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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晋城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党史
2011年06月16日 15:53:16    来源:晋城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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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晋城地区作为老根据地和老解放区,担负起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任务。从上党战役打响到全国解放,晋城各县的党组织一边领导当地人民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一边抽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我军内外线作战,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1948年10月至1949年8月间,太岳区曾在现晋城市城区的小范围内建立过晋城市,这是晋城历史上第一次设市的尝试。从1949年9月起,晋城各县人民又在长治地委的直接领导下,迈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

第一节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一、晋城人民对上党战役的支援和桃川擒敌

  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着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选择。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当时的两大政治集团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通过和平的方式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用战争方式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抗战前黑暗的状态。一场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迫在眉睫。

  1945年8月下旬,正当解放区军民大举反击日军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面加紧部署内战,从大后方调集大量军队向华北解放区进犯;一面佯装和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运用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革命两手策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

  在山西,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派其19军军长史泽波,以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名义,率领第19军第37师、第68师和第61军第69师,以及挺进第二纵队、第六纵队等部,共5个师约1.7万兵力,于1945年8月17日从浮山、临汾、翼城等地出发,经沁水、士敏,向长治(古称上党)地区大举进犯。到28日,先后侵占长子、长治、屯留、壶关、潞城、襄垣6座县城。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也北渡黄河入晋,向太岳解放区的晋南进犯,其艾子谦部侵占了平陆和夏县。面对这一严重态势,中央军委命令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集中太行、太岳部队发动上党战役,“首先消灭阎伪进入长治之部队”。

阎锡山军队进犯上党地区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掩护国民党军队沿平汉线北上,图谋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二是要分割太行、太岳解放区,逼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入山区而消灭之。总之,是要实现自己巩固山西、控制华北,进而占领东北的企图,迫使中共代表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做出更大的让步。中共中央对此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只有完全控制上党地区,才能在国共谈判中争取有利的地位,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

  1945年9月1日,上党战役打响。入侵上党之敌除主力盘踞在长治外,襄垣、潞城、壶关、长子、屯留等县城也分别有1000至2000人不等的守敌。我方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主要有由太行、太岳、冀南3个区主力部队暂编的3个纵队,共3.15万人,另有民兵、自卫队5万人配合作战。太岳纵队由陈赓任司令员,王鹤峰任政委,辖386旅之第772团、第20团、士敏独立团和决一旅之第25团、第38团、第57团。太岳四分区之第17团配置在豫北,继续对国民党军展开攻势并阻滞其北上。同时太岳区所属各县均成立了后勤指挥部,发出要求民兵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通知。晋城各县民兵、民工踊跃支援上党战役。陵川县成立了支前总指挥部,高平县动员1000余民兵、民工参加解放长子和长治城的战斗,阳城县奉命派出13个野战民兵连共2000余人,配合17团阻击支援上党阎军之敌,王毓秀带领100余民兵随太岳纵队20团参加了收复长子县城的战斗。

  上党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扫外围,夺城打援,攻打长治城周围各县城。晋城各县民兵、民工随太岳纵队于9月18日攻克长子县城,歼灭阎军挺进二纵队、长子县保安大队共2000余人,活捉挺进二纵队司令白映蟾。此后,长治城周围5座县城相继被攻克。第二阶段,合围长治,围城打援。由冀南纵队佯攻长治,太行纵队和太岳纵队北上打援。10月2日,南下增援的阎锡山彭毓斌部被合围于襄垣县和屯留县之间的老爷山、西窳、磨盘脑至榆林一带。经三天激战,太岳20团攻克老爷山东北两个高地。6日,老爷山之敌逃窜。为堵截敌人,20团急行军抢占厂虎亭,截断敌向北突围的退路。经10余个小时的战斗,打退了敌人的8次冲锋,阻止了敌人向北逃窜。到8日晚,太行、太岳、冀南大部队赶到,将敌包围,经一天激战,歼敌1.8万余人,彭毓斌负重伤后丧生,副总指挥胡三余等数十名高级军官被俘。第三阶段,攻占长治,追歼逃敌。10月8日,长治之敌在守城待援无望的情况下弃城突围,企图横穿太岳区,向浮山、临汾、翼城等地逃窜。太岳纵队取捷径直插冀氏县马壁,控制了沁河。西逃的史泽波部队沿路不断遭到太岳区民兵、游击队的袭扰和堵截,整整4天,才到达长子县和士敏县之间的横水、东西峪一带,并被阻滞在沁河以东。太岳部队由当地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于10月12日在士敏县的将军岭、桃川与敌激战两小时,将其全歼,并活捉史泽波。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

  上党战役从1945年9月1日开始到10月12日结束,历时42天,总计歼灭阎锡山部13个师共3.5万人,占其当时总兵力的1/3,俘获史泽波、胡三余等高级将领数名。

  上党战役打响后,晋城各县响应太岳区党委、行署、军区和抗联总会发出的“紧急动员2万名青壮年参军入伍”的号召,掀起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次大规模参军参战的热潮。广大群众争先恐后,踊跃报名参军,决心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晋城各县参军人数就达6000余人。在将军岭、佛庙岭围歼逃敌的战斗中,由士敏县的民兵当向导,追击部队抄近路赶在敌人的前边歼灭了敌人。阳城民兵2个连在王毓秀带领下,跟随20团追歼逃军,在士敏县仙翁山一带活捉阎军20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士敏五区民兵连共缴获重机枪30挺,步枪300余支,掷弹筒300余个,六○迫击炮10门,子弹数万发。吕村民兵在连长田友义带领下,阻击溃逃之敌,毙伤敌30多名,生俘84名,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六○迫击炮2门,冲锋枪4支,子弹数千发。士敏六区民兵连在佛庙岭阻击敌人,生俘敌师长1名,缴获大炮5门,轻机枪24挺,步枪数十支。沁水县民兵在木亭、地元岭等地阻击从桃川溃逃之敌,歼敌近300人。在全民皆兵、人人参战的解放区军民面前,阎军如惊弓之鸟,民兵只要大喊一声,就可以成批地抓住俘虏。棍子、扁担、石头都成了制服敌人的武器。仅战斗英雄崔玉凤一个人,就毙敌7人,生俘2人。同时,广大群众组织运输队,运送弹药,看护伤员,站岗放哨,提供给养,保证了第一线作战的需要。正如刘伯承、邓小平在战后总结时所说:“上党战役中,得到了党政军民一致协调,后方工人、民兵、自卫队参加者达5万人以上,与野战军、地方军密切协作,部队给养颇好,伤员救护及时,军需运送很快,这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上党战役总结》,1945年10月11日)。

  上党战役的胜利,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粉碎了敌人分割太行、太岳解放区的企图,打破了蒋介石占领整个华北的计划,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地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毛泽东选集》第4卷,1157页)。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是保卫胜利果实的第一个反击战,也是人民军队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转变的第一个大战役。上党战役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对动员全国人民,提高和坚定他们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粉碎国民党的内战方针,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解放区军民掀起反内战运动高潮

  1945年10月10月,国共谈判代表在重庆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然而《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山西境内的胡宗南先头部队就沿同蒲路北犯。为粉碎胡宗南部的挑衅,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0月26日发动了同蒲战役,此战共歼敌8000余人。在战斗中,阳城野战民兵营在李梦华带领下,出征垣曲、王屋地区,把守黄河的关阳渡口,阻止国民党军北上,配合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胜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给进犯太岳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的打击。

  1945年12月1日,阳城县委、县政府组织各界群众,在县城南河滩举行反内战大会。
会议由县长张天乙主持,县委书记王竞成讲话。大会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破坏《双十协定》,挑动内战的阴谋,号召全县人民搞好解放区的生产和建设,以实际行动支援自卫战争,会后还组织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万人签名运动。大会致电全国政协会议,提出争取和平的各项主张,要求撤职查办发动内战的何应钦、阎锡山等反动分子,并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和支援蒋介石内战提出强烈抗议。

  1946年1月10日,由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内战运动不断高涨,加上蒋介石需要争取时间完成内战部署,国民党被迫与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为了表示解放区军民对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诚意,在阎锡山没有完全放弃内战政策的情况下,太岳军区于1946年1月12日发布了《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命令》。 13日停战令生效后,太岳部队严守分界线,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并号召广大军民坚决拥护停战协定,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反内战运动。1946年1月14日,太岳区各界群众4000余人在士敏县郑庄举行拥护停战协定大会。行署主任裴丽生致开幕词,区党委代表李哲人、劳动英雄石振明、抗联主席卫恒先后讲话,一致表示竭诚拥护《停战协定》。大会致电政治协商会议,要求国民党遵守《停战协定》,立即停止进攻太岳区。这次会议后,太岳区党委、行署、军区首脑机关相继从士敏县郑庄、郎壁等地移驻阳城县,使阳城县一时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太岳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和全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晋城各县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拥护《停战协定》。阳城县委、县政府召集阳城各界人士百余人,在县政府举行时事座谈会。参议员王源在会上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的“伪君子”嘴脸;大家纷纷表示“想过太平日子,还要再努一把力。”为壮大人民武装,保障国内和平,晋城各县同时掀起了参军的热潮。在晋城县召开的农村干部大会上发出了开展青壮年参军竞赛,保证10天内完成任务的号召,大会上报名参军者接连不断,《抗战日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接着士敏、阳城、沁水、高平、陵川等县都掀起参军高潮。在很短的时间内,晋城各县就把3000余名青壮年补充到了人民的军队中。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太岳区于1946年2月16日(农历元霄节)在阳城举行了庆祝和平民主和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大会,太岳区党、政、军领导人和全区著名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抗属模范及各界群众5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太岳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王鹤峰、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王鹤峰在讲话中指出,太岳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至今尚未执行停战命令,在同蒲路和白晋路沿线及豫北不断向我侵扰。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主,我们必须完成五大任务:第一,实行大练兵,把部队的军事技术与政治质量更加提高一步。第二,全面开展诉苦复仇、减租减息运动,老解放区要对减租减息实行大检查,新解放区要尽快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第三,开展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恢复八年来战争造成的创伤,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第四,加强民主建设,增进各阶层的团结。第五,加强军民团结,搞好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工作。大会代表全区300万人民致电国民政府蒋介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要求立即制止胡宗南、阎锡山军队进攻太岳区的行动,迅速地彻底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暴行,阳城县还发起了10万人签名运动,通过签名书严厉谴责国民党、阎锡山军队进攻太岳区,破坏《停战协定》、《政协决议》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戳穿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坚持独裁统治的阴谋。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阎锡山挑动内战的罪行,晋城各县的党组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掀起了一个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热潮。大家决心行动起来,随时准备打退敢于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用革命的战争制止反革命的战争。

  三、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生产、练兵等运动的开展

  (一)新解放区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老解放区“双减”复查工作的开展

  为做好反对全面内战的准备,加强解放区各项事业的建设,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和12月,先后发出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和《1946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等指示,强调要抓紧减租、生产两项工作,使农民普遍得益于减租,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保证军队的需要。“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2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5年11月中旬,在河北省邯郸附近的峰峰召开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决定于冬、春两季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努力搞好 1946年的生产,统一全区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与供给标准,以支援长期战争。太岳区于1945年11月8日至12月2日,在士敏县郎壁村召开有各专区、各县农会干部和农民代表共40余人参加的全区群众工作会议(通称“十一月会议”),中共太岳区党委组织部长郭钦安主持会议并作了总结报告。这次会议分析了自1942年以来全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发动群众的成绩和问题,对下一步工作作出了安排。会议确定减租减息的方针是:放手大胆,在广大群众自觉自愿而不是包办蛮干的基础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把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把重点放在占全区人口3/4的新解放区。具体方针是把普遍的、群众性的反敌伪人员、反恶霸、反贪污斗争,提高到减租减息斗争的高度,解除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束缚,达到充分发动群众的目的。会议要求在不同地区群众运动有不同的重点,总的原则是解除群众最深切的痛苦和解决群众最迫切的问题,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对群众斗争中出现的过火行为,要让群众自己来纠正。并指出群众斗争要与其它工作结合进行。

  晋城解放区党组织,根据太岳区党委群众工作会议的精神,在1945年冬到1946年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把反奸反霸、减租减息为重点的群众运动在各县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在新解放区,主要采取反奸反霸与减租减息相结合,长期受封建制度剥削压迫的广大群众得到发动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晋城县225个全部行政村和2/3以上的自然村普遍开展了反汉奸、反恶霸的群众运动,县委在县城组织了有各村代表万余人参加的联合斗争大会,向日伪县长曹子明、伪合作社主任茹衡甫、汉奸马狗孩、周林等罪大恶极的分子进行诉苦复仇斗争。群众的哭诉声震动了全场,“打倒反动派”、“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最后经人民政府批准,3个罪大恶极的汉奸被判处死刑,当场处决,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这是晋城县反奸反霸的一次大发动。高平县三区农会组织全区2185人在18个行政村进行了34次反贪污、反恶霸和减租减息斗争会,其中反恶霸斗争会4次,反贪污斗争会23次,减租减息斗争会7次,共解决土地、贪污等问题120余件,群众依法收回小米862石,杂粮371石,收回土地235亩,收回房子98间,群众运动由基点村普及到一般村。群众斗争的重点已由初期的反贪污、反恶霸斗争转入到减租减息斗争上来。高平县在全县推广了三区群众运动的经验,并要求全县在学习三区经验时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不要固守基点村,要同时兼顾一般村,在一般村可以先组织翻身小组,在其中发现一些积极分子,以他们作为联系群众的纽带;二是抽调基点村的积极分子,到一般村去指导群众斗争;三是基点村发动群众斗争,召开斗争大会时应有一般村的积极分子参加,让他们学习斗争的经验,提高阶级斗争的觉悟。阳城县委1945年6月底就在新解放的一区(城关)、七区(润城)全面铺开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一区共有30个行政村,其中28个村是新解放区。这些村群众长期在日伪奴役和封建恶势力的统治下,对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心存疑虑,一是怕“变天”,二是怕地主恶霸反攻倒算。加上新区的地主恶霸势力很嚣张,公然散布“虎走山还在,有山虎还来”、“日本人垮了台,中央军还会来”等反动言论,威胁恐吓群众,对抗减租减息法令。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决定以安阳、宋王庄和水村为基点村,抽调得力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工作组发动群众、宣传政策、扎根串联,建立村农会,在群众运动中选拔敢于斗争的积极分子担任农会干部。在此基础上,建立群众拥护的村民主政权。村政权与工作组相配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恶霸地主,并同他们清算帐目,减少租息,使基点村的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9月,县委对反奸反霸、减租减息的工作进行总结检查,发现基点村的群众运动开展得好,进度快,成绩显著,但一般村的进度慢,群众运动声势不大,存在坏人破坏捣乱,抗拒减租减息法令等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县委及时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总结推广基点村的经验,派一般村干部到基点村参观学习;(二)进一步发动群众,坚决打击汉奸、恶霸、地主;(三)采取断然措施,改造村政权;(四)把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当作压倒一切的工作来抓;(五)群众运动同当前的秋收秋种相结合,干部要深入到群众中,白天抓生产,晚上搞运动。阳城县委通过再教育、再动员,新区的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出现起色,老区的查租查息工作也取得很大的成绩。短短的几个月,共斗争汉奸、恶霸171个,没收其土地4123亩、房屋423间、耕畜76头、粮食570石、其它财物折合银洋6.8万元。

  在反奸清算、诉苦复仇运动中,群众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日伪统治时期为非作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及特务分子。1945年11月12日,高平县举行有5万人参加的公祭抗战死难烈士、公审汉奸大会,处决了伪情报班长、特种工作队军事组长和暗杀抗日干部及群众多人的伪区长。1946年2月,阳城县在水村、台头分别举行公审汉奸的万人群众大会,处决了伪剿共先锋队队长、伪自卫团团长、伪合作社经理等3名罪大恶极的汉奸。强大的革命声势,大大振奋了群众的革命情绪,使反奸反霸斗争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诉苦复仇运动进一步普及。同时,陵川县也召开了公审大汉奸杨志玉、公祭抗日烈士的万人大会。会上群情激愤,纷纷上台控诉杨志玉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3年日军占领陵川后,杨志玉公开投敌,出任伪县长,为虎作伥屠杀陵川人民,曾将被抓捕的抗日干部、群众91人活活饿死于狱中。日军从陵川溃退时,又杀死被捕抗日干部14人。陵川解放后,杨志玉随日军逃往潞城县,出任潞城县伪县长。潞城解放时,杨志玉被俘获。公审大会后杨志玉被抗日民主政府判处死刑,就地枪决。据统计,这一阶段该县8个区,共开展斗争6894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区与区之间联合斗争127次,斗争汉奸、特务、地主恶霸6215名,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215名,没收汉奸土地4230.7亩,房屋214间,粮食2096石。全县585个村,反奸清算搞得好的有360个村,比较彻底的有205个村。随后县委又组织起300余名干部群众参加的“加油队”,分赴各基点村帮助开展群众运动。高平县的群众运动在两个月中,由6个基点村发展到31个行政村,参加运动的群众达4100余人。全县共斗争汉奸、恶霸8个,查获大小贪污案件101起,清债8件,群众依法收回小米1609.6石,小麦53.8石,杂粮385.4石,牛马3头,土地436.7亩,房屋138间。晋城县有47个行政村开展反奸反霸、诉苦复仇运动。其中仅5个村就有15000人参加了反恶霸斗争,迫使恶霸退出土地3720亩。到1946年春,晋城县反奸反霸群众运动进入高潮。为发动群众,县委提出“农民是一家,目标是汉奸和恶霸”的口号,实行宽严结合的方针,采取“挖后台”和“洗脸擦黑”的方法,使大部分顽伪人员放下思想包袱,向民主政府交待自己的罪行,认罪伏法。全县共斗争汉奸、恶霸、不法地主2500余人,除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外,一般给予主动赎罪的机会,进行宽大处理。高平县总结了去年冬天开展反奸反霸斗争出现的偏差,组织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斗争矛头直指汉奸、恶霸、特务。经过4个多月的斗争,全县734个村,有186个村开展了斗争,占总村数的25.3%,查出顽、匪、特1522人,并缴获部分文件和特务证件,挖出了隐患,教育了干部和群众。

