了《土地斗争纲领》、《减租减息问答》和《晋豫根据地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作为全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出租土地之租额,不论租佃、半种及其它不同名称之同类收益,一律按照原租额减少25%。债权人之利益收入,年利率不得超过15%。这就是人们习惯上称之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

  为了克服过去包办代替造成明减暗不减的错误,晋豫、太岳区党委对全区的地委、县委的减租减息委员会成员进行了集中培训,着重学习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以及各区的减租减息法规、条例,强调这次减租减息,关键要在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启发农民的阶级意识上下功夫,激发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极大热情,鼓舞农民自觉与地主斗争的勇气,防止地主以抽地转佃等手段威胁农民,巩固农民的斗争成果。

  晋城各县党组织把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发动群众作为重新开辟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扎实认真地对中共中央及上级关于减租减息的政策,进行了贯彻落实。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成立机构,加强领导,迅速打开减租减息工作局面。各县均成立减租减息委员会,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政府、县武委会(或县大队)、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委员会下设减租减息工作队,抽调强有力的领导骨干充实到工作队中。各区、村成立相应的机构,农会主席和减租减息委员会负责人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负责本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各级减租减息工作队成立后,立即深入到群众中开展工作,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太岳区士敏县减租减息工作队根据本县的特点,首先集中工作队员到基本点开展工作,等打开局面、取得一些经验后,迅速向周围村铺开,一些等待观望的地主见减租减息势不可挡,逐渐放弃顽固的立场,主动“开明”减租减息,推动了全县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

  其次,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县、区、村减租减息委员会、工作队的主要职责是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党的土地及各项方针、政策,深入广大贫、雇农中进行发动串联,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贫苦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积极性,从中发现和培养一批减租减息积极分子,通过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起来减租减息。各地工作队在 宣传发动群众中了解到不少具体思想问题:一是认为贫苦农民祖祖辈辈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是穷人的命苦,因而思想不积极;二是怕地主日后反攻倒算,工作队走了倒霉的还是穷人,因此不敢起来斗争;三是认为自己种了东家的地,是东家有情于自己,搞减租减息是对东家无情无义。针对这些错误的认识,工作队从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让他们在群众会上进行诉苦,并组织农民开展“谁养活谁”的大讨论,克服“命运”、“良心”等精神枷锁的束缚,减少和消除对工作队的依赖,工作队也尽量避免过去在减租减息工作中的包办代替、命令主义等做法,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通过这些积极分子串联一批贫苦农民,组成骨干力量,向周围的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政策和上级的有关法令法规。晋豫区阳城县柴圪塔村佃农王贵春,祖祖辈辈受地主剥削,因借地主20元银洋,三年还不起利滚利,无奈将自己家的地抵押给了地主,然后再租回来耕种,致使全家滚过碌碡没米吃。阳城县减租减息工作队了解到情况后,启发他在群众大会上诉苦,同地主开展面对面说理斗争。通过算帐,大多数佃户逐渐认识到,不是地主养活了佃户,而是佃户养活了地主,穷人穷,地主富是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佃户组织起来,同地主进行斗争,才能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通过这次说理斗争,许多佃户纷纷诉说受压迫、受剥削之苦,迫使地主依法减了租息,提高了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

  第三,引导农民群众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和上级关于减租减息的政策、法令。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各县工作队和各级农会、减租减息委员会按照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规定,减去农民的租息。即:地方出租土地之租额均按照抗战前原租额减掉25%,并重新换约;利息率按一分半计算;对农民积欠多年的重租给予免缴;凡债主收息超过原本一倍的,停息还本,达到两倍的,本息停还,超过两倍以上而又还不起的欠债,将房屋、土地作抵押的,由地主、债主将房屋、土地无条件归还给原主。在减租减息的同时,各县工作队正确引导农民群众,按照减掉后的租息,向地主、债主交租交息,以稳定其情绪,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外,各地工作队还成立了清债组,发动群众向地主、债主清理旧债,退还旧约,退回抵押的土地房产,与地主签订有永佃权的新约,以巩固减租减息的成果,消除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

  第四,确立重点,以点带面,推动减租减息运动深入开展。晋城各县在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初,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阻力,为使减租减息政策迅速在群众中贯彻实施,各县确立了一些重点村,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阳北县委将芹池村作为全县减租减息的重点。芹池村地主王鸿儒早在抗战初期的减租减息工作中就因对抗政府的法令而被斗争,王鸿儒对此极端不满。十二月事变时,他勾结顽固派进行报复,竟将斗争过他的王小栓一家5口杀了4人,还伙同国民党顽军枪杀牺盟会员和抗日干部。这次减租减息运动开始后,王鸿儒又对村民进行威胁恐吓,影响极坏。阳北县减租减息工作队决定以王鸿儒为突破点开展工作。经过广泛的动员,工作队在芹池村召开群众大会,对王鸿儒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斗争,历数其罪状,没收了其全部财产,烧毁旧帐租佃文书,按减租减息后的新租息建立了新约。王鸿儒不但拒绝实行减租减息,反而逃到沁水夫妻岭日伪据点,充当汉奸。阳北县委决定将王鸿儒迅速缉拿归案,派王鸿儒的外甥、抗日干部马志勤带领公安武装将王抓获,在寺头村召开有数千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阳北县委书记陆达亲自到会讲话,阳北县政府判处汉奸王鸿儒死刑,立即执行枪决。处决王鸿儒,大快人心,既震慑了当地的土豪劣绅,也鼓舞了群众斗志,推动了阳北县减租减息运动深入开展。

  (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

  晋城各县从1942年初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减租不彻底的村庄还不少。如士敏县100个行政村中,减租减息搞得彻底的只有10个行政村,有30个行政村搞得一般,其余村尚未大规模开展这项运动。不合法令的租佃形式还相当普遍地存在,农村中种种额外剥削依然严重。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减租减息中多采取的是和平方式,忽视了群众斗争,既没对地主形成压力,农民也存在顾虑,致使出现了“夹生饭”和减后复增的现象。

