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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党史
2011年06月16日 15:56:38    来源:晋城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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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夕,是晋城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的十年。这一时期,晋城辖区仍无地(市)建制。1956年9月至1958年10月,晋高阳陵沁5县属长治专区。1958年11月,长治专区改称晋东南专区,5县上属随之变化。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从全面整党整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从大规模的整党整风到“反右”斗争扩大化,从遍及城乡的“大跃进”到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持续三年的“四清”到十年“文革”的开始,几乎历史的每一页都是探索与失误并存,成就与挫折同在。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

  一、八大路线的贯彻和执行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一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转折时刻举行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标志着我国历史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八大之后,晋高阳陵沁县委坚决拥护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党的主要任务的论述,及时向全县各级党组织发出学习八大文件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冬明春,各级党组织都要集中时间、集中精力,组织全体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八大的各项决议和文件,深刻认识八大的伟大历史意义,领会大会各项决议和文件的精神实质及主要内容,正确认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任务和方针、政策,在提高思想理论、政策水平的基础上,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以便更好的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在宣传贯彻八大精神过程中,1956年11月15日,中共长治地委作出《关于整顿农村党组织和农业社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这次整党整社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组织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八大文件,明确当前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积极领导农业社发展生产,增加社员收入,巩固新的生产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定要求各县近期召开乡、社负责人会议,组成整党整社领导组,集中力量,先整顿落后社,然后逐步推开。通过整顿,解决普遍存在的五个问题:一是纠正生产计划过大、许愿过高的脱离实际现象;二是改进技术和耕作制度,克服生产中的主观主义;三是克服对社员个人家庭副业生产限制过严过死的作法;四是解决市场管理统得过死,缺乏活力,群众生产生活不便的问题;五是严防干部作风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

  根据长治地委的指示精神,11月下旬,南五县(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5个县位于长治专区南部,俗称南五县)相继成立整党整社办公室和工作组,对整党整社队员和整顿单位主干进行培训。在培训中,一是学习贯彻八大精神,对集训人员进行农村前途、方向、任务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教育;二是全面系统地总结高级合作化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和教训;三是明确整党整社的意义、目的、方法和步骤;四是按照增产节约计划,安排今后的生产。12月初,各县分别安排不同类型的农业社开展整顿试点。1957年初整党整社全面铺开,4月底基本结束。

  整党整社历时半年,由于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取得了明显成效。首先,加强了党对农业社的政治思想和经济工作的领导。高级合作化实现后,社会主义在农村已处于主导地位,但相当一部分干部、党员对旧思想、旧习惯的残余认识不够,对思想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党内外群众在思想上对许多问题的界限认识不清,许多错误思想得不到及时纠正。针对这种情况,各县认真执行省、地委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把这项工作放在重要位置,确定一名书记专门负责思想工作,并在全县集中开展了一次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活动,借此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艰苦朴素及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教育、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统一性教育。把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八大路线、方针、政策,带领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上来。其次,改进和完善了农业社的经济管理体制。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在政府部门统一计划的基础上,适当保持农业社在种植计划和生产经营方面的独立性。要求农业社按照中央指示,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原则,把合作社的集中领导和发挥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的主动性、灵活性结合起来,让生产队和副业组有一定的权限和职责;建立集体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的三包制度;农业社要按时公开财务收支,生产计划要同群众商量,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切实改进干部作风;继续贯彻以粮食为重点、有计划地增加其它经济作物的方针,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林业、副业和山区土特产,开展多种经营,迅速改变经济作物种植和副业发展的落后状态,全面发展农业经济;按照全国人大的要求,将社员自留地的标准由原来不超过人均土地5%提高到10%,鼓励社员家庭经营分散性的副业,允许社员经营一定数量的家畜和耕种一定数量的撂荒地、生荒地,鼓励社员在房前屋后、自留田的地头、地边及农村道路两旁种植零星树木,从经济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和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社;努力挖掘农业增产潜力,改进农业技术和耕作方式,积极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实行精耕细作,提高粮食单产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发展畜牧业,保护和繁殖耕畜;积极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大力增加农家肥和化学肥料,改进施肥方法,改革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第三,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进程。各农业社都制订了1957年生产计划和长期建设规划,做到社员群众心中有底数,生活有奔头。建立健全了农业社内的各项管理制度,避免了过去因管理不善造成的窝工浪费以及劳动中出现的“一抢”(抢工分)、“三粗”(耕地粗、锄刨粗、收割粗)、“五不管”(刨地不管拾草、间苗不管拔草、栽树不管成活、耕地不管盘地角、垫地不管拾石头)等现象。改进组织形式,民主选举了农业社干部,开展了农业先进生产者竞赛活动和评模奖模活动。