  在群众运动中,晋城各县还根据行署命令,制定了没收汉奸资财处理办法:(一)没收的汉奸资财,除上缴县政府处理外,其它机关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二)没收资财中的贵重物品,一律上缴行署,其它物品可由政府拍卖,干部不准购买;(三)没收的粮食,除一部分救济难民外,其余归入公粮;(四)已没收的资财限20天内造表上报行署,今后每月底上报一次;(五)没收的资财除用一部分救济难民外,其余上缴归公;(六)没收汉奸资财,必须开列清单,由被没收户签名盖章;(七)没收的资财,严禁私人随便使用,私人已取用者,必须立即追回。

  在反奸反霸斗争中,农民从实践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改造旧政权,推动群众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各县从村、区到县都成立了农会,制定了农会的组织章程、组织原则,规定了农会会员的权力和义务。农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雇农、贫农、中农及农村中一切反封建的社会力量,保护农民利益,组织农民生产,举办农村合作社,发展农副业,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提高农民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参加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农会设主席、副主席、秘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晋城县农会会员发展到41800人,民兵发展到10448人。阳城县仅据53个村的统计,农会会员发展到8397人,占人口总数的13%。沁水县共有10424人参加了农会。陵川县农会会员发展到20910人,民兵发展到5238人。1946年5月1日,陵川县农会颁布了斗争纲领:(一)坚决拥护共产党、毛主席和抗日民主政府;(二)组织互助,集体劳动,打井淘池,防备灾荒,推广“金皇后”;(三)村村成立义仓、合作社,组织扁担队、纺织组、铁矿等副业生产;(四)训练纺织妇女,提高生产;(五)继续检查减租,保障佃权,反对地主夺佃;(六)继续清理旧债,实行减租、抽回押地;(七)汉奸、特务抢劫、讹诈农民的土地、财产、牲畜,要无条件退还,赔偿损失,对谋害抗日干部、群众的反革命分子要报仇伸冤;(八)已分配给贫苦抗属、贫农、赤贫的汉奸土地、社地、庙地、绝户地、祠堂地、学田等,向政府税契后,保障其土地所有权;(九)取消斋公会、七佛会、圣人道、庙道会等迷信团体;(十)增加雇工工资,使一个雇农能养活一个半人;(十一)扩大农会,克服关门主义;(十二)壮大巩固民兵,会员要积极参加民兵,保卫斗争果实;(十三)村干部要实行民选,会员对村干部要有权监督和批评、爱护。农会斗争纲领的颁布和实施,巩固了前一阶段减租减息的成果,沉重打击了汉奸、恶霸、特务、封建地主的势力,体现了翻身农民渴求土地和当家作主的愿望。

  从1946年2月开始,晋城各县新解放区群众运动的重点陆续由反奸反霸、诉苦复仇转入减租减息。2月3日,晋城县委召开区干部会议,在总结反奸反霸运动的基础上,部署了减租清债运动。会后,县委、县政府组成工作组开始进驻各村。为了确保全县群众运动顺利开展,县委、县政府先在保伏、天水岭等村进行了减租清债试点。其中天水岭村群众斗倒“同泰会”事件,成为晋城各县群众闹翻身的一个突出典型。

  天水岭位于晋城县南部,全村132户。由该村7户地主组成的“同泰会”,放粮放债,春放秋收,利息一加三(荒年一加五),到期贫苦农民缴不起租息的,“同泰会”就根据自己制定的“特别法律”,没收债户的土地、房屋。几年灾荒中,“同泰会”的土地增加了5倍,并在没收农民土地、房屋及其它敲诈中,逼死人命85条。晋城解放初,由于发动群众不充分,天水岭的反奸清算斗争曾走了过场,群众没有得到实惠,意见很大。1946年3月开始进行“再清债,重翻身”,方法是苦人找苦人,债户联债户,实现债户大团结;发动债户小组诉苦,以苦引苦,以痛引痛,再由小组诉苦发展到大会诉苦,形成对“同泰会”罪行的群众性大控诉。全家被逼死9口人的赵清泰等人以哀歌的形式,在大会上一字一句地对“同泰会”的罪行进行了血泪控诉,激起了群众极大的义愤,到会贫苦农民由苦到痛,由痛到恨,由恨到愤,纷纷大胆地站出来与封建地主进行面对面斗争。说理斗争后,又从“同泰会”头目赵敬文家里搜出几十本帐簿,结合帐目进行了具体的清算。最后,把罪大恶极的赵敬文交给政府依法处决。在这次斗争中,广大农民打碎了所谓“良心”、“命运”的枷锁,收回了被剥削的土地和粮食,雪洗了多年的血泪仇,彻底翻身得解放。土地关系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在春耕生产中,全村132户劳动力组织起来,开展了生产互助运动。中共太岳区党委组织部长郭钦安,在当年5月15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太岳版)上,发表了题为《天水岭斗争给了我们些什么教育与启示》的文章,指出要把农民从封建制度的枷锁下解脱出来,必须领导农民自己起来救自己,必须放手大胆地发动群众,贯彻减租减息政策;而要充分发动群众,就要研究领导方法,启发群众自觉性,特别要真正发动基本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会正确的掌握政策,而且会把翻身斗争转向生产斗争,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

  高平县一区群众斗争了恶霸地主僧祖运。僧祖运是金峰寺的一个和尚,他占有耕地300余亩,拥有佃户几十家,长期利用宗教愚弄当地的群众,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在斗争大会上,80多岁的雇农何保则带头诉苦。他说,给僧祖运当了20多年长工,受尽了欺凌,看我老了,便把我赶出庙门,成天在外讨吃要饭。要不是共产党来了,我早就饿死了,共产党真比我亲爹娘还亲。参加会议的群众不断高呼“打倒僧祖运”、“跟着共产党走”等口号,纷纷上台揭发僧祖运的问题。这次斗争共揭发出地租剥削41件,恶霸问题360件,清算出小米820余石,退出的760亩土地全部分配给金峰寺周围52户无地少地的农民。

  在新解放区重点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的同时,老解放区重点对减租减息进行了深入的检查。晋城老解放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触动了封建势力的基础,部分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由于群众发动不充分,所以运动发展不平衡。据阳城、士敏等县对540个村庄的统计,群众发动比较充分的村庄只占总数的34%,不充分的却占43%。事实表明老解放区的查租查息势在必行。通过“双减”复查与减租清债相结合,从1946年1月到4月,晋城各县的群众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阳城全县175个行政村共夺回土地32857亩,粮食31546石,牲畜2403头,大多数贫苦农民都获得了利益,获利户占到总户数的50%。晋城县天水岭村经过减租清债,使该村93户贫农很快有6户上升为新富农,6户上升为富裕中农,77户上升为中农。

  1946年4月13日至30日,太岳四地委在阳城县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总结全区诉苦复仇和减租减息工作的经验,布署今后的工作。会议指出,从上年12月开始截至今年4月初为止,在新解放区重点开展了诉苦复仇运动,在老解放区引深了减租减息,全区90%村庄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会上介绍了晋城县群众工作的经验:他们用政治教育引路,通过算帐找穷根,挖富根,弄清谁养活谁,坚定了群众跟共产党、毛主席走的决心;他们团结依靠积极分子,认清没有积极分子就没有骨干,也就不会有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要靠共产党的主张、老百姓的力量、积极分子的榜样;他们通过在运动中算一次翻身帐,真正划清了农民与地主的界限,使群众真正树立起主人翁的思想,把劲头使在生产上,所以翻身能翻个透。会议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方针是:启发群众自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将减租清债和增产运动继续引向深入。

  太岳四地委群众工作会议后,晋城各县相继召开了群众工作会议,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认真总结反奸清算、减租清债工作的经验,并查找存在的问题。高平县在减租清债运动中开展“找苦根”、“挖穷根”活动;在反奸除霸运动中,开展“找主谋”、“追后台”的活动,扫除了障碍,使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其经验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新华日报》(太岳版)为此发表了题为《“后台”与“老根”》的评论文章,专门介绍他们的作法,指出高平开展这一活动,是群众觉悟步步提高,政治经验天天增长的表现。翻身后的农民,只有紧跟共产党走,才能彻底摆脱贫穷,走上富裕之路。高平的经验,值得在算“翻身帐”和“胜利帐”时参考和运用。但应注意“挖老根”、“追后台”不能脱离现实,群众迫切要求斗争的还是当地的地主恶霸。因此,在诱导启发追究穷根中,不要不顾群众的觉悟程度,硬将群众的思路引到不能亲眼目睹的远方,而忽视了眼前的利益。沁水县在减租清债运动中,共斗争地主205户,农民共收回土地25763.6亩,房屋14448间,牛139头,驴1905头,粮食27305.7石,现洋14488元,使3040户无地少地、无房缺房的贫苦农民程度不同地获得了土地和房屋。总之,晋城各地减租清债的成绩是巨大的,但问题不容忽视,一些运动较深入的村庄,虽然土地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在干部中还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包办代替的思想,以及认为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可以松一口气的态度。正像太岳区党委组织部长郭钦安在晋城县群众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群众路线和包办代替两条路究竟走哪条路?要走群众路线,教育群众真正懂得自己救自己的道理,群众发动起来了,胜利就是我们的。

  (二)生产热潮的高涨与互助合作运动的兴起

  随着新解放区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开展和老解放区不断深化的“双减”复查,新老解放区的绝大多数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田地,这无疑大大削弱了封建残余势力的影响,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激发了农民发展经济、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一个空前高涨的生产热潮伴随着政治斗争在晋城解放区逐步展开。

  早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太岳行署就连续发出了关于搞好秋季生产、冬季生产和春耕工作的指示,指出,八年抗战,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极大,只有大力发展公私生产,才能渡过难关,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要求全区的生产总方针是以农业为主,工业运输为辅,争取做到“耕三余一”(耕种三年余一年的粮)。1946年1月和6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岳行署又先后召开生产座谈会和太行、太岳铁业会议,对1946年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作了具体的部署。

  从1945年冬开始,陵川县制定了发展互助合作,消灭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业产量的政策,以及开生荒五年、熟荒三年不出负担等奖励办法,结果出现了村村组织变工队,户户参加互助组,父子争当劳动英雄,兄妹上山开荒种田等现象。县级机关、团体、学校、区公所等非生产单位也利用空闲时间开垦荒地,解决单位的菜粮补助。生产热情的高涨带动了耕地面积的增加。据统计,陵川县耕地总面积从1944年的320110亩增至1947年的422410亩,三年时间净增耕地102300亩。

  在农业生产中,晋城各县大力提倡"深耕细作",改良品种,在恢复战前农业生产水平的基础上,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各县在春耕开始前,普遍召开有各区、村干部、劳动英雄参加的春耕生产动员大会,推广从外地引进的优良品种和生产新技术。陵川县委、县政府为解决农民在战后牲畜和农具短缺的情况,恢复了各集镇由于战争完全停止的庙会,并将庙会更名为牲畜农具交易大会,吸引境内外的群众到各集镇销售牲畜和农具,拓宽农民购买牲畜、农具的渠道。还制定了保护与奖励畜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先后发放购买牲畜贷款64.95万元,从外地购回牲畜和种畜121头。1946年春,陵川县的金融机构冀南分行为解决农民生产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向农民发放生产贷款300万元(冀钞),县里还把仓库内的5000斤棉花廉价卖给农民。贷款重点支持贫穷的农民,克服了以往平均分配的现象,确保发放的贷款真正能用于农业生产。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陵川县组织农业技术干部到长治进行集中培训,学习棉田管理,病虫害防治,特种作物管理,植树造林,改良品种等实用技术。同时,县政府建立起了农业技术推广场,重点研究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场种有17亩试验田,对金皇后玉茭、母鸡嘴谷、气死风谷、糖萝卜等优良品种进行试种,并在调茬、换种、浸种、拌种、抗旱、抢种、补种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农业技术推广场先后在全县推广了1969小麦、白流沙谷、紫杆白谷、狼尾巴谷、白洋谷、瓦青谷、青皮谷等优良品种,以及一系列实用农业新技术,对全县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示范指导作用。陵川县委还在1947年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了生产发家的十大计划:(一)人人要参加互助组,依靠集体力量,由穷变富,剩余劳动力从事副业生产;(二)所有土地至少犁一遍,做到不闲牲口;(三)精耕细作,地里无草,锄一搂二,每亩增产五升细粮;(四)每亩上草肥30担,圈粪10担,一半以上地上追肥一次,所有积肥全运地里;(五)每户种一亩小麦;(六)一户一辆纺车,十户一架织机,每户纺织12斤棉花;(七)一、三、六、七区消灭荒地,二、四、五区不准有新荒地;(八)平均每5户喂一头猪,每百户喂一头母猪,每人养一只鸡;(九)一、三、六、七区每人栽活一棵树,二、四、五区每户保证栽活一棵果木树,每村种半亩大黄、党参;(十)恢复苇地,不荒一棵桑树。十大计划使陵川翻身农民发家致富的目标细化和具体化。士敏县一区提出种棉超过户均一亩的要求,全区2049户人家,实际种棉4506.8亩,每户平均2亩多,为保证军需民用奠定了基础。阳城县政府制定了新种棉田三年不出负担的政策,使棉田面积逐年扩大,植棉地块由差到好,植棉技术普遍提高,棉田的经济收益是粮田的14倍。1947年全县产棉70万斤,比上年增产49.9万斤,人均棉花3.5斤。除留足冬用棉絮外,可织布28.5万匹,实现了穿衣自给。

  实行减租减息和“双减”复查后,广大农民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迅速掀起了互助合作的高潮。晋城各县普遍组织了互助组、变工队。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组织的互助组有8000多个,入组人数达15.9万人,占全部人口的约17%,耕地面积扩大了1万多亩。使1946年夏秋两季各县农业获得大丰收。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各县因地制宜,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办法。晋城县为解决因参军参战、民兵大练武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短缺的矛盾,根据各家各户人力、畜力的强弱,合理搭配生产要素,民主评定负担,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统一记工、统一结算的变工互助组,这样既解除了参军参战人员的后顾之忧,又发展了生产,做到支前生产两不误。阳城县注意发挥广大妇女在互助合作中的作用,让她们主动肩负起男性青壮年参军支前后留下的重担。从春种秋收到纺花织布,妇女处处走在前头。匠礼村的妇联会秘书杨小林办起了阳城第一个妇女互助组后,全县又相继办起14个妇女互助组,到1947年3月,阳城县的妇女互助组已发展到52个,有80%的青年妇女参加了劳动互助。阳城县委还针对劳动互助中存在的干部强迫命令,互助不互利,脱离实际按区划片,把互助组当成农村基层行政机构等问题,及时总结经验,纠正偏差,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对互助组实行整顿,使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发展。

  在工业生产方面,晋城各县重点发展了制铁业。过去晋城、阳城、高平的铁货曾驰名全国,由于日本的侵略,制铁业一落千丈。晋城解放后,民主政府发放无利息贷款6万元,贷麦400石,贷米100石,贷铁6万公斤,扶持起铁炉40多家,其中马庆村11家,五家窑6家,叶家河14家,庞圪塔2家,潘圪塔2家,冶河1家,南庄3家,司匠2家,翟河底1家,经营形式包括私营独资、合股经营、公私合办、公家独办等形式。1945年后半年即生产出铁货50万公斤,到1946年5月,晋城一县即有两万铁业工人复工,所产铁货远销到北平、天津、河南、河北、山东、皖北、苏北等地。仅南寨街就恢复了铜匠炉、打剪炉、打刀炉、制锁炉、制烟袋炉、头管炉、铜盆炉30多家。高平县政府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通过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贷小米等措施,积极扶持和引导群众搞铁业生产。据统计,到1946年底,仅陈土区一带就办起铁业社20余家,从业人员上万人。高平三甲镇,战前系乡村工业区,有铁厂23座,有工人500余人。日本侵占后,铁厂全部倒闭,工人全部失业。在政府扶持下, 9座铁厂很快恢复,100余名工人复业,并于1946年8月成立了工会和商会。阳城县在大力恢复传统名牌产品犁镜生产的同时,还注重发展陶瓷业。后则腰村360余户,过去主要依靠制造瓷器生活。抗战前全村有瓷窑160余座,用工400余人,战争中大部分倒闭。解放后迅速恢复瓷窑60余座,用工220余名。此外,各县的公营煤窑和私营煤窑也恢复到战前的四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还在陵川县的吕家河投资建设了人民造纸厂。该厂共有厂房150间,大纸池16个,工人110余名,日产纸张130刀(每刀100张),主要供边区党委政府印刷《人民日报》用。

  在商业贸易方面,晋城各县的党委和政府采取了放手发展的方针。晋城是白晋、晋博、晋阳三条公路的交接处,也是上党煤铁蚕丝的生产中心,具有发展商业贸易的优越条件。晋城的城关、大阳、东沟、拦车,阳城的城关、润城、董封,高平的城关、马村、寺庄,士敏的端氏等11个村镇都设有贸易货栈和保障城乡供给的大商店。晋城的煤炭公司,阳城的硫磺局等机构,大量输出煤炭、硫磺、生铁、铁制品、蚕丝、瓷器等物产,换回食盐、棉花等生活用品。民主政府还大力扶持发展纺织业和榨油业,使手工业生产和市场贸易呈现出一派蓬勃繁荣景象。晋城县民主政府为了促进私营商业的发展,针对业主存在的怕群众清算,怕被公营商业挤垮,怕伙计们算旧帐的“三怕”思想,提出了“三保证”:保证群众不斗争不损害工商业者的利益,保证取消公营商店的特殊权利,保证店学徒不算旧帐,同时也要求业主不能违法苛待或随意开除学徒。这些措施打消了私营商业主的顾虑,经营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半月内黄华街的私商就增加了65家,私营工商业总数达到145家,名牌“泰山义”剪刀也恢复了生产。陵川县委、县政府加强了对各行政村合作社工作的领导,清除了混入合作社的坏人和投机商,克服了单纯盈利的观点,将工农合作社、怀庆合作总店二分社、群丰纺织工厂合并改组为陵川县联社,同时各区也成立区联社。联社成立后,全县合作社很快由原来的622个增加到899个。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晋城各县的工商业联合会也相继成立。

  晋城各县在大生产运动中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社经济的经验也引起了上级部门的注意,太岳经济四分局编印了《阳城的合作社》一书,向全区介绍推广阳城的作法。书中说,合作经济是在1943年春,群众得到减租减息利益之后出现的,到1944年开展大生产运动,各区的合作社才普遍建立。1945年春陷于停止状态,部分地垮了台。这是由于在大发展时期,一部分合作社缺乏群众性基础,但在秋后又活跃起来了,开始大量发展纺织、运输合作社组织,到1945年底,阳城共建立了120个合作社。据对100个村的合作社及三个区联社的统计,它们共拥有社员30753人、股金1053万元;85个村的纺织合作社,共拥有纺妇17892人、织妇7364人、纺车15657辆、各类织机5093部;80个村的运输业合作社,参加总人数为10725人,年蠃利145.2万元。该书重点介绍了东冶、孤山等12个合作社的典型经验,并对合作社在根据地军民抗灾渡荒,解决军需民食,支援前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做了高度的评价。