  1942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赴延安途经太岳区时听取了太岳区党委的工作汇报后,击中要害地批评太岳区工作忽视了发动群众这一中心环节,减租减息运动没有深入开展。晋豫区同样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晋豫、太岳区合并后,新的太岳区党委先后于1942年12月、1943年1月,分别在安泽县桑曲村和阳城县柴圪塔村召开群众工作会议。会议在总结回顾并肯定过去减租减息工作取得重要成效的同时,尖锐地指出:“我们如果不能把90%以上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就不能坚持这样一个民族解放战争”(薄一波在太岳区群众工作会议上作的《太岳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报告》)。会议制定了各地群众完全发动起来的标准是:第一,每个农村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而且是根据党的政策,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进行的。第二,普遍地组织起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第三,农民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与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会议还对今后全区如何深入开展减租减息群众斗争的问题作了部署。指出:已经实行了减租减息但群众并未发动起来的地方,应当想办法补救,继续深入群众斗争;没有减租减息的地方,要考虑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确定不同的斗争重点,不能机械地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如在游击根据地,宜以群众的对敌政治斗争、武装斗争、思想教育等方式继续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至于游击区、敌占区,则不能以减租减息为中心。会议还研究讨论了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中的几个策略问题,明确提出:第一,必须正确处理党政军民的关系问题。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它应该领导其它组织。农会是农民阶级的组织,军队、政府派下去的人,应与农会密切配合,不能包办代替。第二,必须善于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在发动群众的时候,要首先抓一个县、一个区,有基点地去搞;到农村工作,先找农民谈话,发现积极分子,成立农民斗争的领导机关。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从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入手,然后从局部的日常斗争提高到减租减息斗争;同时要在群众运动的过程中,改造党与政权,培养从群众中产生的领袖。大小斗争之后,都要对农民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爱国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使农民提高觉悟,自觉地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与地主阶级进行联合,实现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必须正确执行群众斗争的策略方针,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要进行舆论动员,争取社会同情;斗争时要坚持“斗理、斗力、斗法”,区别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斗争后要注意争取团结地主,研究在实行“三三制”政权的情况下与地主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经验;对于斗争中发生的“左”倾现象,要让群众自己起来纠正,不能给群众泼冷水。第四,必须采取恰当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与口号。农民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农会,农会是减租减息斗争的领导机关。斗争形式和斗争口号尽可能灵活多样,适合农村习惯与农民的口味,不能拘泥于固有的一套。

  太岳区在桑曲和柴圪塔召开的群众工作会议,是太岳抗日根据地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后,晋城各县委从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是巩固根据地的中心环节,摆脱了过去不右则“左”的倾向,坚持了切合实际的策略方针。从此,各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正确的轨道上深入开展起来。其中阳南县以斗争千峰寺、铁盆嶂寺恶僧为突破口,推动了全县减租减息运动深入开展,在晋城地区,乃至整个太岳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千峰寺、铁盆嶂寺位于阳城南部的横河镇境内,占有横河镇以南、云蒙山以北约3000余亩土地以及40里山场,有佃户200余家。相传自唐朝以来,二寺就兼营土地,残酷剥削压榨当地农民,并利用封建迷信愚弄群众,更可恨的是千峰寺恶僧享有佃户儿女婚嫁的初夜权。二寺“僧道兼营土地,坐获巨利,遂至鱼肉民众,欺凌善良,霸占田产,肆无忌惮,且时以解租相要挟预收地租;时以供佛为名义,榨取财物。只抵押租钱一项,自乾隆至今,本利即达20余万元。”“历年来,民众因不堪其虐,屡经诉讼,终因该二寺钱广势大,真理未申,而每经争执之后,其压迫剥削益发变本加厉。今日谈及,辄涔涔泪下。”(1943年2月21日豫晋联办执文)如果对于两寺的恶僧不予打击,减租减息运动很难开展。

  为了推动全县减租减息群众斗争迅速开展,中共阳南县委决定先难后易,首先从解决千峰寺、铁盆嶂寺问题入手。1942年冬到1943年春,阳南县委组成减租减息工作队进驻横河,以千峰寺所在的下寺坪村为重点,深入宣传发动,向群众讲解减租减息政策,培训积极分子,做好了与二寺僧人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准备。为了扩大影响,工作队还组织寺坪、横河、水头、劝头等村群众组成联合斗争呼吁团,到附近柴李圪塔、索泉岭、岩山、临涧、暖廴山  、西交等村,邀请代表支援对两寺减租减息斗争。

  1943年1月18日,阳南县寺坪、横河、水头、劝头等村3355名群众在豫晋联办驻地柴李圪塔村召开联合斗争千峰寺、铁盆嶂寺僧人大会。豫晋联办主任郭清文、副主任刘裕民亲自参加了大会,为群众撑腰壮胆。斗争大会上,苦大仇深的佃户纷纷控诉寺院僧人剥削、压迫的罪行,两寺的小和尚也在会上揭发恶僧利用封建迷信愚弄群众,搜刮民财的罪行。会上群众情绪高涨,不断高呼口号,一些妇女甚至拿着剪刀、锤子要痛打恶僧。在大量事实面前,二寺恶僧不得不低头认罪,退出许多粮食给佃户。与会群众强烈要求政府对恶僧予以严惩,没收其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豫晋联办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土地政策和群众的要求,宣布除二寺僧人每人留给其土地5亩外,其余土地无偿分配给下寺坪、横河一带的农民。