  在整党整社的同时,南五县依照当地实际,探索和完善了其它经济管理体制。晋城县除了少数工艺性强和确需单独经营的手工业社仍保留独立外,分批将41个手工业合作社转归农业社统一领导,统一经营。有的作为农业社的副业生产大队,有的在组织上归农业社统一领导和统一计算盈亏,收益分配上照顾手工业社社员。这样做既促进了手工业迅速发展,同时,农业社也因有了资金,扩大了生产,增加了社员收入,受到省、地委的表扬。沁水县委、县人委在整顿中,将财政支出批准权、农业社的计划指标批准权、社干部管理权以及兽医站、保健站、人口登记与户口迁移等7种权力下放到乡,扩大基层自主权,得到长治地委、专署的肯定和推广。

  在工业方面,各县大力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小煤矿、小冶炼厂、小化工厂、小农具厂等,适当扩大地方行政部门和企业在物资分配、生产计划、财务和人事管理等方面的权限。在企业内部,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方针,认真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大力培养技术骨干,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企业管理民主化程度,认真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组织联系群众的助手作用;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善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按照行业类别,解决公私合营工商企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发动广大职工开展持久的增产节约运动,通过各种形式的先进生产者评比活动,调动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

  在财贸方面,各县认真执行长治地委批转的地委财贸部“关于开辟国家领导下自由市场的情况、问题及今后意见”,实行统一调拨和自由订货、商品供应及自由销售相结合的办法,搞活市场,发展经济。

  各地的整党整社由于坚持以党的八大路线为指导,始终把发展生产,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对稳定城乡经济社会秩序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及其经验教训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

  从1953年开始,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晋高阳陵沁各县制定和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各县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科教文化事业全面进步,特别是党的八大以后,各县县委、县人委带领各县人民群众,致力于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经过艰苦努力,顽强奋斗,到1957年胜利完成了“一五”计划。

  农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  “一五”计划期间,各县县委始终把加速推进农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来抓,积极从改造个体小农经济和提高生产力水平两个方面来推动农业的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各地从不同阶段生产发展的需要出发,依靠集体的力量,适时地采取各项生产措施,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宣传、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改进耕作制度,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使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作物产量逐年提高。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治理了丹河和沁河。高平县2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向丹河开战,使2万多亩长期干旱的土地得到了灌溉,每亩耕地的平均产粮比灌溉前增加79斤。1957年9月14日至20日,山西省组织参观团对高平县的农田水利建设进行参观检查,实地察看了店上乡梯田水井灌溉、赵庄村利用煤窑水井机械灌溉、米山村水井合流和远浇机灌溉、什善村拦河蓄水建造水库、陈土区乡全面发展山区多种多样小型水利工具等项目,对高平的农田水利建设成绩和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1957年,南五县共有水浇地6.6万亩,是1952年的2.5倍。在宣传、普及科学技术方面,各县普遍建立了多级农业技术推广站,在研究推广良种、施肥、密植、病虫防治等技术的同时,有计划地训练了大批农民。各县普遍组织了农村基层工作指导团,长期进驻社、队,帮助农村开展各项工作。同时下放1600多名机关干部到基层工作,有的直接回乡,作为农业社的普通社员参加生产劳动。1953年至1956年底,有近1.5万名初中、高小毕业生参加了农业生产,其中7000多人在农业社担任主任、生产队长、会计、技术员等职务,近5000名被评为农业生产模范、能手,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骨干。在推广新式农具方面,各地采取“重点推广,普遍示范”的方针,陆续建立农机站,示范推广新农具,5县农业机械总动力从无到有,1957年发展到1602千瓦,向农业机械化迈出了第一步。此间,国家从财力、物力、技术等方面给予农业以大力支援,帮助农民发展生产。

  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逐步改善,农业科技的逐渐普及推广,农业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明显提高。1953年到1957年,5个县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7%,由1952年的3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5.5亿元。年粮食总产量平均3.5亿公斤,比1952年前恢复时期的2.8亿公斤增长25%。这个时期每个农业人口占有粮食304公斤,比1952年的257公斤增加了47公斤。棉花播种面积年均13万亩,总产量年均166万公斤,比1952年播种面积增加4万亩,总产量增加52万公斤,增产45.6%。油料播种面积年均12万亩,总产量年均433万公斤,比1952年播种面积增加2万亩,总产量增加85万公斤,增长19.6%。蔬菜播种面积年均7.4万亩,总产量平均7313.4万公斤,比1952年播种面积增加0.8万亩,总产量增加1858万公斤。