  (三)为保卫胜利果实开展的练兵运动

  晋城解放区在抓好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的同时,还广泛开展了练兵运动,为可能发生的全面内战做准备。驻晋城的太岳部队从1946年初开始练兵。练兵以政治训练为先导,针对部队中存在的糊涂认识,进行时事教育和人民军队本质教育,采取领导讲解和群众讨论相结合的办法,结合忆苦教育,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认清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必须看清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克服贪图安逸,和平麻痹思想,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军事训练主要是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开展以射击、刺杀、投弹、爆破为主的技术训练和近战、夜战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技术素质。

  与此同时,晋城各县的民兵,根据太岳区武委总会的部署,也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整编训练。整训之一,是认真进行审查改选,通过裁撤淘汰,吸收发展,增加了民兵中贫苦农民的成分,提高了民兵的政治思想、阶级觉悟素质。整训之二,是进行爆破、投弹、射击、实战演习等科目训练,全面提高民兵军事素质。经过整编训练,晋城地区的民兵总数大为增加,由原来的1万余人增加到3万多,占人口总数的3.6%,民兵的战斗力也显著增强。此外,晋城各县还按太岳武委总会的命令,成立了民兵轮战队或野战队,以准备随时开赴前线作战。

第二节 晋城解放区的土地制度改革与整党运动

  一、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的贯彻执行

  土地问题是农村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也是能否巩固和发展解放区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在全国内战危险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解放区而采取的最根本的措施之一就是进行土地改革,解决广大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党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改变为以各种方式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分配给农民,最终实现“耕者有其田”。并规定了在满足农民土地要求时应当注意的具体政策,如不可侵犯中农利益,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应有所区别;要保护工商业,对开明绅士等进步人士应适当照顾,对汉奸豪绅、恶霸、逃跑地主及其家属应给以生活出路等。同时要求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注意巩固和发展农会和民兵组织,发展党的组织,提拔培养干部,改造区、乡政权。《五四指示》强调:“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1946年6月10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邯郸召开土地会议,讨论了贯彻执行《五四指示》的意见,决定要放手发动群众,以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的方式,使贫苦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在解放区腹心地区,要在7、8、9三个月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力争实现土地制度全面改革。改革中既要坚决地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又要团结中农,同时不侵犯地主、富农的利益。7月12日,太岳区党委、行署在阳城召开学习贯彻《五四指示》工作会议,各地、县委书记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和晋冀鲁豫中央局邯郸会议的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要求在土地改革中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动员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会议还对许多具体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一)中农是运动中的基本群众,要团结中农,适当地分给果实。中农与其他农民之间的某些债务、雇佣问题,一般带互助性质,与封建剥削有原则性区别,应该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做到“不伤筋,不动骨”。过去某些地区伤害了中农利益的,必须以公产、庙产及今后在分配果实中给予适当的补偿;(二)发展农村资本主义,扶持农村工商业发展。一般的工厂、矿山、作坊,不在清算之列(工商业兼放高利贷及其它封建剥削者例外);(三)家庭属于地主成份的干部、战士,应劝说家庭接受群众正当的要求,自动退租退息或献出田产,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但具体执行时应予以适当的照顾;对贫苦的抗干家属,在分配果实时要优先照顾;无论地方、正规军或外地部队的家属,都应平等看待;(四)对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清算,与对待地主的清算有所不同;对小地主、小恶霸的清算,与对待大地主、大恶霸的清算有所区别;对小汉奸与大汉奸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与顽固地主有所区别。会议要求专区一级各系统要集中50%到60%的干部,县区集中70%的干部,政府、武委会、公安局集中70%的干部,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全力投入土地改革,真正做到思想统一,力量集中,用一夏一冬的时间,完成土改任务。

  此后,晋城各县对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及上级的有关会议精神,进行了层层学习贯彻,使全区的土改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二、各县土改运动的全面展开

  晋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46年下半年全面开始。整个运动分为三个阶段:从1946年7月至11月为发动阶段; 11月以后为翻身检查和填平补齐阶段;最后是调整内部关系,巩固成果阶段。

  运动一开始,晋城县就派出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农民展开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土改过程中,具体分成三步走。第一步是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划清阶级阵线。经过清算,全县农村共有农民69005户,267155人,共有土地958248亩。占总户数9.2%、总人口12%的地、富却占有37%的土地;而占总户数的51%、总人口46%的贫雇农,只占有21%的土地。全县有39%的农户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根据清算结果,晋城县委发动广大农民揭露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本质,通过诉苦激发大家对地、富的仇恨,强制地富安分守法,向农民低头认罪。第二步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它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财产,征收祠堂、寺院、学校、大社的土地及其它公地。对地主掩藏的粮食和财物由公安部门和农会组织等配合予以追缴,并公开宣判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对多数地主采取教育改造的办法,让其在所留的土地上劳动改造,如遵守民主政府的政策和法令,5年后可依法改变成份。第三步是进行填平补齐。各区、村按照 “满足贫雇农,填平补齐中农,有利生产”的原则,采取逐户登记,自报公议,群众大会讨论,最后将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粮食等合理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由民主政府颁发土地证。晋城县经过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斗争全县共清算回土地101836亩,房屋23124间,牲畜4102头,粮食48000石,农具、家具、衣物14万件,使35200户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分得了土地,吃、穿、住有了根本的保障,为彻底摆脱封建剥削创造了条件;土改中各村普遍建立了党支部,支部数由上年的50个增至115个, 共有党员2358名,较上年增加1446名。全县90%的农民加入农会,民兵发展到19418人。

  1946年9月,阳城县召开县、区、村三级干部参加的群众工作会议,部署土地改革工作。会议认为,阳城作为老区,通过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查减等斗争,已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回了相当数量的土地,极大的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但未从根本上消灭地主阶级,为此必须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的《五四指示》,按照区党委的要求和部署,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用一秋一冬的时间,完成土地改革工作。会议要求各区委迅速制定各自的计划,上报县委。会后,阳城县委培训500余名土改工作队员迅速进入全县175个行政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在党的政策的鼓舞下,在土改工作队的强有力的支持下,村村寨寨举行诉苦会、斗争会,一个个地主恶霸被斗倒。宜壁村妇会秘书吕秀峰,在斗争恶霸地主苏天命时,带领妇女控诉他欺压百姓,逼得穷人卖儿卖女,逃荒要饭的罪行。昔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苏天命,在群众运动的威慑下,不得不低头认罪,交出了霸占的田产和财物。

  1946年9月底,高平县召开县、区、村干部扩大会议,在全县部署开展“斗地主,总清算,夺土地,齐翻身”的土地改革运动。会后有15万农民投入了这一伟大的运动。为了搞好这次土改,县委事前举办了600余人参加的农村干部训练班,认真学习贯彻《五四指示》,克服模糊认识,提高反封建自觉性,掌握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明确斗争谁,靠谁斗争,以及团结中农等政策。县委、县政府派出的工作组,对全县土地占有情况进行彻底调查,调查显示,全县共有土地475866亩,人口190346人、农户45548户,每人平均土地2.517亩。但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其中,占有土地50亩以下的地主占地主总数的73.1%,50亩以上100亩以下的占21%,100亩至150亩占3.57%,150亩至200亩占1.4%,200亩至250亩占0.21%,300亩以上共3户。米山村的地主贾栋臣占有良田上千亩。全县地主人均占有土地7.6亩;富农人均占有土地4.91亩;中农人均占有土地2.68亩;贫农人均占有土地1.4亩;赤贫人均占有土地0.7亩。全县无地、少地的农户达22583户、45166人。他们为了生活,不得不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或租种土地,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全县46396户农民分得土地108931.8亩,房屋12439间,粮食55652.7石,家俱衣物7万件,大牲畜857头,猪羊2933头,银洋23931元。其中赤贫户分得土地19654.8亩,贫农分得土地66344.6亩,中农分得土地21946.3亩,基本上满足了广大农民的要求。

  陵川县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县委派出43名干部深入各区、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贯彻《五四指示》和土地改革政策。一冬一春共开展斗争5946次,从地主手里夺回土地66201.9亩,房屋33926间,粮食72022担,银洋33000余元,牲畜2924头,衣被65351件。全县分得果实的农民共有22309户,占全县总户数的65%。经过土地改革,贫雇农人均土地由1亩左右增加到3、4亩,地主富农的人均土地由8亩降低到2亩。

  同年9月,士敏县土地改革运动全面铺开,到11月进入高潮,在"总算帐,齐翻身"的号召下,大部分村庄进入了精确调查土地、民主评议、分配果实的阶段。全县72029口人,贫苦农民分得土地25585.4亩,牛984头,驴346头,羊6033只,粮食12645.68石,银元15159元,金1斤9两,银110.1斤,冀钞188026万元。在土改运动中,有26462人参加了农会。76个村1个镇设立党支部75个,党员人数达2143人,党员人数占到全县人口的2.9%。

  沁水县的土地改革在宣传发动后,曾因支前任务繁重,群众忙于秋收秋种而一度停顿。1946年12月重新启动,到农历春节前完成土改任务。运动中沁水翻身农民共分得土地44981亩、房屋9566间、窑266孔、牛903头、驴296头、羊4650只、粮食6869石、银元15082元、银货737.5两、金1两、冀钞747314元。

  1946年11月,太岳四地委在阳城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根据各县土改运动的实际进展情况,具体布置了下一步的土改工作。会议要求在春节前开展翻身大检查和土地“填平补齐”,实行查阶级、挤封建、割尾巴、补窟窿,清算漏斗的地主,挖出隐瞒的黑地,清理未分配的果实,分给没有彻底翻身的农民。

  根据地委的部署,晋城各县的土改运动进入填平补齐阶段。各级党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向农民宣传填平补齐主要是割封建尾巴,不是拿一部分农民的土地去填补另一部分农民,从而打消了广大农民,特别是中农阶层的顾虑,推动了运动开展。在填平补齐中,各县根据各自的实际,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办法,有的地方采取由土改委员会统筹打乱,重新分配的办法,有的地方由群众的评议、自报公议,还有的地方采取自愿结合相互调剂的办法。晋城县浪井村通过三榜公布、群众评议的办法“填平补齐”。第一榜为调查榜,公布人口、土地、产量;第二榜为清理榜,公布割尾巴、清理斗争果实或献田的数目;第三榜为分配榜,公布各户最后所得土地的四至和产量。如果群众没有意见,即焚烧老契,另立新契。高平县凤和村将清查出来的庙、社公地和中农献地共200余亩,全部予以重新分配。米山村在翻身复查中大割封建尾巴,共清出土地112亩,粮食18.4石,全部补给贫穷农民。各县在这阶段的土改中,注意到中农利益的保护。高平县委专门制定了防止侵犯中农利益的政策,明确规定全村中农土地人均数在全村人均数以下者,中农土地不仅不动,反而可以补给一些。县委还检查了500个村的填平补齐工作,发现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就立即纠正,对中农献田者一律予以退还,如:三区侵犯1717户中农利益的问题在这次检查中得以全部解决。

  1947年2月,太岳四地委召开土改工作会议,对前一阶段工作进行了总结。会议指出,太岳腹心地区的阳城、士敏、晋城、高平等县在春节前后已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注意贯彻了团结中农的政策。这次会后,晋城各县的土改运动进入调整农民内部关系,调整干群关系,巩固斗争成果的新阶段。

  三、对土改中各种错误倾向的纠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群众运动,由于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加之当时干部、群众普遍的政策理论水平不高,以及斗争环境的影响,所以在运动中出现一些偏差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1947年前后晋城地区的土改运动就是在不断克服右倾和“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事实证明,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的晋城党组织,既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又有解决问题的勇气。

  当时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一是在没收了汉奸、恶霸、地主的财产后,一些村干部和县、区干部私心作怪,产生了趁机捞一把的想法,他们通过贱买、提奖、赠送等方式,为自己多分果实,分好果实,引起群众的不满,影响了干群关系。如高平县委、县政府通过复查发现,由于不少干部多得或购买胜利果实,或在分配果实时采取谁家与地主清算出的果实由谁家得的办法,使全县26户富农、151户富裕中农、6897户中农,一共分得22931.7亩土地,而贫农却无地可分,从而导致全县尚有赤贫、贫农、下中农近3千户没有分到土地。《新华日报》(太岳版)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惊人的数字》的短评。指出:分配果实的原则,必须是先赤贫、贫农,先填起他们的穷坑,再适当照顾中农。为此,必须以赤贫、贫农为骨干,团结中农一起斗争,才能达到土改目的。否则,在一县之内,就会使上千的赤贫、贫农实际上处于运动之外。二是个别村干部在地主分子的小恩小惠利诱和拉拢腐蚀下,包庇地主,致使一些地主利用说明不说暗,说少不说多等手段隐瞒土地,转移财产。阳城县就有两个村的恶霸地主,以“借”或“送”的手段,转移土地80余亩,房屋19间。三是一些恶霸地主甚至公开对抗运动,记变天帐,散布谣言威胁群众,企图反攻倒算。

  针对这些问题,各县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纠正。对那些多分了果实的干部,经过说服动员,反省教育,打通思想,让他们尽快承认错误,主动退出多分的果实,并当众宣誓以后要为民立功,争取群众的谅解和拥护。阳城县三区的220名村干部就退出多占的土地661亩,房屋808间,牲畜70头,重新分给了贫雇农,使贫雇农人均土地由9分4厘上升到2亩9分2厘。在干部退出多占果实的基础上,晋城各县还适时开展了拥干爱民活动,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对拉拢腐蚀干部的不法地主,则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彻底清算。

  当时“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一是有些地方出现了斗争中农,逼中农“献田”,强分中农财产,损害中农利益的现象,使中农对党的鼓励劳动致富,生产发家政策怀疑和动摇,产生了“穷光荣,富危险”的思想,不愿也不敢大胆地发展生产。二是一些地方斗争工商户,封了工商户的门,不让他们经营,个别地方甚至连小商小贩也进行了斗争。三是普遍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少留或不留生产生活资料,致使被斗“透底”的地主、富农生产生活发生困难。个别地方还提出了“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说错也不怕”的极“左”口号,乱打乱杀,随意侵犯中农的利益,仅高平县就打死汉奸、地主400多人,还有4000多户中农遭到斗争。

  针对“左”的错误,太岳四地委一度着手予以纠正,要求通过翻身大检查,把侵犯中农的利益一律退出来;对待地富,也要留给一份适当的土地、粮食、牲畜、农具和房屋,让他们生活有出路。但由于当时正值太岳四地委从河南济源向晋城周村搬迁,加之对“左”倾错误的危害认识不足,这次纠偏工作并未真正落到实处,致使1947年8月太岳四地委在推广晋绥区土改经验的试点工作中又发生了新问题。当时太岳区党委决定在阳城县汉上、岩山两村进行土改试点,当太岳区党委和阳城县委、区委共同组成的工作团进驻汉上村时,不加分析地否定了汉上村去冬今春在土地改革中取得的成绩,认为不但地富没有彻底被打倒,反而出现了“新恶霸”(指多占果实的干部),现在是“红石头”(指包庇地富的个别干部)挡道,贫雇农翻身难。因此,在该村组织起“雇贫团”,撇开区、村党组织,踢开村政权和村农会,重新发动群众斗地富,将他们一律“扫地出门”。斗完地富后,又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农,对中农实行“封门管制”,强逼中农“开明”献田,甚至党员和干部也要交由雇贫团进行审查。一些有缺点错误的共产党员、干部和村里土改积极分子被当作“新恶霸”轮番批斗,当作“红石头”搬掉。村里的共产党员经雇贫团审查后,宣布“没有一个够格的党员”。该村党支部委员姬兴生,由于历史问题被捆绑毒打致死。受汉上村的影响,“左”倾错误开始在阳城扩散。润城村雇贫团半天就封了51家的门,其中43家是小商小贩和中农。该村公安员刘顺被批斗,打成重伤。该村的雇贫团一度发展到无法无天,拦路抢劫,伤人害命。二区一位干部为表现自己“革命”,竟带着民兵杀害了一位村农会主席。对于试点村极“左”的做法,阳城县委的领导虽然有看法,但一时又吃不透上级的精神,所以只是做出了除试点村外,其它村暂不成立雇贫团决定。

  1947年10月2日至12月26日,为贯彻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河北省武安县冶陶镇召开全区土地会议(通称冶陶会议)。太岳区地县以上干部268人,在区党委书记王鹤峰率领下参加了会议。在联系太岳区实际,讨论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和整顿党组织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时,包括晋城各县在内的太岳区部分干部,仍然对土改运动中“左”的错误认识不足,对右的倾向估计过重,片面强调雇贫路线,盲目宣扬贫雇农自发斗争的问题。为此,太岳区党委、阳城县委还因右倾表现在会上遭受批评,结果“左”的偏向不但没有得到遏制,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鼓励。

  这一消息传到阳城后,“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全县的农村都以汉上村为榜样,普遍成立了“雇贫团”,甚至提出“雇贫掌刀把,杀错也不怕”的错误口号。东冶村成立雇贫团时,还让团长披红戴花,骑着高头大马沿街夸“官”。许多地方的地富被“扫地出门”后,还受到严格的管制,如给地主制作有专门臂章、牌号,经常向“雇贫团”请示汇报,出门要请假等。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产生了对地富管制得越严越好,越恨越好的偏向,不仅使地富感觉毫无出路,而且引起了中农的极度恐慌。阳城、沁水等县则发生了管制中农的错误,致使许多中农怕斗争、怕管制,影响了生产的发展。中农和多占果实的干部,大都成为重点斗争的对象。阳城一些村庄的中农被封门管制,强迫集体住宿、吃大锅饭,谁不献田就斗争谁。富裕中农晚上睡觉不许关门,以便随时接受“雇贫团”的搜家和清算。东冶村一夜之间就封了42户中农的门。梁城村雇贫团斗了地富斗中农,并强令地富到野外割草,完不成每天割草100斤的任务就吊打,有1人被打死。该村的“雇贫团”还把村里的公私大树几乎砍光。甚至连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革命干部也交回村里,由雇贫团管制。在阳城县,凡是“雇贫坐天下”的村子,党支部瘫痪,党员、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受挫,纷纷躺倒不干。中农提心吊胆,无心生产。