  阳南县联合斗争千峰寺、铁盆嶂寺僧人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全县乃至晋城各地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参加大会的群众回村后,自觉组织起来同地主做斗争,不仅要求减去当年租息,而且和地主清算旧租息,要求退租退息,抽回抵押出的土地、房屋。许多中、小地主慑于群众运动的威力,按政策法令实行了减租减息。晋城县西土河债主王作钰,因债务纠纷,曾与债户关系紧张,依法清债后,双方重归于好。一些开明士绅在抗日政府的政策感召下,主动按规定减租减息,退租退息,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赞扬。豫晋联办行政委员王应鼎及其弟王应钟,主动给佃户减去租息,农民备加赞扬。受其影响,阳城西交村地主李秀仙、沁南县汤村地主吉怀德等争相效仿,均纷纷给佃户自动减去租息。据不完全统计,经过减租减息,仅千峰寺、铁盆嶂寺周围的几个村庄就减去粮食1401石,抽回押地1503亩,房屋229间,典地507亩,地主退回土地3561亩、贪污款6200元。

  柴圪塔群众工作会议,特别是斗争千峰寺、铁盆嶂寺僧人之后,晋城各县乘势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大力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斗争,使全区的群众运动走上迅速、猛烈、大规模发展的新阶段。此后的减租减息运动与1942年以前相比较,具有明显的特点。首先是有步骤地深入进行。一般是先搞基点村,然后抓住典型,创造经验,全面推广。各县委、区委的领导人先深入基点村,把干部集中起来在基点村开展工作,打开斗争局面后,让周围群众效仿。之后,集中在基点村的干部分散到各村,领导各村的群众斗争。从集中在基点村发动群众到分散各村发动群众,使集中发动群众时创造的经验,在更大的范围发挥作用。豫晋联办经过半年时间,共进行大小斗争1530次,参加斗争的群众达到10.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35.1%。其次是克服了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和外来“英雄”当救世主的偏向。真正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同地主作斗争,改变了租佃双方自行调解矛盾,由政府来出面裁决的办法。在斗争中,晋城各地共建立117个村农会,发展会员1.1万人,培养提拔减租减息积极分子干部105人,解决土地纠纷案2131起。佃户先背靠背召开诉苦会,然后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控诉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罪行,提出解决租息问题的要求。如果地主答应减租减息,予以欢迎;如果地主抗拒,就再次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说理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总之,自始至终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推动减租减息,使群众在斗争中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提高了胜利的信心。第三是减租减息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如士敏县7个区、100个行政村,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有3313人参加了斗争。地主退租退息占应退总数的78%,农民得到土地6976亩,窑118孔,房161间,粮食4509.9石。地主李雅堂、韩凤鸣、王元、常九如等共有土地5579亩,经过减租后只剩下869亩,比原有土地减少了80%。

  经过半年多群众斗争,晋城各地的减租减息取得重大成绩。1943年8月,太岳四地委在驻地阳南县千峰寺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对全区半年的减租减息运动进行了总结,指出:第一,在群众斗争的规模上,全区共进行大小斗争1530次(包括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恶霸、反顽等斗争),参加斗争的群众达105300人,占全区人口(30万)的35%;第二,群众的组织程度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在群众发动比较充分的116个行政村中,共有农会会员10995人,连同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的人数,全区有组织的群众共17833人;第三,从减租减息执行程度及群众获得实利上看,全区减退租共2443石,收回押租法币66万元,减去利息486750元,收回房屋678间,收回土地25705亩。在救济春荒中,共供粮8861石,政府募粮40300斤,募糠98700斤,募法币44300元,连同全区反贪污、反维持等得到的退款14000元,一起投入救灾工作,共救活饥民6000余人(包括本区和外来的);第四,群众的生产热情高涨,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全区共开荒10600亩(实际数在2万亩以上),阳南、阳北、沁南等县组织互助组3529个,全区还建立了10余个群众性的合作社;第五,在策略运用上,据阳南县统计,在斗争中,41个地主争取了22个,19个富农争取了9个,打击了较顽固的地主19个、富农10个。此外,打击了恶霸9个、特务分子7个,枪决了特务5个。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群众运动的新方针,即:保护群众既得利益,争取群众运动朝着巩固、深入、平衡、全面的方向发展,以群众运动推动根据地其它各项工作的开展,并以基本群众的优势,自觉地、主动地、有计划地广泛发展农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制止内战,增进团结,创造模范的、统一的、巩固的晋豫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个方针,会议决定,今后群众运动的重点,一是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和健全农会组织,加强农村社会统一战线,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二是开展合作运动,建立产销合作社,发展公私副业及手工业,改善人民生活;三是大力开展边沿地区的群众工作,特别要加强根据地妇女、青年工作,强化民兵组织,开展民主运动,加强农村政权的改造;四是在群众运动中改造党、发展党。

  会议还根据根据地的特点,分别制定了对地主、富农斗争的策略,对根据地、游击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等不同地区群众运动的斗争策略,对国民党和封建团体斗争的策略,并确定了对土地债务问题的处理办法。这次会议对推动晋城各地群众运动向巩固、深入、平衡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经过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晋城广大农民的生活逐步改善,阶级状况和农村各方面工作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阳城县下寺坪为例,原有176户人家,贫农占17%,中农占40%,富裕中农占29.5%,富农占9%,地主占4.5%;经过减租减息,贫苦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上升,达到中农水平的占到45.4%,达到富裕中农水平的占到33.8%,而贫农则下降为9.8%。横河镇实行减租减息带来农村新变化,大批农民纷纷要求加入农救会,多数地主自动退租退息换约;农村成立了农救会,健全了民兵组织,改造了村政权,加强了村政权建设;民兵组织迅速活跃起来,安定了社会秩序。总之,通过减租减息,加强了民主建设,团结了各阶层力量,开展了对敌斗争,动摇了封建土地制度的根基,同时也锻炼和加强了农村党支部。大部分党支部在斗争中和斗争后进行了及时整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健全了组织生活制度,并在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慎重地发展了一批党员,从而克服了一些农村党支部工作落后的现象。

  (三)查减运动的开展与减租减息斗争对晋城社会的影响

  在减租减息斗争深入开展过程中,由于晋城各地连年发生旱灾,粮食供给严重困难,部分群众已无下锅之米,饿死者日有所闻。为了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晋城各县一方面积极开展了借粮斗争,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对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全面的认真检查,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

  在领导群众开展借粮斗争方面,各县县委、县民主政府要求减租减息工作队,在做好减租减息工作的基础上,组织群众开展借粮斗争。在灾荒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一些地主、富农置群众的生死于不顾,有粮不借,有的还把粮食藏起来,抵制借粮。各级工作队轮番做地主、富农的工作,用政策引导他们争当开明士绅,还有些工作队利用召开群众大会之机,请地主、富农在主席台上就座,宣布抗日民主政府提出的“互助互济,团结抗日,有借有还,政府担保,自报数目,欺瞒必究”的借粮政策。阳北县组织群众开展借粮斗争,壁上村地主吕子元等,响应政府号召,争当开明士绅,开仓济贫,受到抗日政府和群众的称赞。韩孟忠瞒报屯粮,工作队组织农会在韩家搜查出大批存粮。按照政府规定除给韩家留够自用粮外,其余500余吨粮食全部供给群众。通过借粮斗争,解决了群众燃眉之急,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同时也促进了减租减息工作更深入开展。

  1944年冬至1945年春,晋城各地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开始对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全面检查。查减工作主要针对地主非法夺地,强收土地,不让佃户租种,以及减租后地主擅自增加地租的行为,并解决过去减租减息过程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查减运动中,凡未认真进行减租减息的地方,重新补课;凡减租减息不彻底的,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使双减运动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

  1944年10月25日,太岳二专署组织士敏、晋北、晋沁、高平、长子等县的农会干部召开查减工作会议,并组成若干小组,分别到各县调查租佃关系以及减租减息运动的经过、经验和教训,为查减工作做准备。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县采取了相应的办法:第一,为保护农民的佃权,规定佃地时间不少于三年或五年。地主故意夺地的,佃户所受损失应由地主赔偿;地主夺去好地又租出坏地使原佃户生活受到影响的,收回好地交由原佃户继续耕种。对地主不执行减租减息法令,私自加租加息的,令其退给农民。第二,对1943年减租后遗留的问题,采取的办法是:交出减租后的原租约,重立新约。旧租约丢失的,另立新约。减租运动后,地主应退出的土地、粮食,未退出的,必须退出;农民抽回的土地,未立新约的要正式建立新约。士敏县在查减运动中,首先从基点村开始,而后推向全面,逐步深入,以利巩固。从1944年12月中旬到1945年3月底,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士敏县发动1万多群众参加查减运动,解决了租佃、债务问题8000余件,地主与债主退出夺取的粮食60万公斤及一部分土地。常九如是窦庄的大地主,有土地1300多亩,分布在大小24个村庄,有佃户64家,每年收租3万公斤。1944年减租减息的时候,曾经算过他的帐,应该退租2.25万公斤。当时佃户照顾他,让了1.125万公斤,但他还是“哭穷”,结果只拿出225公斤,其余的都打了欠条,答应以后顶新地租。但是运动过后,他的欠条不但不能顶新地租,而且还以夺地威胁佃户。查减运动开始后,士敏一区农会在回头沟发动佃户和常九如算帐。常九如以老约老帐遗失为由,进行抵赖,农会组织全体佃户拥到常家进行说理斗争。经过斗争,常九如应该退租4.73万公斤。60余家佃户分别得到了一部分粮食和土地。之后,十几个村的农民在郎壁村召开大会,亲眼目睹了常九如家的老约老帐被烧毁。这一斗争胜利使群众查减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减租减息法令得到了贯彻执行。

  在新解放区,着重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抵制地主散布的“变天”思想,启发农民的斗争信心。1945年1、2月间,太岳四专署在阳城县18个老区村开展查减工作的同时,又在另外18个新解放村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在40多天里,共进行反贪污、反恶霸、反维持及减租减息大小斗争116次,参加人数达2.31万人,共减租3.56万公斤,抽回累债地1583亩,房屋443间,反贪污斗争收回粮食3.92万公斤,银元525元。受其影响,周围不少村庄的佃户自发起来搞减租减息,推动了全县这项工作的开展。

  在游击区,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措施开展减租减息。晋北县地主赵成英,自光绪30年起,即以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过日子,用大租大利盘剥农民,不管荒旱灾祸,租利分文不让。群众数十来年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晋北工作队根据游击区的特点,联合晋北、阳北、士敏3个县的佃农600余人,找赵成英开展面对面斗争。同时,组织各村民兵及当地游击队给佃户们站岗、放哨,为参加斗争的佃户提供保护。赵成英感到群众的力量大,不敢当面拒绝,便以帐目遗失为借口进行拖延,并且造谣惑众,挑拨离间,企图瓦解佃户的斗志。为取得斗争的胜利,3个县的群众采取一致行动,达成3点共识:第一,大家亲密团结,斗争到底;第二,组织武装自卫,防止日军进攻和汉奸、特务捣乱;第三,正确执行减租减息法令,对游击区地主采取必要让步。由于斗争有理有节,措施得力,争取了社会的同情,经过3天的说理斗争,赵成英不得不答应减租,交出帐目。

  晋城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不仅有利于动员一切力量克服当时的困难,而且 ,影响深远。首先,使农村的阶级关系得到调整,农民和地主的人权、地权、政权、财权都得到有效的保障,从而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稳定了地主阶级,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其次,激发了广大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减租减息使农民减轻了负担,增加了收入,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随之,抗日积极性也大大提高。广大民兵积极为八路军担任警戒任务,昼夜放哨,传递情报,不断骚扰打击敌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第三,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封建经济在逐步削弱中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化,农村中土地集中的现象得到定向分散,中农经济在壮大,开始出现中农化趋势。如阳南县西交村经过减租减息,农民的收入增加,有2户雇农上升为贫农,77户贫农上升为中农,有3户上升为富裕中农,有2户上升为新富农。第四,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减租减息削弱了晋城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克服灾荒,晋城各县农村组织起劳动互助,建立了互助组、变工队和运输合作社,使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总之,减租减息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它对晋城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是一次大冲击,对调动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加强对敌斗争和推动大生产运动都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四、晋城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事业的发展