  阳城县委对全县土改中出现的乱斗、乱打、乱杀的现象忧心忡忡,力图纠正。曾在玉皇庙召开县区两级党员干部会议,围绕汉上村试点及雇贫路线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讨论和研究。会上产生了两种不同认识,由于当时县委书记、县长都正在参加冶陶会议,难以作出最后结论。冶陶会议结束后,县委书记李敏堂、县长王世清回到阳城,听取了玉皇庙会议的情况汇报后,立即召开县委会议,顶着压力作出了四条决定:(一)暂停封门,除个别影响极坏的地主外,其余要一律启封开门,过大年后再作处理;(二)撤掉集体住宿,停止吃大锅饭,让群众各归各家;(三)年关期间,停止搞运动,让群众安心过年;(四)“雇贫团”要欢迎村干部协助做好各项工作。阳城县委的四条决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继续升温的雇贫路线。

  中共中央发现了一些解放区在土改中侵犯中农、工商业者利益,对地主乱打乱杀等“左”的错误后,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纠正。1947年12月25日,党中央召开了杨家沟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政治任务》的政治报告,阐述了在土地改革、整党、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必须严格遵守的一系列政策。后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1317页)“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是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们赞成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毛泽东选集》第4卷,1314页)毛泽东告诫全党干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选集》第4卷,1298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和指示,使党的土改政策进一步完善和系统,为晋城解放区纠正土改中的错误倾向指明了方向。

  “十二月会议”后,太岳区党委于1948年2月底和4月下旬,两次召开地委书记会议,研究彻底纠正“左”倾偏向的问题,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规定:(一)进行土地复查,改正错定的成份。阶级成份严格按照土地占有关系和剥削状况进行划定;(二)对侵犯了的中农在经济上进行补偿,并在政治上给予参加农会、农代会的权利;(三)对受侵犯的工商业者进行经济补偿,鼓励扶持其发展,以后不准侵犯 ,不准清算,不准斗争;(四)对“扫地出门”的地主进行适当的安置,同样分给他们一份土地,鼓励其走自食其力的道路,并号召为逃避斗争而出走者返乡参加生产;(五)纠正对开明绅士和地主富农出身的工作人员及知识分子的错误处理。

  此后,晋城各县的土改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和太岳区党委的政策规定,重点转向纠偏和复查。阳城1948年1月划为太岳行署直属县后,土改工作由区党委直接指导。3月16日,阳城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太岳区党委关于纠“左”的文件,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为之振奋。会议对波及全县的雇贫路线和侵犯中农利益、斗争工商业者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研究了对受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实行经济补偿的具体办法。高平县在土改中曾误斗工商户41家,封门9家,清算35家,伤害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城内“天兴成”商号被“扫地出门”后,引起其他工商户的恐慌,纷纷停业回家种地,全县的工商户由302家下降到100余家。开始纠“左”后,高平县委召开工商业者会议,贯彻党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并及时公布了对受侵犯的“天兴成”商号赔偿办法:一是对已没收出卖的颜料和发放给雇农生产的贷款按期如数归还;二是其它货物折价200万元照数返还。当“天兴成”商号恢复经营后,其他工商户也纷纷修理门面开业,全县工商业重新出现繁荣的局面。

  四、土地制度改革的完成及其意义

  从1946年7月晋城各地开始对土地制度实行改革,历经二年,尽管充满了曲折和反复,但到1948年8月,全区土改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广大贫苦农民普遍得到了自己的土地,农业生产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据太岳四地委对晋城、高平等县14个村及阳城10个村的统计,土改后农民每人平均土地为3.462亩,每亩平均粮食产量为3.458石;而地主每人平均土地为1.988亩,每亩平均产量为2.178石;富农每人平均土地为2.974亩,每亩平均产量为2.844石。土改中,晋城、阳城、高平、士敏、沁水、陵川6个县的农民共收回地主、富农,以及公有土地430.5万亩,房屋95万间,约有50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地主、赤贫基本被消灭,524户贫农中有449户上升为中农,占到贫农户数的85%。中农户数占到总户数的87.8%。到1949年,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为分得土地的农民全部颁发了土地证。经过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农会组织迅速发展。晋城县的农会会员达9万人,占全县人口的30%。士敏县农会会员发展到26462人,占全县人口的38%,在土改运动中,还锻炼培养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和干部,高平等4县就有192人提拔为区级干部。土地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胜利。

  晋城解放区土改任务的完成,对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有着十分重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它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世世代代渴求土地的愿望;消灭了已经存在几千年的旧生产关系,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得解放。其次,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翻身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农业生产,增添牲畜农具,推广优良品种,兴修水利,精耕细作,发展多种经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使粮食增产,农村经济面貌迅速改观。第三,获得土地的广大农民,为克服一家一户生产能力单薄的困难,解决参军参战支前与发展生产的矛盾,自愿结合起来,各种形式的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得到空前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农村新的上层建筑的形成。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自己的农会,直接选举村政权,成为农村的主人。第四,经过土改这场阶级斗争的锻炼,也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胜利果实来之不易,必须用战斗去保卫,从而激发了晋城解放区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出民工、参加民兵活动的热情,并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可靠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同时,也使更多的干部认识到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另外,晋城解放区土改的完成,为全国其它新解放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农村的基本路线,把农民引向革命的新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五、结合土地改革开展的整党运动

  (一)县级以上机关的整党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土地会议,决定结合土地改革开展整党运动。同年9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冶陶会议上也对整党工作进行了部署。1948年1月,太岳区党委在阳城召开直属机关800余名干部参加的整党大会,提出这次整党的主要内容是“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决定运动采取党内外结合的方法,重点解决基层组织思想、作风和成份不纯的问题。

  这一时期,晋城党组织的分布状况是:太岳区党委、太岳第四地委分别驻阳城和晋城周村(后迁至晋城城内),全境共有晋城、高平、阳城、士敏、沁水、陵川6个县委和晋城市(1948年10月成立)1个市委。其中,晋城、高平、阳城(后改为太岳区党委直属)、士敏县委(1947年7月后并入沁水)和晋城市委属太岳四地委(后改称三地委)领导,沁水属太岳二地委领导,陵川属太行三地委(驻长治)领导,一度也曾属太行四地委(驻焦作)领导过。从各县的实际情况看,晋城解放区在这时进行整党是非常必要的。各县的党组织大多数是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土改运动中,随着大批积极分子的涌现,党的组织迅速扩大。比如,有13万人口的陵川县,在土地改革中发展新党员1000多人,党员总数达到3902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3%,新入党的大多数党员在土改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成为骨干和中坚,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在革命的洪流中难免泥沙俱下,出现党的成份不纯和思想不纯的问题。成份不纯,就是有的地富分子和阶级异已分子混进党内,窃取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投机钻营,制造混乱,作威作福,欺压人民群众,歪曲党的政策,破坏土地改革。思想不纯,就是不少党员对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章程缺乏系统的学习,觉悟不高,认识模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过不了民主革命这一关。在土地改革中,有的党员、干部贪污堕落,多占斗争果实,包庇地主富农,侵犯人民利益;有的党员工作方法简单,强迫命令,打人骂人,脱离群众,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党的核心作用的发挥。

  1948年1月,驻阳城的太岳区党委机关和驻晋城的太岳四地委机关整党开始。这次整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达中共中央及晋冀鲁豫中央局冶陶会议的有关精神;第二阶段重点检查和批判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等腐朽作风;第三阶段主要检查个人的思想作风,并进行组织整顿。这一阶段前期主要是批判包庇地富,阻碍土地改革的右倾思想;后期结合学习中央的有关指示和任弼时关于土改问题的讲话,由反右转向反“左”,纠正过度强调雇贫路线,排斥中农,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倾向。进一步从思想上明确重点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正确路线。同时结合土改,清算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等不良作风。

  在区党委、地委机关整党的同时,各县委机关也相继开始整党。直属太岳区党委领导的阳城县委从1948年1月10日至4月3日召开有县、区干部300人参加的整党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学习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冶陶会议精神,检查总结土地改革工作;按照“三查三整”的要求,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整顿党的组织。太岳区党委副书记顾大川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书记李敏堂、县长王世清、副书记刘舒侠轮流主持会议。从会议开始到3月15日的64天时间内,以贯彻冶陶会议精神为主,着重检查土地改革中的右倾问题和富农路线。与会党员、干部在小组会上人人检查,个个过关,几次检查未能过关的干部受到大会的批判。因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会议一度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从3月16日起,阳城县委机关整党从反右转向批“左”,着力纠正蔓延全县的“雇贫团”问题,否定了“雇贫团”抛开党支部、农会,对地富和犯有错误的干部乱打、乱斗、致死人命的行为,并对前一阶段批斗错了的干部进行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达到了教育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觉悟的目的。随着整党运动的逐步深入,阳城县委做出决定,立即解散“雇贫团”,由“雇贫团”领导的村,必须归权于党和群众选出的村政权、村农会。强调各村不再按照人口平分土地,只进行抽补调剂。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土改政策,县委还组织县、区机关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土改纠偏,并对纠偏工作队进行了培训,提出了具体要求。

  太岳四地委所属的晋城、高平二县委和晋城市(1948年9月从晋城县划出城关区成立晋城市)委,以及归太岳二地委领导的沁水县委(此时士敏已并入沁水),归太行四地委(驻河南焦作)领导的陵川县委,均按上级党委的部署开展了整党,方法步骤同区党委、地委、阳城县委的方法步骤大体一致。

  (二)基层整党的开展与党组织的巩固加强

  1948年11月,县级以上机关整党告一段落,晋城解放区基层整党全面铺开。按照上级的部署,基层整党仍以“三查三整”为内容,主要任务是:普遍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挽救多数党员,改造落后分子,处理最坏分子,教育全体党员,纯洁党的队伍,改进党的作风,使基层党支部成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坚强战斗堡垒。通过整顿基层党的组织,要达到以下目标:第一,使整党成为绝大多数党员的自觉行动,根据党员的觉悟程度,启发其自觉参加整党,改正错误;第二,对党支部和党员的优点与缺点,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给以教育改造;第三,依靠积极分子,提高中间分子,改造落后分子,清除阶级异已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奸细;第四,整党与生产结合,与群众结合,在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下,考察干部和党员;第五,贯彻思想教育为主,组织处理为辅的方针,反对惩办主义。由于基层党组织主要在农村,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决定基层整党分为三期,每期约1个月时间,用一冬一春时间完成任务。其方法步骤一般分为初步整党、结合土地改革整党、结合村民主政治整党等三个阶段。参加整党的党员,首先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明确整党的目的和意义,端正整党的态度。

  太岳四地委为了搞好农村整党,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到晋城、高平农村,与当地党支部密切配合,加强领导。整党过程中,主要针对基层党组织存在的“三不纯”问题,采取党内外相结合,组织整顿与思想整顿相结合,并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办法。“即邀请党内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选集》第4卷,1308页)。对混进党内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投机分子、流氓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对本质好但犯有侵犯人民利益等错误而又能够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党员,主要是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通过全面地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和背景,帮助他们吸取教训。对纠偏中处理过的问题,不反复算老帐。对群众比较激烈的意见,不急于做答复,而是一边听意见,一边深入调查分析,在调查中慢慢说服群众。力求在澄清是非的基础上,既教育干部,又教育群众,避免斗争过火,做到大家满意。

  农村整党初期,一度出现了错误的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晋城解放区的封建势力基本消灭后,广大农民除了对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和阶级异已分子痛恨外,对一些党员干部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谋取私利,侵占土改果实特别不满,对村党支部、党员和干部有一种不信任情绪。主要表现为,有的地方抛开党组织,由群众直接整党。党员、干部面向群众作检查,群众通不过的就开大会斗争。甚至党员合格不合格,应受什么处分也要由群众说了算;有的地方将群众有意见的党员干部当“石头”搬掉,对多占土改果实的党员干部乱打乱斗;有的地方唯成份论泛滥,动不动对干部“追三亲,查五代”,连和地富的女儿结婚也不加区别地视为犯错误。结果出现了对干部处理过重,处理面过宽的情况,造成了基层党员干部情绪不稳,思想不安,无心领导工作和生产,给土改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晋城各县县委在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四地委领导下,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地、县委组织工作队员和整党积极分子,认真学习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晋绥整党工作的指示,加深对整党目的、方针的理解。通过学习使大家在下列方面提高了认识:第一,整党就是要通过分清是非、纠正错误,解决党内存在的“三不纯”问题,从而改善党的领导。第二,整党之所以出现偏差,根本原因是对党员干部队伍的估计存在片面性,“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缺点太多,看成绩太少。应当看到,我们农村的大多数党员干部立场是坚定的,工作是积极的。工作不积极,不发挥作用的干部,强迫命令,有军阀作风的干部毕竟是少数。混入党员干部队伍的犯罪分子、阶级异已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更是极少数。第三,进一步明确整党的方针是:对党员、干部的错误,要分清是轻还是重,是为公还是为私,是一贯还是偶然的,是应由上级负责,还是应由本人负责。对党员干部的处理既要清洗坏分子,又要奖励好党员;既要反对不加分析的一脚踢开,也反对一律庇护。处理党员干部必须经过支部委员会讨论,任何其它人无权决定。第四,整党的方法是:讲明政策,发扬民主,在群众的帮助下,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党内斗争。

  在澄清糊涂认识,提高政策水平的基础上,农村整党开始进入重点解决存在问题的阶段。阳城县汉上村对过去存在的划分阶级成份扩大化,以及错斗的、乱戴帽子的及其它违反政策的问题,一一进行了纠正。如在纠正划分阶级成份扩大化方面,原来全村392户,划定为地主富农的达53户,占全村总户数的13.5%。经过纠正,划为地主富农的共有10户,占总户数的2.8%。阳城西沟村党支部共有17名党员,包括支部书记在内的11名党员和4名非党干部退出了土改中多占的果实,并向群众深刻检讨了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阳城三区一个村的支部书记冯某,在日伪统治时期当过伪村长,1942年靠政治投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当上了村支书,把持村政,将地主、流氓、参加过反动组织的人员拉进党内并委以重任。在土改中,冯某一手遮天,包庇地富,强奸妇女,吊打群众,窃取果实,干尽坏事。受其影响,村党支部17名党员就有15人贪污果实,冯某本人还贪污现洋88元,贪污财物29件。整党过程中,这些坏人全部被清洗。

  在整党中,阳城县南底村的经验受到太岳区党委的肯定和表扬。南底村整党的五条经验:一是依靠党内积极分子,发动党内大多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各种错误倾向展开积极的斗争;二是正确传达贯彻了上级党组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从教育党员入手,提高了党员觉悟,端正了整党态度,启发了党员自觉参加整党的积极性,使党员能以积极的态度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检讨,纠正错误;三是对支部工作作了反复深刻的检讨,对有错误的党员进行了及时的启发和耐心的教育。防止压制情绪、乱扣帽子,但也不姑息迁就;四是进行了评功评过(党员鉴定),展开了思想交锋,教育了党员,挽救了多数;五是发挥了党内民主,选举调整了支部班子,使支部与群众有了广泛的联系,推举广大党员所公认的优秀党员成为支部的领导成员。

  经过整党,晋城解放区的党组织,不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阳城县参加整党172个支部、3600多名党员,被清洗的有184人,受到党纪处分的446人,461名支委中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被选掉的共192人,有336名优秀党员被选进新的领导班子,还发展新党员797人。晋城县34个村的236名支委中,连任与新选的各占50%,在整党中发展新党员740名,新建支部7个,提拔干部32名,到1948年底,全县共有党员5262名,党支部219个。沁水县第一批参加整党的党员1075人,新发展党员245人,新党员占原有党员的22.79%。高平县有5个区委、168个支部、2641名党员参加整党,有62人被清洗,其中阶级异已分子5人,投机分子8人,蜕化变质分子11人,变节分子5人,奸细1人,极端落后分子21人。有426人受党纪处分,其中被开除党籍的62人,留党察看的69人,同时表扬奖励了一批受群众拥护和爱戴的好党员、好干部,新发展党员1984人,新党员占到原有党员人数的75%。1948年10月,新成立的晋城市共有130名党员也积极参加了整党,在整党中根据自己的实际,重点解决了对待工商业的“左”倾偏向和土改中遗留的问题。

  这次整党通过着重解决党组织不纯的问题和党员的思想、作风等问题,进一步巩固壮大了晋城地区的党组织,尤其使农村广大党员干部的无产阶级觉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和地主富农划清界限,成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多占的土改果实退了出来,为群众当“长工”的思想树了起来,党群关系更加密切;请示报告等制度的建立,使党的组织纪律进一步加强。由于党的各项建设进一步加强,执政地位日益巩固,1948年根据太岳区党委的指示,晋城地区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身份全部对外公开。晋城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现了社会秩序安定,生产支前工作蒸蒸日上的新局面。

第三节 各地的参战支前热潮与晋城老区对全国解放战争的贡献

  一、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城各级党组织的战备动员和拥军优属活动

  1946年6月,国民党在完成内战准备后,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全面内战爆发。

  面对极其严峻的战争形势,太岳区党委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部署,结合本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当前的七项任务:主力部队发扬新英雄主义精神,勇敢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牺牲一切;地方武装与民兵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加强暂时放弃地区和边沿区的斗争,配合主力部队,消灭敌人,收复失地,保卫群众的利益;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军参战,保证战斗部队满员,支援前线作战;加强政治攻势,宣传动员一切不愿意打内战的国民党爱国官兵起来反卖国、反内战,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开展爱国运动;后勤工作人员要努力生产,加紧工作,保证对前线的物资、弹药的及时供给与伤病员的及时治疗;继续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群众翻身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充分发动农民群众,使之成为自卫战争的源泉;努力生产,力戒浪费,节约使用根据地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以支持长期战争。

  7月7日,太岳军区直属机关干部及阳城群众3万余人在阳城烈士陵园举行纪念“七七”抗战爆发9周年,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宣誓大会,2200余全副武装的民兵列队接受检阅,场面极为壮观。太岳行署副主任裴丽生在致词中指出:在八年抗战中,我们立了大功,应该享受和平民主。我们抗战是为了求得中国人民的自由独立,国民党反动派却一心独裁专制,独吞抗战果实,不惜丧失中国的主权,依靠美国进行内战。今天纪念“七七”,我们要为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而紧急动员起来,坚决反对内战。区党委代表李哲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号召全区军民,坚决打退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号召每一个战士、游击队员,都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拿出八年抗战的精神,保卫解放区、保卫老百姓的利益,争取中国的民主、和平与独立。参加会议的晋城各县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在表态中一致拥护中共“七七”宣言,决心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支援前线,为战争胜利作贡献。

  太岳四地委也向全地区发出《反内战的紧急备战动员指示》,要求各县按晋冀鲁豫中央局、太岳区党委的部署,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战争动员,做好反内战的所有准备工作。为了支援前线的战争,太岳四地委及晋城各县都成立了有党、政、军、民领导人参加的后方指挥部,全面承担战争动员、运输供应、伤员救护等任务。县以下的区村二级也成立指挥部,实行战时体制,强化除奸防谍和戒严工作,建立战时秩序。1946年8月8日,太岳四专署武委会又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各县尽快完善和扩大民兵轮战队,以备随时出征。阳城县武委会立即对全县民兵轮战队进行整编,当时全县共编制12个野战民兵连,每连约120人,共1680人。到1946年底,该县的野战民兵迅速发展到31个连,3700余人,由太岳武委总会统一编为太岳野战军131团。至此,野战民兵开始使用正规部队番号。各县在分别配齐了班、排、连干部和必要的武器弹药后,又强化了军事政治训练,并对民兵的后勤保障、出征后家中土地的代耕、代收等事项作了周密的安排。为了能做好参战民兵的战场救护和卫生防疫工作,阳城还在全县挑选最好的医生,购置较先进的医疗设备,组建了野战民兵医院。

  在进行战备动员的同时,为了保证正规部队有充足的兵员,太岳区党委又适时发出《关于动员参战的指示》,要求在一个月之内,全区扩军1.8万人。晋城各县党组织随即动员全县人民群众掀起参军热潮。阳城县为此召开全县野战民兵大检阅暨参军动员大会。县委、县政府、县武委会领导人及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太岳区武委总会主任曹普等出席。会上县武委会进行参军动员,号召广大青壮年要积极参军,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胜利果实。会后县、区干部立即下到各村具体发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县参军的青壮年达2580名。士敏县在参军热潮中出现了民兵成班成排集体参军的现象,该县三区的大端村、和沟村民兵排成建制参军,被命名为大端排、和沟排。六区的杨家河村青年杀敌班、槐庄村的翻身班也都整班集体参了军,全县参军人数达1000多,约占该县人口总数的4%。晋城县三天之内就有4481人报名参军。高平、沁水、陵川等县也都超额完成了参军的任务。

  与此同时,为了解除人民子弟兵的后顾之忧,晋城各县都采取切实的措施拥军优属,对参军参战的军烈属家庭,在经济上给予优待,在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还通过优抚队实行劳力优抚。优抚队设有担水组、运煤组、运肥组、代耕组等,为缺劳力的烈军属提供多方面的服务。高平县有军烈属4682户、荣退军人139名,受到优抚的小米总计375.4石,小麦344.5石,杂粮145石,白面334斤,衣服116套,毛巾251条,袜子41双,鞋205双,草帽143顶,煤炭164车,冀南币86263元。阳城县重视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帮助解决荣退军人的生产生活困难,仅一区就安置荣退军人79名,其中23名荣退军人结婚成家,分配给荣退军人土地179亩,房屋76间。

  在各级党组织的宣传动员下,晋城解放区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打蒋匪”的动人局面。1947年2月,中原解放区突围部队在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的率领下,按照中共中央部署,从湖北转战到陕西,再由潼关渡黄河,到太岳解放区休整。2月13日,太岳军区副司令孙定国率12旅到黄河边接应突围的部队,阳城县武委会主任蒲德超、军事部长司积善率一个民兵连随同前往。在太岳部队的掩护下,中原部队的文(敏生)汪(锋)支队顺利渡过黄河,到达太岳解放区。而陈(光瑞)韩(东山)支队因未能按时到达接应地,一时失去了联络。文汪支队进入阳城境内后,受到沿途群众热烈的欢迎。23日,当这支中原子弟兵到达休整地润城时,当地老百姓纷纷给子弟兵送开水、送棉衣、做针线,准备好房子、米面和灶具等用品,像喜迎亲人一样迎接部队到来。3月上旬,滞留在豫西的陈韩支队同太岳军区取得了联系。3月13日,孙定国再次率部队和阳城、王屋的民兵前往黄河边接应。接应部队突破敌人设在黄河的防线,攻占了新安、渑池两县之间的制高点,与敌激战三日,掩护陈韩支队顺利北渡黄河进入阳城县。中原突围部队在阳城休整10多天,后在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下移驻晋城。晋城县的群众象阳城群众一样热情,主动给部队腾住房,一些青年人甚至主动腾出自己准备结婚用的新房让解放军战士住,砌好了炉灶,备足了米面、菜蔬和服装,使子弟兵一到晋城,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乡。中原突围部队2个旅,约6000-7000人,分别驻在晋城县城周围的各村庄,司令部设在南石店村。晋城县委与部队联合在南石店召开军民大会,李先念、郑位三出席会议并讲话,二位首长要求部队加强军政训练,搞好拥政爱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解决自己的供应,减轻晋城人民的负担。休整期间,李先念亲自带领部队在磨石坡、五谷山、五寨岭、大岭头等地开荒种地,先后办起了裕华商店、德泰油坊、皮革加工厂、副食品加工厂、南石店炼铁厂等商店和作坊,既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又密切了军民关系。人民解放军爱护老百姓的实际行动深深感染了晋城人民,当地广大青壮年纷纷要求加入这支部队,到8月初,中原部队已从来时的不足7000人扩大到12000余人。

  二、晋城解放区人民的参战支前热潮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国民党胡宗南、阎锡山部力图会师晋南,打通同蒲铁路南段,进攻太岳解放区,以策应其主力对平汉线的作战。胡宗南的第一个目标是在洪洞、赵城地区消灭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主力,再与阎锡山部会攻上党。为了粉碎胡、阎的联合进攻,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先后进行了闻(喜)夏(县)战役(7月13日至22日),同蒲铁路中段战役(8月14日至9月1日)和临(汾)浮(山)战役(9月22日至24日)。这三个战役成功地贯彻执行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大踏步进退的机动作战方针,取得了歼敌2.5万余人的重大胜利,解放了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5座县城,控制了铁路线100余公里,不仅彻底粉碎了胡宗南、阎锡山的图谋,而且使太岳解放区与吕梁解放区联成了一片。

  在进行上述战役时,晋城、高平、阳城、士敏、沁水、陵川6县正在开展土改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除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军外,还有大批民兵、民工奔赴晋南战场,配合晋冀鲁豫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与胡宗南、阎锡山部队作战。他们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许多歌可泣的业绩。在进行同蒲铁路中段战役时,晋城各县的5万余民兵、民工挑着粮食,扛着担架,星夜不息跟随部队行进。在进行临浮战役时,支前的晋城民兵、民工冒着枪林弹雨,不顾飞机轰炸扫射,为前沿阵地送弹药、运粮草、救伤员,保证了前线物资的及时供应和伤员的迅速转移。阳城县长张天乙亲自率领阳城1万余民工赴翼城县甘泉村抢运粮食。这里存放着太岳区的200余万斤储备粮,如不将这批粮食及时运出去,就有被蒋、阎军队夺走的危险。在张天乙的带领下,阳城民工自带干粮和工具,昼夜兼程赶到目的地,风雨无阻地紧张抢运。经过10天奋战,民工们往返两次,总行程达300余公里,终将200万斤军粮全部抢运回阳城。沁水、士敏两县动员民工1.5万人,出动毛驴2000余头,在士敏县长王达和沁水县长王维岳的带领下,参加了从翼城往沁水抢运粮食的行动,5天内运粮约百万斤。这些行动,都受到太岳区党委的表彰,《新华日报》(太岳版)为此专门发表了消息。

  阳城县武委会主任蒲德超,率领该县野战民兵营和民工1200人,携带担架300付,配合太岳四分区部队主力,参加晋南作战两个多月,先后经历了上述三个大战役。在解放绛县、翼城的战斗中,他们除出色地完成了抬单架、挖战壕、送弹药,以及维护交通秩序等战勤任务外,还承担了阻击、迟滞、迷惑、歼灭敌人的任务,同主力部队一起狠狠打击了胡宗南部队。“夜明珠”李银保民兵连在进攻垣曲县申家庄据点时,把军事打击与攻心喊话相结合,李银保冒着生命危险孤身入据点,同敌人进行艰苦的谈判,迫使敌排长以下42人投降,同时缴获机枪一挺,步枪13支,子弹140发,手榴弹50多枚,枪榴弹12发,以及一批军事物资。阳城二区两个民兵连,在连长刘春和、时新仁带领下,一举歼灭了蒋军陈子文部队。

  1946年10月,蒋介石军队进攻豫北解放区。根据太行区党委指示,陵川支前远征队67团在冯保胜、杨全林率领下,赴豫北参战。在武陟战斗中,陵川民兵曾掩护武陟县委县政府机关全体人员成功突围。1947年3月,陵川县民兵、民工参加了淇(县)浚(县)战斗。陵川民兵1000余人组成太南支队,在区长张庆余带领下,参加道清前线破击战。他们组成的镢头队、担架队、爆破队、突击队,起螺钉、扛枕木、架道轨,使博爱至新乡的铁路运输瘫痪,阻止了新乡敌人的北犯。当时在博爱群众中广泛传颂着“太南支队真英勇,破击铁路有大功,镢头镐头为武器,俘虏了蒋匪兵”的歌谣。此外,陵川县组织了浩浩荡荡的运粮大军,动员全县的农民、工人、学生、商人、医生等31000余人,牲畜1800余头,经过15天的长途跋涉,完成了运粮15万石的任务,保证了道清铁路大破击和豫北战役的后勤供应。陵川的民兵、民工在豫北战役中还参加了歼灭由新乡北犯之敌国民党49旅的战斗,收复淇县、浚县和滑县等县城,被晋冀鲁豫军区首长称赞为“战功尤著”的部队。

  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转而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在晋南的胡宗南部队收缩兵力,企图全力对付陕北战场。担负牵制进攻陕北之敌和策应西北野战军作战任务的太岳部队同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947年4月4日至5月12日发起晋南反攻战。围绕这次战役,在土改运动中觉醒的晋城老区广大群众,以保卫翻身果实,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战斗决心,再次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参战支前热潮。阳城县出动3个民兵营,45名医务人员,共2700余人,开赴晋南配合四纵队13旅反攻作战。为便于战场的组织指挥,阳城建立了以县长为首的支前大队部,下设4个中队,6个区队,分别配合各团投入战斗。民工们冒着枪林弹雨,抬担架、救伤员、运物资、站岗哨,宁愿自己不穿不盖,也要给伤员穿暖盖好;宁可自己挨饿,也要将干粮送给伤病员吃。参战的民兵在万泉歼灭了伪公安局长张兰梅的地方土顽武装,击溃了盘踞荣河县城的敌军。班长潘顺河率领的民兵班,在邱家庄伏击余金祥“爱乡团”和河西“保安团”的抢粮队,毙敌数人,生俘3人,缴获步枪13支,手榴弹50余枚,子弹1700发以及药品、粮食、车辆等一批物资。阳城民兵还发挥老区的政治优势,帮助新解放区整训民兵武装,建立地方政权。他们利用战斗间隙,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帮助他们收割小麦、铡畜草等等,漪氏县群众亲切地称阳城民兵为“老八路”。期间,阳城县委书记李敏唐率团携现金200余万元、锦旗5面、家信3000多封,以及毛巾、鞋袜、牙粉等生活用品,专程到运城慰问本县参战民兵和民工。党和政府及家乡父老的关心与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参战民兵、民工的士气,大家纷纷表示:坚决完成各项战勤任务,以优异的成绩报答家乡人民的关怀。沁水县出动民兵民工2054人,士敏县出动民兵民工501人,配属24旅在晋南作战。晋城县由5700余人组成48个野战民兵连,连同2900余民工,参加了解放乡宁、襄陵的战斗。在横水一带执行剿匪任务时,活捉土匪59名,缴获机枪2挺,小炮1门,掷弹筒2个,长短枪37支。高平县组织民兵、民工2072人,在岳光、杨俊选带领下,配属第12旅作战,攻克侯马后,他们每人肩挑60斤粮食急行军100余里,又参加了解放运城的战斗。民兵民工在前线还开展了“六好七坚决运动”,即保证完成任务好,照顾伤员好,群众纪律好,与军队关系好,互助友爱好,清洁卫生好;坚决保卫毛主席,坚决不开小差,坚决跟着部队走,坚决服从领导,坚决遵守纪律,坚决完成任务,坚决把弹药、梯子、跳板送到战士手里去。

  与此同时,各县支前的民兵民工还与后方的家乡人民展开了前后方挑战活动。高平、士敏等县的民兵民工向家乡人民寄来挑战书,保证完成各项参战支前任务,希望家乡亲人努力生产,支援前线。高平各区群众纷纷写出应战书,四区的妇女5天赶做军鞋3500多双寄往前线。其它各县也都动员妇女为前线战士作军鞋,保证部队及时穿上新鞋和新衣。休养所的医护人员尽心护理伤员,让伤员提早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士敏县组织群众向前线发去慰问信,通告前线亲人,后方已经组织起互助组,保证户户按时下种,不荒一亩地,不歇一头牛。这一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参战人员杀敌立功的积极性和后方群众搞好生产的热情。另外,晋城解放区还抽调了一批干部,赴晋南新解放区开展工作。阳城县宣传部长陶彭率领240名县、区、村干部,到晋南各县进行政权建设工作,沁水、士敏两县也抽调100余名干部赴晋南新解放区,同当地干部一道开展工作。

  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历时39天的晋南反攻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共收复县城25座,解放了300万人口的地区,有效的控制了同蒲路南段230公里的地区,彻底粉碎了胡宗南、阎锡山的联合防御体系,有力地配合了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从此残留在晋南的国民党军队,只能龟缩在运城、安邑、临汾等孤城内。

  1947年6月30日,太岳区武委总会召开评功大会,表彰在晋南反攻战杀敌竞赛中涌现出来的模范单位和有功人员。晋城各县受表彰的模范单位有:士敏县杨志伟领导的两个民兵连;阳城县远征英雄“夜明珠”李银宝民兵连;晋城县赵希忠、马汉文带领的民兵营;高平县刘兴旺、高升来野战连;沁水县尚智华战斗班等。评出的有功人员有:阳城县长张天乙和三区干部何原发、杨思远;士敏县六区农会主席李绍江;晋城七区干部梁广田;高平县医生陈子景等51名。大会对模范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奖励,奖给阳城、晋城、士敏等县“参战模范县”锦旗一面,“杀敌英雄”各奖本币2千元,奖章一枚。陵川县民兵在支援豫北战役时,不但完成战勤任务好,而且帮助当地群众锄地29亩,送肥650担,并将自己节约的粮食救济灾民,荣获太行军区“参战模范”称号,太行四分区奖给锦旗一面,“头等功臣”奖状一张。

  三、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后晋城军民对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力支援

  1947年6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对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分析,作出了人民解放军实施重点出击,展开战略反攻,把战争引向国统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三军配合,两翼牵制”,重建中原解放区。“三军配合”,即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约12万大军,组成中路集团,在鲁西南突破黄河,挺进大别山区,直捣敌人的胸膛;以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约18万大军,组成东线集团,在鲁西南牵制敌人,尔后向豫皖苏地区展开;以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第四、第九纵队、第38军和第八纵队23旅约8万大军,组成西线集团,在晋南豫北跨过黄河,向豫西挺进。“两翼牵制”即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将进攻陕北的敌之“左拳”胡宗南部引向沙漠地区;以华东野战军出击胶东半岛,将敌之“右拳”引向渤海之滨。

  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率包括太行、太岳部队在内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跨过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8月,在晋城休整的中原突围部队,于司令部驻地南石店村隆重举行悼念在中原突围中殉难烈士暨“打回中原去”的誓师大会,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参加了会议,李先念向突围牺牲的烈士致悼词。参加会议的干部战士群情激奋,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回中原去,为死难烈士报仇!”等口号。会上还进行了扩军动员,晋城广大青年踊跃报名。会后,该部12000余健儿在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下,随刘邓大军之后渡过黄河,挺进中原。

  刘邓大军南下后,7月27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第八纵队一部、第38军,组成陈赓、谢富治兵团,并成立由陈赓任书记的前委会。8月初,陈赓在阳城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前委副书记兼第四纵队政委谢富治、兵团副司令员兼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均、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38军军长孔从周、政委汪锋,以及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太岳区党委副书记裴孟飞等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决不辜负中共中央的重托,坚决完成中央军委下达的战斗任务,“大举进攻,经略中原”。会议制定了强渡黄河、挺进豫陕鄂的详细计划,并为在挺进豫西后迅速开展工作,预先组成了新的中共豫西工委和豫西专署,由裴孟飞任书记,刘道安任副书记,受陈谢兵团前委领导。同时,从太岳老区各县调集许多党、政、民干部,与当地干部相结合,负责开展新安、渑池、洛宁、宜阳、陕县、孟津等县党的工作。晋城各县均抽调干部随军到豫西开辟工作。这时的晋城解放区成为全国解放战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地。

  太岳区党委行署号召全区党、政、民组织,积极配合陈谢兵团完成“大举反攻,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努力做好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太岳四地委、四专署要求每县组织一个野战民兵团,以备随军挺进豫西,长期作战。四专署还为部队筹集小米10万斤,军鞋2万双。阳城县召开全县野战民兵反攻动员检阅大会,县、区、村干部和野战民兵3000余人参加了大会,民兵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一定要发扬老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努力完成好随军出征的任务。会后,阳城野战民兵营及2000余民工,在县委宣传部长张健民率领下,随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属太岳区的晋城、高平、沁水县也相继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动员,充实了民兵队伍,组织民工,随军行动。