  (一)政权建设的稳步推进与精兵简政工作的开展

  晋城根据地在重新开辟过程中,吸取了以往仅是对旧政权进行改造,保留了大量旧政权的残余,无法保证令行政通,更担当不起抗日重任的教训,特别重视抓好政权建设,用以实现各地政策、法令和指导的统一。当时,由于晋城根据地处于草创阶段,一边打仗一边建设,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因而建立政权的方式也不一样,大致可以分三种类型。一种如阳城县抗日政府,是由上级党组织邀请阳城县各界抗日爱国人士,经过共同酝酿协商,推选出德高望重的人士担任县长,然后再确立政府组成人士,颁布施政方针,宣布抗日政府成立;一种如士敏县抗日政府,是由党组织和太岳南进支队,在原国民党98军建立的沁水县政府基础上,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造,充实了大量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担任要职,逐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另一种如晋沁、高平等县,则主要是由太岳南进支队和上级党组织先行成立抗日民主县政府,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巩固,再逐步实行民选。无论哪种形式建立的抗日民主县政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依照“三三制”的原则组建,吸收了开明绅士、社会名流、知识分子参加,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正如国民党党员、豫晋行政联合办事处委员达慎斋撰词赞颂的那样,是“各阶层团体之旗帜”。同时,各县所辖的区、村政权中,也按照三三制原则,吸收国民党员及各阶层人士参加,进一步团结了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日。

  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为了领导全县人民迅速投入到建设、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事业中,粉碎日军对根据地疯狂的“蚕食”、“扫荡”,进而准备对日伪实施反攻,相继颁布了施政纲领。各县的施政纲领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大致包括以下一些主要内容:团结全县各抗日阶层、抗日党派、抗日部队;坚决镇压敌探汉奸;密切军民关系;普遍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司法制度;反对贪污浪费;废除苛捐杂税;发展工商农业;推行冀钞;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普及免费国民教育;实行男女平等和民族平等等。此外,各县还根据上级颁发的各项法律、法令、条例等,制定了实施细则,加强了民主法制建设。从上述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以及一系列实施细则可以看出,晋城根据地在重新开辟阶段建立起来的政权组织,既完全不同于过去旧的政权,也与后来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特殊历史阶段,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抵御外侮,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共同目标而建立的特殊的政权组织形式。事实证明,这一特殊的政治组织,完全符合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使根据地内部达到了统一政令、统一法律、统一财政经济政策。按三三制原则建立的县政府、区公所和村政权,是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组成新形式。这对于进一步实施民主政治,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阶层的团结,统一各方面的政策,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1943年冬开始,晋城各县虽然仍面临日军不断的“扫荡”、“蚕食”、“清剿”,但抗日根据地已日渐巩固。为了推进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各县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其中,最主要的是结合各自的实际,按照太岳专署颁布的《太岳区村政选举暂行条例》、《太岳区各级选举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和《村政选举进行细则》进行民选村长。这次选举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方法,从选民登记到张榜公布,从候选人的提名到正式投票,都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意志。民选村长过程中,首先进行宣传发动,向农民讲清自己当家作主人的道理,而后调查户口,公民登记,划分选民小组,实行民主选举。为了搞好这次选举,各县县委还拟定了村干部侯选人的基本标准,包括政治上坚决跟共产党走,积极执行党的政策;对敌斗争勇敢、坚强,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办事公道,不谋私利,能勤勤恳恳为老百姓办事;有生产技术,能组织群众互助劳动;办事认真,不马虎,说到做到。依据这些标准,经过群众讨论,最后推举出若干名侯选人,再召开全村群众大会,进行直接选举。由于当时许多农民不识字不能书写,各县分别采取向侯选人名字下的碗中投豆子,或在候选人的名字上划圈圈、烧窟窿等办法,最后选出各级村干部,得票最多的当选为村长。如阳南、阳北等县就是采取向候选人身后的碗中投豆子的办法进行选举,很受群众欢迎,他们说:“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丢在碗里头,一颗豆子一颗心,要选咱们自己的人。”农民通过参加村长选举,进一步懂得了民主政治,提高了参政积极性,投票人数平均达到80%以上,最高的达到95%。经过这次选举,晋城根据地农村普遍建立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其中,大多数村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为建立和健全各级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在开展村选的同时,晋城根据地的多数县还进行了民选参议员的工作,并召开了临时参议会,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了各地的抗日民主政府,使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得到完善。

  晋城根据地腹心阳南县临时参议会召开的时间较早。1942年冬,该县经过宣传动员、竞选、代表推选等阶段,在暖 廴山      村召开各区、村代表选举参议员大会,县委书记王竞成作了讲话,县长刘裕民向大会作了县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出男女参议员100多人,成立了阳南县参议会。

  1943年2月17日,阳南县第二次参议会在暖廴山  村召开,到会代表280人,会议民主选举太岳区党委书记聂真、太岳四专署专员郭清文、阳南县农救会主席崔松林、开明地主孙甲三、殿腰高小校长卢诚等5人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与此同时,阳北县也在仙游村召开参议会成立大会,县委书记陆达在会上讲了话,杨杰代表县政府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经过民主选举,产生出100余名各界代表为参议员,组成阳北县参议会,并一致推选模范村长王源、劳动英雄邢建忠为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议会参议员。阳南、阳北县参议会还通过了共同提案,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改组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两县选举出的7名出席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于3月参加了晋冀鲁豫边区在太岳区召开的第一届参议会。

  同月,高平县也召开了参议会,民主选举姬德明、陈子如、袁致和等人为出席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的代表。并向大会提交了“请求太岳军区围剿高平日伪军,彻底解放高平”的提案。

  1945年3月,太岳区临时参议会在士敏县郑庄召开。应出席会议代表116名,实到98名。太岳区党委代理书记聂真、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太岳军区代表谢富治、日本解放同盟太岳支部负责人渡边三郎等先后在会上讲了话。牛佩琮代表太岳行署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太岳、晋豫合并后两年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措施。出席会议的参议员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作出了相应决议。