  8月23日,陈谢兵团分别从晋南豫西两个地段强渡黄河,晋城600名船夫冒着枪林弹雨,运送战士过河,协助部队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向陇海路推进。沁水县田友义民兵连承担了掩护炮兵和参战民工强渡黄河的任务。阳城县野战民兵营在王毓秀、路小魁率领下,在济源县邵源小沟渡过黄河,配合太岳五分区独立团转战至新安、渑池等地。阳城的民工配合第四纵队在新安县铁门镇将国民党15师师部和64旅大部歼灭,又在罗家庄将溃敌包围,生俘7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机枪3挺,步枪20余支。后又在解放荣河的战斗中生俘蒋军29名。在解放宜阳县西陵镇战斗中,阳城民兵营长芦零、武鸿兴等13名民兵英勇牺牲。陵川县一支由1200名民兵、民工组成的南征支队,随秦基伟纵队挺进豫北,转战博爱、沁阳等地,胜利地完成了打援破路的任务,受到部队表彰。豫北人民赠给其“勇敢勤劳、太行之光、同生共死、豫北之荣”的锦旗。10月底陵川县又出动1600名民兵、民工,在县委委员宁雪山、县武委会主任侯怀义率领下,第二次南征,配合陈谢兵团开展机动作战。在大庭战斗中,俘敌2名,毙伤敌19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30余支,子弹1000余发,骡3头,粮食1千余石,豫陕鄂第一军区司令部奖给其“勋著伏牛,光辉太行”的锦旗。

  经过一个多月作战,西线的陈谢兵团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开辟豫西根据地的重大胜利。之后按照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陈谢大军挥师南下,在伏牛山一带、平汉路以西地区发动攻势,进行战略展开。晋城解放区这时除动员一大批青壮年参加陈谢兵团外,又派出 10多个野战民兵连,随同陈谢大军一起踏遍了伏牛山区,西至商南、潼关,东到漯河、许昌,南达江汉。这些民兵和民工主要承担警戒机关、掩护干部、发动群众、剿匪反特、转运弹药、保护伤员等任务,他们不仅是一支战斗队,还是一支工作队。所到之处,作战之余,向当地群众积极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帮助新区群众进行土改;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老区人民过硬的作风来影响新区群众。陵川县民兵在内乡、宜阳、嵩县一带参加剿匪战斗之余,还协助当地群众开展反奸反霸,进行土地改革,建立村级政权等工作,共同保卫群众翻身的果实。从1947年8月至1948年2月,在6个月的远征中,晋城民兵民工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于1948年2月8日胜利返回了家乡。

  远征民兵归来后,晋城各县委、县政府都举行了庆功会。阳城县万余群众在烈士陵园集会,隆重表彰随陈谢兵团南下作战6个月的民兵和民工。曾率队南下的县委领导张健民在大会上报告了远征民兵、民工随军作战的情况。指出,在6个月的远征中,阳城民兵民工转战50余县,行程万余里,配合大军参加大小战斗近千次,消灭蒋军5万余人,解放了数十座县城,缴获了敌人大批枪支弹药、粮食和物资,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会上,有500余名参战民兵民工被评为各类功臣。太岳区党委领导到会祝贺,并授予阳城民兵“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的锦旗一面。沁水县表彰奖励了民兵民工模范29人、模范班一个,并授予田友义民兵连“远征旗帜”的称号。

  在动员组织大批民兵南下远征的同时,晋城老区人民响应太岳区党委、行署的号召,广泛开展了精简机构、增产节约运动。党、政、民各种机构比原来减少了1/3,机关开支大大紧缩,干部群众生活费用普遍降低,节约出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8月至1948年9月,为运送弹药、被服和伤员,晋城各县共动用劳力工21.1万个,牲口2.4万头(次)。广大人民群众无私的支援,受到了部队首长的充分肯定。1948年2月,陈赓、谢富治致函太岳区党委和行署称:当地的民兵和民工,远离家乡,随军参战,有时大雨泥泞,有时风雨交加,艰苦奋斗,战胜困难,不仅支援部队完成任务,而且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农民翻身事业立了大功。

  除大力支援外线作战外,晋城老区广大人民群众还倾全力支援山西战场的解放战争,在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立下了赫赫战功。

  解放军主力部队实施反攻作战后,为弥补内线兵力不足及消灭阎锡山武装力量的需要,太行、太岳区提出了扩兵15万的计划,扩充的兵力一部分补充远征军,一部分加入地方野战纵队。1947年9、10两个月,晋城解放区开始进行扩军总动员,各县再次掀起了参军热潮。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在“穷人要翻身,参加解放军”的口号鼓动下,纷纷报名参军。晋城5县仅这两个月报名参军的人数即达10400余人。以这次参军的新兵为主,重建和充实了晋冀鲁豫第八纵队和太岳纵队,归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统一指挥。其主要任务是在内线拔“钉子”,解放阎锡山军孤守的运城、临汾、榆次等城市。鉴于这支新建部队绝大多数是刚穿上军装的农民,武器装备质量差,缺乏攻坚作战经验,徐向前决定边作战、边训练、边整军,努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1947年12月5日,以王新亭为司令员、王震为政委组成解放运城前线指挥部,发起运城战役。运城是山西南部重镇,四周开阔,阎锡山派有重兵把守,易守难攻。晋冀鲁豫野战军曾对运城发起过二次围攻。第一次是1947年5月1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围攻运城。在外围歼敌两个团之后,主力部队因执行开辟豫西的新任务,遂于5月11日撤围。第二次是1947年10月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围攻运城,胡宗南派其第36师增援守敌,我主力围城打援,歼敌3700余人后转入休整。这两次围攻虽然未进入城中,但却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孤立了守城之敌。1947年12月17日夜,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太岳军区3个团、吕梁军区独三旅共计5万人发起第三次围攻运城的战役。这一次我军采用坑道爆破的战术,炸开城墙后突击部队强行插入,在城内展开激烈的巷战,彻底歼灭了守敌,于12月28日解放了运城。

  在运城攻坚战中,晋城各县共派出民兵民工2000余人,担架420付,在太岳行署副主任裴丽生领导下随军行动。在激烈的战斗中,晋城县民兵有20人牺牲,3人负重伤。阳城远征民兵连在司积善、张道金带领下,因作战特别英勇,受到部队的表彰。沁水县民兵19连被太岳部队命名为“英雄19连”。

  运城战役告捷后,徐向前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第十三纵队及太岳军区、吕梁军区各一部共5.3万人,于1948年3月7日发起临汾战役。临汾战役历经夺取东关,扫清外围,攻城歼敌三个阶段,历时72天,于5月17日胜利结束。此战全歼守敌2.5万人,俘敌总指挥梁培璜等以下官兵1.8万人。临汾战役打响前,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从河北武安到达太岳区党委、行署、太岳军区驻地阳城,为组织临汾战役作准备。徐向前召集临汾战役战线指挥部、太岳区党委、行署和太岳军区负责人在阳城举行联席会议,就各参战部队的战前整训、武装动员和地方政府的后勤保障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决定以太岳行署副主任裴丽生为司令员,组成临时后勤司令部,为攻克临汾做好各方面的后勤准备工作。徐向前在会上强调,前线的后勤工作,要一直做到打下太原,彻底摧毁阎锡山的反动统治为止。徐向前还在裴丽生、杨小桥等人陪同下,视察了沁水,并同沁水县主要领导谈了话,询问了军烈属和退伍军人的安置优抚情况,要求沁水县领导要照顾安置好革命有功人员及家属,认真做好前线的后勤保障工作。

  晋城各县对临汾战役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支援。首先是动员大批民兵民工直接参与战斗。晋城县共出动参战民工2500名,担架1200付,民兵大队长是王立易;阳城县参战民工2000名,担架400付,大队长是王固臣;沁水县参战民工1000名,大队长是靳秉乾;陵川县参战民工518名,大队长是张炳文;高平县参战民工600名,担架300付。其次是广大民兵民工发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太行太岳精神,勇于承担艰巨的任务,冲锋在前。在枪林弹雨的炮火中,晋城各县民工主动承担了挖坑道、破道路、送弹药、运粮食等危险而艰巨的任务。除此之外,晋城支前民工还利用战斗间歇,以各种方式向当地群众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帮助群众春耕下种。阳城民工两天内写标语100多条,高平民工帮助锄麦270多亩。整个临汾战役中,晋城各县民工支前共80余天,牺牲80余人,受伤200余人,民工韩张全、黄行江、任小发、任奎水等人荣立大功。临汾前线指挥部特地授予晋城地区参战的民工锦旗一面,上面题着“为临汾人民带来幸福”的大字,并在《新华日报》(太岳版)上刊文予以表彰。陵川县为临汾战役捐献军粮15.6万石,军鞋6000余双,被太行区党委命名为参战模范县。

  临汾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发起晋中战役。晋中战役从6月18日开始至9月19日结束,共歼敌10万人,解放县城14座,使太原从此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团团包围中。晋城人民同样为晋中战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战役打响前,成立了由太岳行署副主任裴丽生任司令员的晋中战役后勤指挥部,晋城各县、区、村纷纷成立了相应的后勤服务处、服务站,并将部队所需的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晋中前线。除此之外,晋城各县共派出民工5000余人,担负运送粮食、柴草、门板等任务。阳城野战民兵营在李银保带领下,在攻打小常村时俘阎军一个排,受到前线司令部的表扬,徐向前司令员亲自授予“成绩优良、军风军纪良好”锦旗。晋中战役结束后,前线战勤司令部授予阳城民工“不辞劳苦,忍饥忍渴,万众一心,贯彻到底”的锦旗一面。高平派出民工1731人,担架300付,在岳光率领下,除执行战勤任务外,为当地群众收小麦2000余亩。在大常村战斗中,高平民工曾围歼赵承授溃军一股,缴获步枪30余支。晋城县派出的1000余民工中,有`19名牺牲在前线,20余人受伤。晋中战役结束后,太岳区党委、行署在阳城召开晋中战役支前参战庆功大会,对晋城解放区的支前民兵、民工进行了表彰。高平县古寨村、田山村被授予“参战模范”、“支援前线高尚光荣”锦旗各一面。刘大汉荣膺“特等参战功臣”光荣称号,被奖小马枪一支。周王健、陈福昌、陈子文等被授予“参战功臣”光荣称号。岳光被评为支前模范区长,获奖金一万元。同时,所有受到表彰奖励的人员,还获得毛主席银质像章一枚,奖状一张及其它奖品。

  在以后解放太原、大同等战役中,晋城老区遵循徐向前司令员当年关于“后勤工作一直要做到山西全境解放”的指示,继续为两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大批优秀干部离开家乡支援新解放区的开辟和建设

  晋城地区作为中国共产党较早创建的重要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后方,除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支援解放军的内线、外线作战外,还抽调出大批干部奔赴全国各地,为开辟和建设新解放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出乎意料的快,新解放区干部的培养远远赶不上需要,为了保证新区各项斗争和建设的正常开展,急需从革命老区调配大量有觉悟、有经验有干部充实到新区。晋城革命老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多次派出自己优秀的干部到新解放区开辟工作,期中较大规模的集中抽调就先后有4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在东北建立具有战略地位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太岳区党委的指示,1946年初,晋城各县党组织动员、抽调一批干部,随同由太岳军区组成的东北支队,北上参加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这是晋城地区首次向外地派送干部。这一次各县抽调的干部较少,且以东北籍人为主。

  1947年3月,为粉碎蒋介石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牵制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保卫延安和党中央、毛主席,太岳部队发起晋南战役,解放了晋南十多个县。当时阳城曾抽调240名县、区、村干部,在宣传部长陶彭带领下,到夏县、万泉等县开辟工作。沁水、士敏两县抽调100余名县区村干部,到乡宁、襄陵开辟工作。陵川县抽调一批干部到豫北新区工作,晋城、高平县也抽调了一批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

  1947年8月,当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为适应全国战略反攻的需要,支援人民解放军在中原和豫西地区外线作战,根据太岳区党委的指示,晋城各县又抽调了一大批县区干部,随同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其中晋城县抽调了以县长杨辛克为首的干部50多名;高平县抽调了以八区区长张效程、四区区委书记阎海为首的干部79名;沁水县抽调了以原士敏县委书记焦祖函为首的干部80余名;阳城县先后共抽调出干部540余名;陵川县抽调了干部8名。这些干部经过培训,随军渡过黄河,到豫西鲁山县报到,再由太岳区党委副书记裴孟飞、太岳军区副司令孙定国率领,随陈谢兵团开赴伏牛山及豫陕鄂边区,从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剿匪反霸、安定社会秩序等工作。

  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决战,解放战争进入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在太行、太岳区抽调一批得力干部,随军南下,有计划地接管新开辟的解放区。1949年3、4月,太行、太岳两区共抽调南下干部4100余人,其中太岳区抽调的1700余名干部配成3个地委、24个县委、75个区委的整套班子。太岳四地委抽调的干部组成一个地级班子和6个县级班子,地级班子为南下六地委(即长江支队第六大队),地委书记王毅之,组织部长李步云,宣传部长董奥林,武装部副部长曹胜功,秘书长刘哲;专员康润民,副专员梁栋初,公安局长苏奋。晋城县抽调了县委书记郑思远(被确定为南下地委组织部长)、县长李建标等干部180人;阳城县抽调了县委书记李敏唐(被确定为南下地委组织部长)、县长王世清等干部108人;高平县抽调县委书记李步云(被确定为南下地委组织部长)等干部117名;沁水县抽调了县委书记师建昌等干部106名;陵川县抽调县长杜锷生,组织部长郑国栋等干部59名。3月16日,晋城各县被抽调的南下干部在太岳区党委领导刘尚之、刘裕民、侯振亚等的带领下,赴长治集中。17日,太岳区党委、太岳行署在长治召开欢送大会。行署主任牛佩琮在会上讲话,号召南下干部继续发扬太岳老区艰苦奋斗的作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坚决完成南下任务。22日,这批南下干部从长治出发到达河北武安县,在这里与太行区南下干部统一整编训练,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支队以下地委为大队,县为中队,区为小队。阳城南下干部称长江支队四大队一中队,晋城为六大队一中队,高平为六大队二中队,沁水为四大队四中队,陵川为五大队一中队。4月24日,经过一个月整训,“长江支队”随人民解放军挥师南进。在南下途中,他们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英雄气概和四海为家的革命胸怀,跃跨千山万水,克服千难万险,经过四个月的艰苦跋涉,最后到达福建。到福建后,晋城县干部接管了福安县工作,李建标任书记,郭林任县长,部分干部被分配到周宁县;阳城县干部主要接管了长乐县工作,郭真任书记,王世清任县长,另有部分干部被分配到平潭县;高平县干部接管了宁德县,杨浩林任书记,梁栋初任县长;沁水县干部接管了福清县,书记高一清,另有一部分被分配到永泰县;陵川县干部主要被分配到云宵县和诏安县工作。这批南下干部发扬太行太岳老区人民的光荣传统,在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克服了情况不熟、生活习惯不同和语言不通等困难,与当地干部紧密配合,团结一致,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

  此后,晋城各县还多次抽调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如1949年4月,陵川县抽调8名优秀干部,同太行区其它干部组成一个地级班子,接管了湖南衡阳地区的工作。太岳区的晋城各县也抽调干部多名,随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到河南、湖南等地开辟工作。

  总之,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晋城解放区有大批干部,遵照党中央的指令,肩负历史的使命,带着老区人民的重托,先后奔赴东北、福建、湖南、云南、豫西以及晋南等地,接管政权、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实施土改、组织生产、发展经济,为当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四节 各项事业的发展与晋城解放区历史使命的完成

  一、党的建设的进一步加强与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

  进入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晋城各级党组织在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参战支前、反奸清算、减租清债、土地改革等各项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广大党员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党的各级组织进一步巩固,党的各项建设全面加强。特别是经过结合土地改革开展的整党运动,在严密党的组织纪律、实现党的集中统一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1948年冬,按照党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太岳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晋城各县依此普遍建立健全了党委会议制度,加强了集体领导,村党支部定期向区分委、区分委定期向县委、县委定期向上级党委书面汇报工作,及时通报情况。上级领导机关对下级提出的问题及时给予答复,并指导工作,从而密切了上下级之间的联系,统一了全党工作步骤。

  1949年初,党中央作出党员干部加强理论和政策方针、文化知识学习的指示后,晋城各县按照太岳、太行区党委、地委的安排与部署,组织全体党员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以及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17本书。各县县委、区委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制定了学习计划,并根据大量干部外调后,新提拔的干部质量偏低和新党员大量增加的实际情况,普遍开办了新党员训练班、支部书记训练班,区分委干部和县委干部都轮流脱产到各级党校参加学习。陵川县委将全县党员干部依照其文化程度的不同状况,划分为甲、乙、丙3组,甲、乙组全面学习《社会发展史》、《论新民主主义》等17本书,丙组党员重点学习文化知识和一些专业知识,在提高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学习革命理论。在理论学习中,要求党员干部联系自己的工作与思想实际,认真检查在思想上存在的解放后松一口气的问题,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远大理想。各县还结合贯彻落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着重检查了党员干部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要求全体党员干部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晋城各级党组织根据老区的自身特点,对党的干部政策加强了宣传,教育广大党员加强工人党员与农民党员、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城市干部与农村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坚持党的组织原则,搞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并要求广大党员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支部的工作。1949年3月21日,陵川县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出席会议的代表700人,代表全县4424名党员,选举段集锐为县委书记。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晋城地区计有5个县委、35个区分委、957个党支部,党员达22665名,占全区总人口的2.2%。

  在加强党的建设同时,各县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青年团、工会、农会、妇会等群众团体工作,公安司法工作都得到进一步完善,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

  在政权建设方面,随着新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各县进一步完善了民主政治。首先,发出普遍进行选举,成立或召开县参议会的指示,通过民主选举,成立或充实了村、区、县各级政权组织。1946年4月13日至14日,高平县召开全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出席全国国民代表会议的候选人。大会还向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和平建国、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联合政府、反对一党专政等12条提案。无论是参议会,还是人民代表会,都是在民主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的,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有效形式。其次,新建立的各级政权,都十分重视干部的选拔、配备和教育,注重各阶层人们的利益,以树立新政权在人民群众中的革命形象和崇高威信。为了使政权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太岳行署于1948年6月规定了干部行政纪律十条,即:(一)不准捆人、扣人、吊人、打人、罚人;(二)不准随便摊派、动员、募捐和浪费公款;(三)不准给群众乱戴特务帽子;(四)不准随便宣布戒严、搜查居民、检查户口;(五)不准强迫、限制、干涉妇女的婚姻自由;(六)不准假借群众意见,公报私仇;(七)不准伪造、假借上级命令,威胁人民;(八)不准贪污、窃取、多占、贱买斗争果实;(九)不准调戏妇女;(十)不准游手好闲,受贿腐化(《太岳日报》1948年6月7日)。这些行政纪律的规定,对当时晋城各县干部队伍的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三,无论是权力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在其运行过程中都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实质。各县的参议会、人民代表会和政府机构都制定了组织条例,规定“必须有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主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等各民主阶层的代表参加,并使他们有职有权。”并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保障人民合法的民主自由权利。凡年满十八岁的解放区人民,除精神病患者和依法剥夺公民权利者外,不分性别、种族、阶级、职业、信仰、教育程度,一律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以法律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旅行的自由;保障人民的人身安全,除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和个人不得逮捕、监禁、审问或处罚人”(《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366-36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这些条例充分说明各级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行使职权的,一切决策都经过民主讨论,民主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确定,彻底摒弃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官僚体制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恶劣做法,与资产阶级形式上的民主也有根本区别,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性质。第四,政权的施政纲领和政策、法令的颁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在各县、区、村政权中,都是由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组成的党团(党组)起着核心作用。各级党组织提出的建设和主张,成为各级政权施政的基础和指导,如1948年太岳行署制定的《太岳人民战勤服务试行办法草案》、《惩治滥用民力暂行条例》、《战勤奖励办法》等政令,都是采取太岳区党委的建议,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后颁行的,体现了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

  群众团体建设方面,随着解放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各群众团体在进一步密切党、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1946年10月,党中央发布《关于进行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试验》的批示后,晋城县就开始了建立青年团的试点工作。经过两年试建,青年团组织在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发展生产、土地改革、文化事业中发挥了极大作用。1949年1月,党中央正式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青年团的组织后,晋城各县相继制定了建团的计划和方案,并于同年3月,先后召开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各县的青年团委员会。之后,建立青年团的工作在各区、村进一步展开。各县工会贯彻“健全发展组织,发展生产为主”的职工运动方针,团结广大工人以主人翁的精神,开展劳动竞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举办各种训练班,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扩大工会在工人中的影响。农会是党联系广大农民重要的桥梁和纽带。解放战争时期,晋城各级农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入会人数几乎占全区农民总数的一半。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农会呈良莠不齐现象,特别是在土改中许多地方的农会组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总体来讲,各级农会在党的领导下,在团结和带领广大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各县还进一步加强了妇女工作。广大妇女在参加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及支援前线的运动中,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妇女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也大有提高,有不少妇女当上了区、村代表,有的被选为村长、区长,还有的担任村支部、区分委、县委书记或其它重要职务,开辟了妇女彻底解放的新道路。如晋城县从1946年8月至1948年8月,两年共为前线做军鞋12万双。1948年8月29日,晋城县举办了一次军鞋展览大会,15个模范村、41名模范妇女代表展示了自己的成果。1949年2月,晋城5县相继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总结各县妇女工作,明确妇女运动的方针,并选举产生了各县妇女联合会。妇联成立后,积极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妇联会的决议,发动广大妇女在生产、支前、拥军、文艺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保卫解放区正常的战斗、生产、生活秩序,维护社会安定,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城各县进一步加强了公安司法工作。首先,建立健全公安司法机构,各县建立有公安局,区有公安助理员,村有公安员,较大的村镇还有派出所。县公安局与县委的社会部合为一体,公安局长分别由县委的社会部长或副部长兼任,参加县委的常委会或委员会。区、村公安助理员、公安员,一般由党的保卫委员兼任。这就保证了党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公安保卫工作的系统。其主要职责和任务是:负责社会保卫工作和机关、部队、学校、厂矿的保卫工作,具体如侦察、扣捕、审讯敌探、特务和破坏解放区各项事业的反动会道门及各种反动分子,搜集敌人的各种情报,清查户口,维持社会治安等。关于司法机构,各县设立有司法科,区、村设有调解委员会,另在土改矛盾较尖锐的地方设有人民法庭。司法系统的具体任务有3项:一是发扬民主,保障人权,维护各阶层的利益,巩固统一战线;二是镇压、制裁敌探、特务,巩固革命阵营,维护社会秩序;三是教育人民,改造人犯,增强革命力量。其次,加强立法工作,规范公安司法工作章程。各县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临时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法规。如针对土改中出现的侵犯中农、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晋城、高平等县制定了《保护独立经营者暂行办法》;针对许多校长、教师遭斗争,师资严重短缺的情况,各县制定了《建立简易师范加快培养教师暂行办法》等,从法律上规范了各种行为,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时代特点。在公安司法程序方面,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如在公安工作中,建立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制度、室内审讯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制度,处理案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制度等等;在司法工作中,制定了审判工作对刑事案件实行三级两审终审制,对民事案件实行三级三审终审制,以及人民陪审制度,巡回审判制度,民间调解制度等。在诉讼程序上废除旧政权的繁杂程序,凡起诉者无论口述或呈文均予受理,不收任何费用;对赤贫孤寡临时诉讼予以招待,解决食宿问题;审理案件随传随到,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不拖延时间,避免影响群众生产;审判工作采取公开审判的方式等等。整个公安司法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教育、挽救、争取、改造,从思想启发、政治开导、生活感化入手,反对“惩办主义”,对犯罪分子进行前途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立功赎罪活动,使其弃恶从善,悔过自新;对民事案件,主要进行调解解决,减少民事诉讼,和睦邻里关系。第三,加大打击力度,震慑犯罪。对极端仇视革命、破坏解放区建设的少数敌特、反动会道门头子,本着从快、从严、从重的原则,坚决予以镇压。如1947年2月,陵川外逃反革命分子武殿义率1500余人的“还乡团”突然袭击该县区的十几个村庄,陵川县公安干警在民兵的配合下,迅速出击,一拳打散了偷袭的敌人,受到太行四专署的表扬。1948年7月,高平县公安机关一举破获了到处破坏的一贯道组织,逮捕一贯道头目26人,彻底取缔了这一反动组织。公安司法工作的加强,使广大群众提高了守法的自觉性和维护法律尊严的责任心,公安、司法人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依法办案,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敌特破坏活动受到打击,大部分犯罪分子得到改造,促进了消极因素向积极因素转化;大量民事案件得到了调解,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保证了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同时,为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二、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晋城各县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晋城各地已完全取得执政地位,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一手抓战争动员,一手抓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但是,随着解放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晋城各地的工农业生产一度又出现了新的困难。严重的时候,各级干部每月仅供应15斤粮食,日均5两。多数干部群众不得不以瓜果、野菜、树叶等代粮。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战事频繁,人民群众的各种负担急剧增加。据太岳四专署对晋城、阳城、高平县调查,从1947年8月到1948年4月,为支援开辟豫西、运城、临汾等战役,3个县动用的民力就达1060.8万个工,平均每人每月支差为14.26天。每头牲口月均支差少则5、6天,多者达18天。此外,还要负担较重的粮款。当时,平川的农民人均产粮0.55石,粮款负担为0.2石,负担约占产量的37%;山区农民人均产粮0.26石,粮款负担为0.12石,负担占产量高达46%。不仅如此,在战略反攻作战中,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和挺进豫西的陈谢大军所带白洋(冀钞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相当大的一部分也来自包括晋城各县在内的太岳区和太行区。其次是战争给各县的交通及基础设施造成了极大破坏。由于战事紧张,又未及时修复,给发展经济带来了极大困难。加之国民党蒋介石和阎锡山为了达到扼杀解放区的目的,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使生产和流通受到极大限制。再就是由于战勤任务紧急,农村多数劳力和牲畜支援前线,造成农业生产劳力、畜力严重不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春耕夏收。如阳城县许多村庄,由于参战支前,农业劳力缺乏1/5,有些村庄甚至缺到1/2以上。此外,各县在土地改革中一度出现了“左”的错误,不仅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工商业者,也使许多农户头上蒙上了怕富裕的阴影,不敢扩大土地耕种面积,结果使大量土地荒芜。1947年到1948年,仅阳城、沁水等县荒地就达24.68万亩。致使晋城各县在1948年都发生了春荒。据晋城县统计,全县71470户,有62264户缺粮,占87%,这也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

  晋城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就是在面临上述新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针对这些困难,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的1945年11月,党中央先后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等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把“发动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作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同时强调指出:“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毛泽东选集》第4卷,1172-1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晋城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都把减租和生产作为大事,不但抓农业,而且抓工业和商业。

  农业方面,晋城各县及时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拨的13200石救济粮和6亿元贷款发放到农民手中,扶持农民渡过春荒,同时派出工作组,赴各区村加强对春耕生产的领导,并着力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消除农民怕发财挨斗、怕割封建尾巴的顾虑,严禁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进一步落实党对中农的政策。对“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给予适当的安置,对犯错误的农村干部和党员批评教育后大胆使用,发挥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为了保证春耕下种,各县还根据太岳行署、太岳军区的决定,除参与供应前方物资和转送伤病员的一些民兵民工外,春耕期间停止其它支差两个月。为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各县相继颁发了消灭荒地、开荒谁种谁收的布告。阳城县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春耕生产动员会,全县农村迅速掀起生产热潮。董封村农民4天往地里送粪31700担,大树庄村长张小栓组织木匠、铁匠抓紧维修农具,为春耕下种做准备。沁水县针对农村劳力短缺的情况,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实行精耕细作。高平县也召开了区、村干部、农民代表800余人参加的春耕动员大会,要求干部全力以赴领导好生产,并组织各种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晋城县由于积极贯彻了“谁种谁收”和团结中农的政策,农民群众种棉种粮的积极性十分高涨,从清明节起就及早动手种棉花、谷子。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积极为农业生产提供多种服务:利用农业贷款从外地买回大批牲口,并建立了牲口繁殖配种所;加强渠道的修复和开辟,努力扩大水浇地;在林业建设上,大力植树造林,利用河滩地培植保护林、烈士林和风季林,组织群众上荒山种树栽树。采取上述措施后,晋城各县的农业生产在解放战争时期连年获得丰收,林业、牧业、副业也稳步发展。

  工商业方面,历史上晋城、高平、阳城的铁业驰名全国,日军入侵后,铁业生产和经营一落千丈。抗战胜利后,在党和民主政府的扶持下,1945年后半年即生产铁货25万公斤,到1946年5月仅晋城一县即有几万铁业工人复工,南寨街恢复铜铁炉30多家。同时,境内的瓷窑恢复60多座,公私营煤窑也纷纷投产,随之带来商业的兴旺。晋城县地处白晋、晋博、晋阳三条公路的交接处,成为晋东南煤铁中心,大宗贸易输出是煤炭、铁货和黄丝。各县城和大集镇也恢复和新建了许多大商店和贸易货栈,拓宽了商品流通渠道,使晋城解放区的手工业生产和物资贸易迅速发展。

  但是,工商业强劲的发展势头因多种原因也一度出现了曲折。主要的原因是,在土地改革中,有的地方把本不是地主、富农的工商户错当成地主富农来斗争,把他们在县城开办的手工业作坊、商店、甚至煤窑一律封门或没收。阳城县润城镇竟连小商贩也查封。有的地方擅自增加工商业税收,用垄断封锁的方法,随意干扰工商业主的经营。受这种“左”的错误影响,晋城地区大部分工商户停业或倒闭,有的干脆跑回乡下,另有一部分商户怕露富招批,缩小经营门面,商品也不敢摆在货架上,造成市场流通紧张。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纠偏的指示,晋城各县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恢复发展的措施。其中,最有力的就是建立晋城市,探索城市管理经验。

  1948年2月,为了有利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太岳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委员、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建议,决定将晋城县一区(城关)划出,建立晋城市。同年10月,晋城市正式组建以后,下设解放街、黄华街、东关、西关、河西、明遗街、南寨等7个街道办事处,上属太岳四专区领导,市委书记黄维(女),市长王利宾(后王耀南),副书记霍钟秀(后任书记),副市长张帆,组织部长史林,宣传部长霍钟秀(后为裴晋元)。同时成立晋城市武委会、工会、农会、妇会等组织。这是晋城历史上第一次设市的尝试。1949年8月22日太岳区撤销后,晋城市重新并入晋城县。

  晋城市建立后,狠抓了城市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1948年5月,根据太岳区党委关于贯彻党对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晋城市委做出决定,严格区分城市与农村的界限,不像对待地主那样对待城市工商业者,纠正过去没收工商业者财产,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作法,该退赔的坚决退赔,该保护的坚决保护。要求今后对工商业者的合法经营不得随意侵犯,对工商业者不搞清算和斗争。为了贯彻市委的决定,市政府专门召开工商业者座谈会,到会的有钢铁、煤炭、皮革、造纸、针织、化学等行业的30余位经理,会议传达了上级和晋城市委有关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精神,强调民主市政府大力支持工商业者为振兴晋城经济,繁荣晋城市场做贡献。出席会议的经理们纷纷表示,要坚决拥护晋城市委的决定,带头搞好各自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晋城炒铁炉经理靳鸿瑞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黑行不动,白行无用”,铁业是晋城工商业的领头羊,它为各种造货的铁炉供应原材料,1座炒铁炉能带8到10座方炉、4座条炉,使用技术工人几十个,连同采矿和运输,总算起来用工可达1200个。抗战前晋城有十几座大炒炉,养活了2万多工人。现在晋城要恢复工业,应先把这件事抓起来。虽说恢复炒铁炉本钱大,难度大,但效益更大,所以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应该赶快做。他的意见被市政府采纳后,为晋城铁业的迅速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次会议还在发展晋城的工商业方面取得了以下共识:第一,要继续深入地宣传政策,做好纠偏工作,尽快赔偿工商业者的损失;第二,要教育工商业者从晋城的长期发展着眼,不计较暂时的赔赚,努力办好自己的企业;第三,要解决好工业与农业的矛盾,纠正某些村干部限制农民向城里转移,随意加重工商业从业人员负担的做法;第四,要注重人才,尽快把飘流四散的铁业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团结组织起来,为振兴晋城市的工商业、繁荣市场做贡献。晋城市大力鼓励工商业的做法,不仅使本地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也带动了周围地区工商业的发展。高平县在抗战前有工商户200余家,1947年一度恢复发展到302家。土改中发生错斗问题后,伤害了工商业者的经营积极性,使许多人不敢营业,数十家工商业停产歇业。高平县委、民主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错斗的工商业户全部予以补偿,并减轻或取消了他们的资产负担,全县的工商业很快出现繁荣局面。仅1948年8月一个月,新增工商业户27家,包括布店9家,杂货店3家,麻铺2家,修车铺2家,丝行1家,张罗铺7家,磨坊2家,店房1家,一时正街的门面被占满,许多工商业户在此找不到铺面,只好另找地方经营。

  经历了曲折和反复,晋城各县的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同时,各级党组织经过实践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并从中摸索出了一套发展经济的办法,使解放区的经济建设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道路,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从经济结构上讲,不管是公营经济、合作经济或私营经济,都逐步壮大,渐成规模。公营经济主要是由政府投资,经营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它对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起着决定性、主导性作用。在晋城解放区,公营经济首先是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军工企业和抗战胜利后由各县民主政府投资兴建的公营煤矿、工厂和商店等。如八路军总部建立的晋城苇丁化学厂、阳城索泉岭东庄化学厂、广源泉化学厂、应朝铁厂、下川轴木厂、造纸厂等。1946年太岳军区后勤部接收并扩建的晋城大阳煤铁厂,1948年改名永晋公司大阳分公司,下属常家庄煤矿和三个炼铁厂,共有矿工800余人、炼铁工人1500余人。1946年太岳区兴建了全区最大的公营企业--太岳实业公司,总投资17亿元,先后恢复了张岭煤矿、北岩煤矿、晋丰煤矿、寺庄煤矿4个机械化矿井,还在晋城大营建立起化学试验厂,在高平唐安建立机器制造厂、纺织厂,在马村建立了火柴厂,在陈村建立了面粉厂、造纸厂。4个机械化煤矿年产煤炭14万吨,纺织厂年产洋纱23000余公斤,火柴厂投产半年生产火柴3227箱,面粉厂形成年加工小麦243万公斤的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晋城泰山义剪刀厂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泰山义剪刀厂已有百余年历史,产品质量高,1915年曾在上海展出时被誉为“刀刃锋利,经久耐用”而获得物质奖励,在山东、陕西、河南、天津、北平、上海等地都很有市场,是一个名牌产品。日本侵占晋城后,该厂被迫停产。1946年11月在民主政府贷款扶持下,剪刀厂顺利复业。由于经营得法,产品优良,销路畅通,一年多时间里,资金就由20万扩大到1400万,职工由10人增加到46人。该厂实行新的“劳资合营”办法,由厂方出资,工人出劳力,所得红利,劳资对半分红,有效地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产量比抗战前增长25%,产品供不应求,很多购方需要先缴定金才能买到所需的剪刀。到1949年2月,晋城各县工业企业发展到6100余户,其中公营企业10余户,所占比重虽不大,却对国计民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

  由太岳区在各县设立的银行,以及各县建立的公营商店,在性质上都属于全民所有制,担负着扶持生产、保证供给、调节余缺、发展流通、平抑物价、活跃市场的重要任务,为稳定和发展全区经济起了极大的作用。

  合作经济,作为当时一种由群众自愿结合、以等价交换原则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合作经济包括农业合作经济、手工业合作经济和商业合作经济。农业合作经济又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组织起来,从事种植业、饲养业、纺织业等的联合体。运输合作社是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农产品加工、山货销售和运输经营的联合体。消费合作社是供应农村各种日用消费品的联合体。信用合作社是开展储蓄活动,吸收农村游资,从事资金经营,发放工商贷款的联合体。这些合作组织能够帮助农民克服个体经营的困难,通过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确实是有利于农民走向富裕的好形式。合作社自由参加,进退自如,民主管理,群众选举当家人,并实行以劳为主,或劳资结合的分配办法,业务灵活多样,贴近群众需要,很受广大农民的欢迎。据统计,解放战争时期,晋城各县参加各类合作社的农户数约占总户数的50%左右。

  私营经济主要是农村个体农民经营的实体和城镇的私营工业、手工业及私营商店,这在当时的晋城地区所占比重较大。各县党组织对私营个体经济实行鼓励扶持的政策,尤其在土改纠偏后,大力提倡劳动致富,允许新式富农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提高整个解放区的生产力,加快经济经济建设的步伐起了非常有利的作用。

  总之,这一阶段由于晋城解放区采取了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共存,在大力发展公营经济的前提下,保护私营经济,鼓励合作经济,有效地解放了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稳定了社会,并为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文教卫生事业的新发展和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领导的加强