  在太岳区临参会召开之前,晋城境内属太岳区的各县均先后不同召开了参议会,选举产生了出席太岳区临参会的代表。各县的参议会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出席会议的参议员都能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质询,充分发挥参议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二是各县政府负责人对参议员的质询进行当会解答或事后限期督办答复,充分发挥了民主监督作用;三是经过反复讨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各地的最高权力机构,并严格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共产党员不超过1/3,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四是通过了各县县委建议的政府施政纲领和有关法令、条例,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纲领。

  为了战胜各抗日根据地连续出现的严重困难,党中央于1941年12月就提出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政策,即“精兵简政”政策。由于晋城根据地1942年初重新开辟,所以,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时间要稍迟些。1943年3月,晋豫、太岳区合并,太岳区对所辖专区进行调整后,晋城各县在新的地委、专署领导下,开始全面实行精兵简政,重点是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减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

  在精兵方面,主要是撤并县大队、区基干队过于庞大的机关机构,尽量减少非战斗人员,同时,大力发展不脱产的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为了使精兵工作不影响对敌斗争,各地贯彻执行中央的《九一决定》,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县委、区分委的书记,兼任县大队(或独立营)、区基干队的政委或指导员,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同级党委的领导工作。县、区两级由县长兼游击大队长,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区长兼游击分队长,区委书记兼游击指导员。同时,县大队和区分队都另设副大队长(副队长)、副政委,主持日常工作。精简下来的军队机关人员,一律充实到连队,加强基层。

  在简政方面,实行紧缩行政机构、健全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减轻人民负担的方针,首先,按规定精减县级机关人员,撤并县政府的职能机构,将县政府精减下来的人员充实到区政府,以此类推。如将民政、教育两科合并为民教科,财政、粮食两科合并为财粮等。县以下的区、村两级,采取并区、并村、县政府兼管一个区政府、建立中心村制等措施,缩小领导机构,精减不必要的人员,充实基层,加强对区、村的领导。

  晋城各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到1943年底基本结束。经过精简,各个县军政民脱产干部共有约1.4万人,较精简前减少近5000人,占全区101万人口的1.4%,大大低于上级规定的3%的要求,且机关与部队的比例由1:6.8变为1:9。从此,机关精干了,基层充实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大为减轻。据统计,1943年虽然旱蝗灾严重,但各县的负担较上年减轻10.8%,一些过去负担较重的县减轻20%以上,有力地提高了人民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政权建设的稳步推进,既坚固了根据地的根本,又促进了民主政治的进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精兵简政工作的开展,既节约了经费开支,有利于渡过难关,又减少了层次,充实了下层,提高了工作效率,推动了廉政建设,使各级政府机构更好地为群众办事,体现了抗日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这些都为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和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二)对财政经济工作领导的加强与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发展

  坚持并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根本的在于不断恢复发展工农业等各项生产,促进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因此,党在对根据地各项事业领导时,特别重视加强对财政经济建设的领导。一方面,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关于财政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结合各地的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措施;另一方面,成立各级财经工作领导机构,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进行农业、工业、商业等各项建设,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

  在财经方针政策方面,晋城各县主要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及太岳区、太行区(晋冀豫区)关于财政经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指示,并充分考虑到了各县的具体特点:一是晋城根据地处于日、伪、顽夹击的状况,在经济上既被分割、被封锁,又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具有某种独立发展的可能性;二是日军占领了重要交通干线和县城,根据地则处于农村和山区,敌我双方都需要进行物资交换和经济交流;三是根据地经济落后的面貌急需改变,既要摆脱封建主义经济的束缚,又不能急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根据地实际的特殊的经济体制。基于这些特点,各县党组织结合实际,制定了符合本地实情的财经工作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是:第一,在生产建设上,依靠广大群众,充分发扬民力,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第二,在商业贸易上,实行对外统制、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对货币和粮食实行保护主义政策,设卡查禁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出口资敌,严禁粮棉走私和哄抬物价,打击投机倒把的奸商,努力保证人民群众的粮食供给,保护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第三,在财政上,实行统筹统支,开源节流,反对贪污浪费,保证战争的供给;第四,在整个经济发展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解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又使地主阶级的利益受到保护,从而促进生产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吸收私人资本,允许在城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发展富农经济,以提高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热情。在这些基本政策的基础上,各县还制定了土地使用政策、农业生产政策、工业建设政策、合理负担政策、节约民力政策、对外对内贸易政策、税收政策、保护货币(冀钞)政策、粮食政策等等。如阳城县为贯彻落实“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制定了活跃根据地商业贸易的4条措施:一是建立专门机构,配备得力干部。县政府设立了工商行政管理局,各交通要道设立工商所,成立缉私队,打击粮食、棉花、食盐走私;二是组织货物流通,促进生产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用阳城当地所产蚕丝、药材等产品换取棉花、黄麻等紧缺物资。群众可以以自己织出的土布,交与商店抵交原料价款,通过流通,解决了部队和群众的生活困难,促进了生产发展;三是开展对敌经济斗争,保护本币,打击伪钞;四是支持根据地发展实业。阳城县政府积极支持公、私开办工厂,建立合作社,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使阳城的财政经济有了好转。士敏县为加强财政经济建设,建立了40多个合作社,培养了一批经济管理干部。这些财经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制定,成为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有力武器和推动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事业的强大动力。

  为了保证上级党组织财经建设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各县成立了财经工作委员会,县、区政府设立了财粮科、贸易局或生产科等职能科室,培训、调配了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专业干部,帮助群众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每到春耕,各级党组织都派出春耕生产检查团帮助农民进行春耕生产,解决农民在春耕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帮助群众贷粮贷款购买农具。每年收获季节,及时派出部队武装保卫群众夏收和秋收。各县还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和家庭副业,支持农民养鸡、养猪、养羊,鼓励农民种植麻、烟叶、油料、蔬菜等经济作物,保证军需民用。高平、晋沁、晋北等县抗日政府帮助农民引进玉米、小麦等作物优良品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由于各级党组织对财政经济工作领导的加强和各项财政经济政策的逐步合理与完善,晋城各县的经济逐步恢复并发展起来。特别是经过1942年至1943年的生产救灾和1944年至1945年的大生产运动,各县的农业生产迅猛发展,粮食产量在连续几年下滑之后,1944年至1945年终于获得丰收,总产量达2.1亿公斤,超过了战前水平,基本做到了自给有余。棉花、油料、蚕茧、蔬菜、肉类的产量也大幅度增长,农业总产值近2亿元。

  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副业、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当时,晋城各县的工业主要以煤炭、炼铁为主, 经营手段以私营为主,公营为辅。为了适应抗日战争需要,太岳区在晋城县韦町村开办炸药厂,在大阳开办修械所,在回军村开办被服厂。其它各县也纷纷办起修械所,修理枪支、生产手榴弹、地雷等,源源不断送往前线,促进了当地小煤矿、小铁矿、小硫磺矿等业的发展。手工业主要以纺织业为主,各县政府举办纺织培训班,为各村培训纺织技术人员,织布机从几十张猛增至数千张。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集资兴办的织布厂,每月可产布几十匹。高平县抗日政府采取扶持和鼓励发展工副业政策,使陈土区的小铁业、城关的纺织业、丝织业、永录的造纸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组织各编村群众,集资兴办供销合作社,购买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技术,使全县人民生产劲头足,到处在唱“努力生产多打五谷杂粮,支持八路军打胜仗”的歌曲。1939年7月,宋庆龄和国际友人斯诺、艾黎等创建的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部分人员到达阳城县,在阳城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晋南事务所,主任马方田(后鞠抗捷)。1940年,又在晋城县成立了事务所。其宗旨是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开展对敌经济斗争。据不完全统计,该事务所共发放贷款20余万元, 培训技术工人500余名,成立工业生产合作社44个,其中煤窑合作社、造纸生产合作社6个、军服厂2个、肥皂厂2个、制鞋厂4个、运输组1个、缫丝厂2个、面粉厂4个、食品厂3个,为恢复和发展晋城根据地工业生产注入了活力。

  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带来了商业繁荣,物价稳定,促进了财政状况好转。1945年初,晋城根据地内的一元钱,大致可以买到200个鸡蛋,三毛钱可以买到1斗小米,2元钱可以买到50斤面粉,人民生活稳中有升。为了保证征收任务的完成,各县实行统筹统支,扶持生产,开源节流,反对贪污浪费 ,保证战争供应的合理负担政策。主要办法是成立评议会,对土地大户确定合理的标准产量,并且从雇主收入中扣除雇工工资;对于小工商业者考虑其实际收入,合理负担。评议会实行三三制,负担评议比较公道。这样既做到了县与县、村与村、户与户负担合理,又使贫困户的负担减轻了1/10,负担面由原来的70%扩大至90%,合理负担政策逐步趋于完善。此外,各地还设立了银行,推行本币(冀钞),用本币给群众发放贷款,允许用本币购买棉花和粮食,以此打击伪钞,使伪钞比值不断下跌,最低时1元本币值10元伪钞,统制了粮食、棉花、食盐等主要物资,搞活了市场,繁荣了经济。在税收方面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坚持实力大的多出,实力小的少出的原则,在征收范围、人口统计、扣除消耗、累进率等问题上,都作了规定,使各阶层的负担做到大体平衡,兼顾了各阶层的经济利益。由于采取了合理负担政策,加之工业农生产得到发展,各地的财政状况均出现好转。1943年,晋城各县的地方财政收入仅有60余万元,1944年突破100万元,达到110余万元,1945年猛增至260余万元。同时,广大群众的负担大大减轻,生活水平进一步得到改善,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三)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

  文教卫生事业是根据地建设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重要战线,它不仅关系到对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渗透、奴化教育和毒化政策斗争的胜利,而且关系到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政治水平、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以加强对敌斗争的实力,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体制的问题。

  晋城根据地在建立和重新开辟之初,由于历史的原因,根据地所处的穷乡僻壤和山野农村,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成年累月地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根本没有上学读书的权利和条件,所以文盲充斥,思想闭塞,封建迷信严重,文化生活贫乏,疾病肆意横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破坏,使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学校多数停办,建设根据地的各种人才严重缺乏,加之疾病的流行和瘟疫的蔓延,使根据地建设遇到许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随着敌后抗日形势的相对稳定,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以及经济的恢复发展和财政状况的好转,各级党组织把文化教育卫生工作提上了重要日程。党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岳区党委、太行区党委等相继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晋城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遵照上级的有关指示,加强了对教育、文化、卫生工作的领导,并作为巩固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措施,主要有: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健全正规学制,大规模举办各种学校;开展群众性社会教育,扫除文盲,特别强调男女青年的教育;加强干部教育,实行公务人员两小时学习制度;建立文化团体,创办各种文化事业;改善医疗条件,改变人们讲迷信、不讲卫生的旧习俗等。

  在各级党组织的大力倡导和抗日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晋城各界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得到全面发展。