  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晋城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也展现出新的面貌。

  首先是文化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坚定为工人、农民以及其他革命阶级、革命人民服务的方向,积极投身到解放战争、反奸清算、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等伟大实践活动中,加强与广大工农兵联系,深入斗争的第一线体验生活,经受锻炼,创作出了许多好作品。如晋城县新鼓书宣传队创作的《十大纪律》、《上城告状》、《反内战卖国》、《爆炸大王》、《洋面公司的末日》、《小型补充团》等唱本以及高平县剧团编演的《王和尚买妻》、《东仓风云》等剧目都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并得到太岳行署的表扬。特别是土改后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普遍怀着喜悦的心情,纷纷组织剧团,通过群众性的娱乐活动欢庆翻身解放。据1948年统计,晋城解放区6个县市共有农村业余剧团200余个,他们一边演出上党梆子的传统戏,一边以当地的新人新风或典型事件为素材,自编自演各种现代戏,内容贴近群众生活,形式生动活泼多样,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如晋城新鼓书宣传队常年深入到山庄窝铺演出,既宣传了党的政策,又鼓舞教育了山村群众。

  此间,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夏青从延安专程到阳城为农民业余剧团作辅导。夏青同固隆、北燕等11个农村业余剧团的团长、编导及演员,共同讨论了解放区戏曲运动的发展方向,对业余剧团编导和演出提出了许多具体衷恳的意见。夏青在固隆居住了3个多月,帮助农民排演了许多新节目,使农民剧团的整体演出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1948年初,著名作家赵树理从晋冀鲁豫中央局回到家乡,在阳城邀集太岳区文化界人士30余人举行座谈会。会上赵树理畅谈了对太行、太岳群众文化运动的观感,特别赞扬了太岳区蓬勃发展的农村戏曲。赵树理提出的要注意挖掘本地资源,多写本地人和事的建议,引起与会者强烈的共鸣,到会的文化工作者一致要求尽快召开全区文化工作者座谈会,及时总结文化工作的经验,更好地弘扬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希望通过完善全区的文化领导机构,团结全区文化界人士,共同开展好全区的冬学、戏剧、创作三大运动。

  会后赵树理身体力行,继续坚持紧扣时代脉搏,歌颂人民革命,鼓舞群众斗志,反映群众斗争生活的方向,继《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之后,又写出《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刘二和与王继圣》、《小经理》、《邪不压正》、《两个世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运用通俗化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艺工作的方针,起到了鼓舞人民,振奋军心的作用。

  其次,在新闻出版事业中,报纸、图书逐步增多,印刷质量提高,发行数量扩大。除太岳区党委、行署办有《太岳日报》、《太岳政报》、《太岳邮报》等外,各县都办有自己的小报,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本地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表彰好人好事,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在图书出版方面,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8月,4年间晋城各地出版图书、杂志、课本400余种,发行图书近700余册,内容从马列经典著作、政治理论读物、中小学教材到各种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教育事业在解放战争中获得长足的发展。各县坚持贯彻教育为战争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把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开展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内容编入教材,并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斗争,使学生充分认识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的罪恶,增强学生爱憎分明的观念。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开展勤工俭学,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士敏县第三高级小学通过种棉花、种白菜,收入达18万元(冀钞),学生的文具基本实现了免费。晋城县东沟的小学教师赵广业,课余时间组织学生纺织、磨豆腐、磨粉、熬硝、烧石灰,收入达13.2万元(冀钞),其事迹被《新华日报》(太岳版)和太岳行署文教处主办的《教育通讯》登载。赵广业还被评为全国教育界“特等功臣”。

  当然,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晋城解放区的教育也走过弯路。1947年冬,各县的不少小学教师和学生在土改中受清算,校领导被批斗。沁水县原有在校生12080人,高小教师34名,初小教师332名,被清算的高小教师13人,占38%;初小教师186人,占56%;学生1379人,占11%,绝大多数是地富子弟。1948年7月开始纠偏后,太岳行署先后召开各种会议进行部署,被清算回家的教师和学生陆续重返学校。到1949年,晋城各县相继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逐步走向正规,教学秩序恢复,以正规化教育为主的教学改革开始推行。一方面教员认真进行课堂教学,学生认真学习文化,改变了过去把学校变成劳动队的偏向;另一方面建立了入学分级考试、定期测试和教员离校向学校请假等制度。改革死记硬背、灌输式等旧的教学方法,摒弃体罚学生的恶习。由于纠偏及时,入学率大大提高,群众反映说,学校正规了,送子女上学放心了。到1949年9月底,晋城各县共有教师2303人,其中公办教师2264人,民办教师39人;中学教师248人,小学教师1959人,师范教师96人。共有初等师范和简易师范5所,小学1788所。

  在干部教育方面,主要以适应革命战争和解放区建设需要为目标,有计划、有系统地培养干部。一是开设军政干部学校,二是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三是办好晋豫中学,组织县级干部轮流到晋豫中学接受教育。1948年太岳四地委曾在晋城开办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一所,主要是培训地委、专署的机关干部,以及晋城县委、民主政府的干部。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时事政治、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在大批干部南下后,各县面对干部极度缺乏的情况,或在师范学校附设干部训练班,或另办干部补习班,或组织业余学习,以各种方式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

  在群众教育方面,主要是帮助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的农民识字和提高政治觉悟,最终实现文化上翻身。形式有办夜校、民族革命室、开展冬学运动等,其中尤以冬学为普及。冬学以扫除文盲为重点,晋城地区的县、区、村三级,1945年都成立了冬学委员会,每年三秋一结束,冬学运动就开始。冬学一般设有午班和晚班,午班组织妇女学习,晚班组织男人学习,学员对象主要是青壮年,教学内容以识字为主,同时也学珠算、讲时政、读报纸、教唱革命歌曲。当时的晋城县委书记郑思远,为了满足农民识字的需要,曾结合减租减息和土改,编写出一本内容实在、通俗易懂的《农民翻身四字经》,用作冬学的教材,很好地发挥了教育农民的效果。在一些闭塞偏远、交通不便的山区,还因地置宜设立了识字班、识字组,让群众按性别、年龄编班设组学习,学习时间机动灵活。对于那些因种种困难连班组学习也不能参加的农民,就派小先生(一般是小学生)登门送字。群众性的文化教育当时取得显著的成绩,据1949年统计,晋城地区5县共办冬学1281所,参加学习的农民达50多万人。

  医疗卫生事业有显著的发展。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晋城各县为了满足伤员救护和群众防病治病的需要,更加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晋城县政府于1947年1月1日创办了晋城县人民医院(现城区人民医院),院址在小东关原基督教会所在地。该医院成立后,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在群众防病治病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医院规模迅速扩展,到1949年初,共有病床14张,还配备了显微镜、血压计等医疗器械,资金由73万元增至1200万元,医生由3人发展到13人。两年间,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士随民兵出征15次,每次都在3个月以上,治愈病人和伤员千人以上。仅晋中战役一次就医好564人。曾在全县的庆功大会上,荣获“绩著前方”的奖旗一面。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该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不断改善,不管白天还是黑夜,给群众看病随叫随到,群众称它是“真正人民的医院”。此外,各级医疗单位认真落实党的医药卫生工作方针,为保障人民健康、搞好卫生防疫、减少疾病、减少死亡、恢复体力、支援前线、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努力发展、繁荣文化事业,开辟新民主主义文化道路的进程中,晋城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文艺事业的领导。首先,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具体政策中,对文化事业发展的方针、任务、目标及具体要求,都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定期召开文化工作会议,制定工作规划,总结经验教训,表扬模范人物,推广先进经验,及时解决文化事业发展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其次,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领导,主要方式是组织文化工作者学习新民民主义革命的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时事政治,进行思想改造。同时,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建立和健全文化、教育、卫生工作机构,配备强有力的干部,进行具体领导。第三,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克服“左”的和右的偏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服务。第四,加强对文艺宣传内容的审查,保证文艺宣传内容生动真实,健康向上。如,针对少数农村业余剧团演出中存在的封建糟粕、迷信思想剧目问题,各县民主政府对农村剧团及时进行了整顿,并对演出剧目进行了审查。陵川县对72个农村剧团采取了3条措施:一是新旧农村剧团一律要到政府登记备案,否则不准演出;二是剧团所有剧本通过审查批准后方可上演;三是农村剧团应坚持自编自演、自唱自乐的原则,搞好群众性文艺活动,严禁排演有封建迷信的旧剧目,严禁耽误生产进行演出。高平县民主政府发布命令,禁演有封建迷信色彩和淫词滥调的旧剧目。高平县朝阳剧团紧跟形势,曾编演了一台质量较高的现代戏,很好的起到了宣传教育作用。晋城县民主政府为适应形势的需要,组建起新鼓书宣传队,开办新鼓书训练班,编演了一批新唱本,同时对83种旧唱本进行审查,确定22种可以继续说唱。通过以上措施,晋城各县的文化事业朝着新民主主义文化道路的方向发展。

  四、晋城革命老区历史使命的完成和党组织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

  1949年4月至5月,随着太原和大同先后被人民解放军攻占,山西全境宣告解放,至此,华北各个解放区已全部连成一片。为适应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即将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9年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做出调整行政区划的决定:撤销太岳、太行等五个行政区,以旧省界为基础,并照顾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及群众历史关系,对华北地区划分为河北省、山西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平原省。依此,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5县均划归山西省。新的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筹备过程中,将全省划为8个专区,其中,原属太岳第三专区的晋城(晋城市并入)、高平,原太岳区党委、行署直属的阳城,原属太行三专区的陵川等4个县划归长治专署领导;原属太岳二专区的沁水县划归翼城临时专署领导。1950年1月,翼城临时专署撤销后,沁水县划归长治专区,至此,晋城5县一并归长治专署领导。

  1949年8月20日,太行行署奉命停止办公。8月22日,太岳行署停止办公。8月23日,太岳区直属机关干部和阳城万余群众集会,举行临别联欢并庆祝山西省统一领导机构的建立。太岳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郭钦安、太岳军区司令员曹普、太岳行署秘书长卫逢祺等代表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正式向阳城人民告别。他们对几年来领导机关驻扎阳城,得到阳城人民群众热情支持与帮助,表示真诚的敬意,并对阳城人民热忱的欢送表示感谢。号召各直属机关全体人员到新的工作岗位之后,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保持艰苦奋斗和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当好人民的勤务员,以答谢阳城人民的盛意。郭钦安在讲话中向阳城人民提出三点诚恳的希望:一是希望阳城人民搞好三秋工作,努力实现增产一成的计划,不断改善生活;二是希望阳城人民学习文化,学习生产技术和科学常识,普及卫生知识,做到在文化上翻身;三是希望阳城人民在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和长治地委、长治专署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做好工作,争取新的胜利。

  1949年9月1日,晋城5县党、政、军、群机关干部分别向新的上级机关正式报到。至此,包括晋城在内的太岳革命老区光荣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胜利宣告撤销。晋城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山西省军区以及长治地委、专署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勤劳勇敢的晋城人民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晋城地区在这一决定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历史时期,成为全国解放战争重要的前进阵地。解放战争之初的上党战役、闻夏战役、同蒲铁路中段战役、临浮战役,以及保卫豫北解放区的诸战役,我军参战主力多是从太行、太岳部队中抽出的。李先念率领中原解放区部队突围后,选择了晋城作为其休整和积蓄待机的落脚地。晋城数千儿女参加了中原野战军,这支队伍由来时的不足7000人,1947年8月离开时发展到12000余人。转入战略反攻后,人民解放军三路呈“品”字形插入国统区的大军,有二路即刘邓大军和陈谢大军也是以太行、太岳为出发地。正是这些出自包括晋城在内的革命老区的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兵源基地。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时期,晋城各县大规模的参军高潮先后有4次,晋城县3天内就动员近5000名翻身农民参军,该县九区一昼夜动员了561人。各县共有将近10万人参军;成为前方战场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3年多的解放战争,晋城各县累计为部队筹粮10亿多斤,妇女为部队织布1万余匹,做军鞋200余万双,参战支前的民兵、民工达30万人(次),牲口1万余头次。战争期间,各县牺牲的革命烈士有名有姓的即达11668人;成为开辟新解放区的干部输出基地。1946年至1949年4年间,5个县先后共派出4000余名优秀干部南下和北上,从事新解放区的开辟和建设,为全国的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晋城全区面积9490平方公里,总人口101万,财政总收入仅有300万,粮食总产量不足2亿公斤。如此狭小、贫困的山区,能够聚存数十万大军,还要负担大量的战勤服务,这无疑算是一个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正是中国共产党晋城的各级组织。

  经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洗礼,到解放战争时期,晋城党组织在各县区已经居于执政地位,全面领导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在各项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忠贞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决定,成功地实践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不但承担了艰巨而庞大的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任务,而且彻底消灭了几千年腐朽的封建剥削制度,大力发展了文化事业,从根本上砸碎了长期束缚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通过革命斗争和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晋城得以确立,并为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渡提供了经验,创造了条件,做好了准备。

  晋城各级党组织在领导人民群众,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取得光辉业绩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深刻的教训。总结这些宝贵的经验,深刻吸取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晋城党组织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进并取得胜利的过程,是在斗争的实践中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晋城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两个结合过程中,凡是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前进的道路就比较顺畅,革命事业就会发展,取得胜利;凡是结合得不好的时候,前进的道路就会坎坷,革命事业就会受挫折。这一历史经验是十分宝贵的。比如,进入解放战争后,党组织在各县已处于执政地位,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现翻身。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政策,显然已不适应解放区不断扩大与巩固的需要。在此形势下,晋城各级党组织适时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变减租减息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但在土改过程中,由于没有把党的方针、政策很好地同本地实际相结合,而是生搬硬套其它解放区的办法,结果,导致“左”的错误扩大和蔓延,损害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危害,这一教训是必须深刻汲取的。事实证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所在。

  其次,晋城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外,根本原因之一是其在斗争的实践中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与晋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党战役中我军以1.8万人消灭了阎锡山的3.5万军队,靠的就是5万多民兵、民工的大力支援。减租减息、生产自救、土地改革、参战支前、文化教育、卫生防疫等各项工作,无一不是依靠群众的充分发挥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推进开展。即使党的自身建设,如整风学习、思想改造、组织整顿等,也都借助于群众运动的形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总之,凡是可以并且需要动员群众参加的斗争和各项工作,都曾借助于群众运动的形式,造成了强大的声势,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解放战争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大大缩短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在发动人民群众,开展群众运动中,晋城各县党组织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借口怕群众运动出现问题而不支持甚至否定群众运动;另一种是放松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任其自流。前一种倾向如,晋城县在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初,由于害怕群众斗争过“火”,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向地主恶霸清算,结果使该县的反奸清算一度走了过场,引起群众不满。后一种倾向如在参战支前运动中,许多地方不切实际,一味征工征粮,造成农村大量土地荒芜,饥民流离失所。对这些错误倾向,虽然后来各县党组织都及时进行了检查、纠正,使群众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其教训应该牢牢记住。事实证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革命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

  第三,晋城党组织一手抓经济建设,千方百计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一手抓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努力带领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翻身,从文化上翻身,大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全力弘扬先进的文化,使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城各级党组织就把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展生产自救,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丰衣足食问题作为当前和今后的头等大事来抓,每年都对生产问题作出专门的指示,常年派出工作组检查、督促、指导生产。省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年四季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和及时解决群众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在政策和资金上优先考虑工农业生产,及时向广大农民发放贷款、救济粮款,帮助春耕秋收。此外,大力进行农田水利、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建设条件。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各级党组织还鼓励对外贸易,搞活流通,扶持工商业。同时,开展群众性的纺织、植树造林等运动。通过坚持不懈的狠抓经济建设,使各县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各县党组织大力对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反对封建迷信和各种不良恶习,提供积极健康向上的大众文化,全力发展正规教育和干部群众教育,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通过一系列努力,推动了晋城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诚然,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晋城各县也曾发生过一些保守的或者过激的偏向,有一些应该吸取的教训,但总的来说,各级党组织坚持两手抓的经验是非常重要和值得总结借鉴的。事实证明,各级党组织只有在抓好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同时,抓好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才能使党的事业兴旺发达。

  第四,晋城党组织从建立到成为执政党,从弱小到壮大,从幼稚到成熟,自始至终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和进行各项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从1926年晋城建党算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党组织全面执政,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如果从建立抗日根据地时党组织便确立了领导核心,实际上一直处于执政地位算起,则用的时间更短。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中,晋城党组织针对党内存在的诸如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权谋私的个人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不要组织纪律的自由主义以及其它各种不良倾向,从改造党员的世界观、纯洁党的队伍、整顿党的作风入手,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目的,把大力加强自身建设,担负领导晋城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作为根本大事来抓,使党经受住了各个革命阶段的历史考验。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比如,解放战争初期,许多党员甚至党的各级干部,面对抗日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出现了满足于革命形势轰轰烈烈、陶醉于“成绩伟大”,只看到“一片光明”,放松了自我警惕,有的甚至产生了“老子打天下,干甚都不怕”的错误思想。针对这一情况,晋城各级党组织从1948年1月开始在全区开展了整党运动,通过“三查三整”,在思想组织作风上进一步解决了党内不纯的问题,及时解决了土改中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这次整党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其中以经过党的组织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批评党员及干部和结合土地改革,解决实际问题,边整边改等经验尤其值得总结。1948年的整党运动也成为晋城党的历史上最成功、效果最明显的一次整党运动。当然,这次整党中个别地方发生的扩大矛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党内造成了恶劣影响,其教训也是很深刻的。事实证明,只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使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在总结晋城党组织历史经验的时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晋城各级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具有坚强的党性,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铁窗死牢的囚禁中,不论在领导岗位上,还是在平凡工作中,都能够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努力地改造世界观。他们不但树立了坚强的理想信念,而且具有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和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顽强精神;不但能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导自己的行动,而且能够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但能够立足本地,恪尽职守,模范地完成自己担负的任务,而且能够任劳任怨,顾全大局,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不但在战斗中冲锋在前,敢于牺牲,而且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无私奉献,勇于带头,处处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即使在自己受到各种误解、遭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他们中的多数也从未丧失过对组织的信任。正是由于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才树立起了党组织的光辉形象,才使党组织在一切危险和困难时候,成为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成为革命斗争和建设中的坚强战斗堡垒。

  晋城党组织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将永载史册,并深留在人民的记忆中!

 晋城市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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