  在教育方面,首先是搞好正规教育。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战争的破坏,晋城各县的小学基本瘫痪,约2/3的在校学生失学。1941年底到1942年,随着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原有的小学逐步得到恢复。此后,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对教育工作日益重视,提出“教育发展的方向是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教育要为民族、民主、科学、大众而服务”等口号。为了保证人人有书读,各县实行优待贫寒子弟的合理供给制,着重普及义务教育,扫除文盲,为抗战建国培养实用人才,并且制定了发展战时正规教育方案,建立健全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设立了教育科。正规教育的基础是小学教育,为了抓好小学教育,各县下发了加强对小学教育领导的指示,规定学龄儿童为7至10岁,入学率要达到60%。为解决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各县办起了小学教员培训班,经过短期培训,充实到各村小学任教。小学一般开设国语、算术、历史、地理、时事政治和军事常识,还参加一些抗日活动。1942年,沁南县举办了第一次小学教师训练班,培训教师50余人,解决了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同年6月,沁西县也举办了知青培训班,主要目的是为各村培养小学教师。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各地小学发展很快。如高平县,1944年2月,抗日政府在驻地模凹村办小学一所,接着又在常家庄办起了高级小学,招生39名,其中女生6名,校长由县教育科长张华锋担任,教材是向士敏县第二高小借来的。这年春,高平县共有小学10所,教师10人,入学儿童140余名(没有女生)。到1944年底,全县就建立小学40多所,有教师60余名,在校生720余名,其中还有不少女生入学。至1945年5月,全县小学已发展到80多所,有教员90余人,在校生达1800余人。1944年8月,陵高县高级小学在柏崖村成立,共有教师3名,开设一个班,招收学生30余名,贫困学生还享受抗日县政府的生活费补助。1945年6月,在陵川县城又建立了一所高级小学。在教学工作中,涌现出了许多模范人物。为了交流经验,推动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1945年6月,太岳行署在士敏县郑庄村召开太岳区教育工作座谈会,表扬和奖励了士敏县重师爱生模范李易书、开门办学模范王熙瑞、勤工俭学模范王茂德、办学育人模范李志修等先进模范人物。太岳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守攻和太岳行署副主任裴丽生在讲话中全面总结了当地教育工作的经验,安排了进行教育改革的任务。这次会议对晋城各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是狠抓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冬学、民校,主要任务是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政治水平。晋城各县几乎村村都办有冬学、民校,陵川县共办民校100余所。一般是从头年11月起到第二年2月止,学员是农村15岁至35岁的男女青年,设有文化课和政治课,以扫盲为主,主要学习认字、记帐、珠算等基础知识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公粮征购、信贷税收等政策,以及军事知识和生产技术等。由于冬学教育符合广大群众的意愿,所以上冬学者十分踊跃。高平县抗日政府为了搞好冬学教育,还组织了冬学比赛,比赛内容为:第一,参加冬学人数要占全村人数的60%以上;第二,到年底第一阶段结束时,学员的政治分数平均达到70分以上;第三,在冬学第一期结束时,学员要学会算术、珠算加减法。竞赛活动由县政府、各区派出代表进行验收评比。各地的民校、冬学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文化和思想水平,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三是进行干部教育。各县干部教育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开办各级党校和各种训练班,二是开办以培养干部为主要任务的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三是加强在职干部的教育,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和学习制度,抓紧对在职干部进行马列基本理论和文化教育,进一步提高干部的素质。1937年,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在晋城创办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华干),大多是招收北京、上海、郑州、洛阳、东北等大城市的大中学校学生。此后,该校迁至陵川平城,俗称小华干,为党培养了2000余名抗日军政干部。这批骨干力量大部分被充实到了八路军和政府部门,为开辟太南、晋豫和豫北地区,创建太南和晋豫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晋豫边游击支队还办有随营学校。1943年,太岳区为培养县、区、村各级干部,又在晋城建立了晋豫中学(解放后改为晋城一中)。此外,各县均办有高级小学,主要是培养区、村干部和小学教员。

  在文化事业方面,晋城各县党组织狠抓了以下工作:首先是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1938年4月,陵川县抗日政府创办了《抗战日报》,后更名为《战地日报》;5月晋城中心县委创办机关刊物《火炬》,主编王静波。同月,阳城县抗日政府创办了《新中国报》,赵树理任主编,肖里等为编辑,后更名为《奋斗报》、《新生报》。6月,晋豫特委在阳城县南底村创办《大众报》,报纸发行到晋豫边及黄河以南,产生了很大影响。7月,沁水县抗日政府创办了《洪流小报》,县委宣传委员夏里任主编。9月,高平县抗日政府创办了《抗战导报》。1942年3月1日,中共晋豫区党委在阳城县柴李圪塔村创刊机关报《晋豫日报》,徐一贯任社长兼总编(后为何微)。这些报纸都有力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报导了抗日新闻,鼓舞了军民的士气。其次是重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各县先后成立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文艺作家协会、戏剧协会、八音会等文艺团体,文化干部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到抗日前线,向工农兵学习,与工农兵结合,创作了大量反映工农兵生活的秧歌剧、话剧等文艺作品。其中以戏曲表演形式最为活跃。1944年,高平县成立戏剧协会,提出了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要求文艺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适合工农兵的口味。协会组建了雷电剧团,为了提高艺术水平,还派人到八路军总部剧团学习歌舞表演。彭德怀、杨献珍、戎伍胜等领导亲自观看了该剧团的演出。陵川县的儿童抗日宣传队还被编入八路军总政治部太行山剧团。晋豫边游击支队于1938年8月在阳城县坪头村成立了黄河剧团。在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支持下,他们从延安鲁艺、上海等地调来了一批文艺骨干,使剧团的演出水平不断提高,并经常活跃在抗日前线,很受晋豫边地区抗日军民欢迎。他们还常到国民党友军中演出,教友军唱《大刀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在松花江上》等革命歌曲。同时,农村剧团也迅速发展,仅晋沁县就有农村剧团20个,男女演员达500人。这些农村剧团以当地的新人新事为素材,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曲调编演戏剧,形式活泼多样,广受群众欢迎。1942年,阳南县护驾村成立华峰剧团,以歌剧、舞蹈、快板、双簧等形式,先后排演了《何成悔过》、《出路》、《割电线》、《围困白桑》、《回头看》、《爆炸》、《春秋遇难》等新旧剧目20多个,生动地反映了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第三是文学创作形式多样,作品水平不断提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晋城的文艺工作者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创作了大量反映工农兵战斗生活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曲等文艺作品。其中小说创作成就最高、做出突出贡献的,当属赵树理。赵树理是沁水县尉迟村人,他于1943年先后创作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发挥了极其重大的教育鼓舞作用。彭德怀称赞《小二黑结婚》“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郭沫若在评论《李有才板话》时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板话及其他》,郭沫若,见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1946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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