  各县通过开展“每社造林千亩万亩,每户栽树百株千株”的群众性植树造林活动,促进了林业生产的发展。5年中造林34万亩,零星植树2962万株,分别是恢复时期的2.6倍和3倍。在太行山、太岳山建立了国营造林站,进行国社合作造林。1957年水果总产量达到1371万公斤,是1952年的2倍;蚕茧总产量达117万公斤,是1952年的1.6倍。畜牧业也有较快发展,1952年5县共有大牲畜21.5万头,猪5.1万头,羊33.2万只,肉类总产量34.2万公斤,禽蛋总产量190.8万公斤。到1957年,大牲畜为20.3万头,猪14.5万头,羊41.2万只,肉类总产量107.4万公斤,禽蛋总产量275.6万公斤。

  工业生产提前或超额完成规定指标  经过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晋城境内乡镇以上工业企业有466个。其中,地、县属国有企业34个,县属集体企业378个,地方合营、私营企业54个。属轻工业的企业401个,重工业65个。按生产规模分,除1个中型企业外,其余均为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原来经营管理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一五”前期,重点对企业内部进行了整顿,明确了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的任务,纠正了地方工业发展中贪多求大,盲目冒进的偏向。对原料及销售有保证的企业,鼓励其挖掘潜力,努力增产;对产品质量低、销路不畅的企业,帮助其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同时积极引导企业面向农村生产,通过为农业生产服务开辟新的市场。在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加强内部管理和技术推广。1955年下半年,随着农业合作社高潮的掀起,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农业生产高潮的掀起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上马,对工业生产提出了新要求。为此工业部门对原定计划作出适当的调整,全力转向为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服务,以满足农民对新式农具和各种生产资料的需求。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各县工矿企业普遍开展了以提高技术、改进技术、学习和掌握新技术为中心的劳动生产竞赛。党的八大提出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后,各县工业部门加强了对工业生产的领导,全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生产过程中整顿劳动组织,加强定额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到1956年底,各县工业生产取得显著成效,提前或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规定的指标。1957年,5县工业总产值达到8981万元,是1952年的2.2倍,增长速度平均每年超过30个百分点。1957年与1952年相比,原煤产量净增34万吨,增长49.7%;生铁净增0.4万吨,增长25%;发电量从无到有,达117万千瓦时;棉布净增49.6万米,增长286.7%。

  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转变,在工农业总产值中,1952年到1957年,农业所占的比重由87.8%下降到79.3%,轻工业从4.3%上升到6.6%,重工业从7.9%上升到14.1%。

  基本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一五”期间,5县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1371万元,相当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投资总额的14.4倍。新增固定资产1307万元。其中,用于工业企业的投资694万元,农林牧渔水利事业的投资15万元,交通运输邮电业86万元,商贸业22万元,教育文化广播事业46万元。从整体看,基本建设发展比较平稳,除1956年一度出现急躁冒进外,建设的规模、速度与财力、物资的供应能力比较均衡,材料基本上能满足施工单位的需要。一些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陆续建立起来,农田水利设施也得到极大的改观。基本建设事业增强了地方经济的实力,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交通邮电事业和商业贸易得到发展  “一五”期间,5县新修公路765公里,是恢复时期全部通车里程的6.4倍,到1957年,晋城境内公路通车里程达884公里。5个县城和60%以上的乡镇通了汽车。1957年,5县公路货运量为46.3万吨,比1952年增加1.6倍;客运量为2.4万吨,比1952年增加2.4倍,客货周转量1957年是1952年的3.4倍。1957年12月,詹东铁路(后称太焦铁路)高平至晋城段全线开工兴建,两县组织近10万民工日夜奋战,很快结束了晋城境内无铁路的历史。

  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各县加快了邮电事业的发展。1957年,晋城境内共设邮政所44个,邮电业务总量达101万元,比1952年增加1.8倍;订销报纸、杂志615万份,是1952年的1.8倍;农村投递线路5055公里,比1952年增加2192公里;邮 路单程长度599公里,比1952年增加160公里。电信方面,1957年,5县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1150门,比1952年增加3.3倍;电话机总数417部,线路总长1613公里,分别比1952年增加2.4倍和2倍。其中,农村电话机总数为183部,比1952年增加3.6倍。装有电话机的乡政府103个,占乡政府总数的88.5%,基本上普及了乡镇通电话。一些农业社也通了电话,扩大了对外联系,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贸易也有了很大发展。从1953年末,开始对粮食、油脂、油料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秋又对棉花、棉布实行了统购统销。1955年到1957年陆续对生猪、麻类、鲜蛋和主要畜产品实行派购政策。通过统购、派购,国家掌握了主要农副产品货源,保证了经济建设的需要。1956年通过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各县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到1957年底,5县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2362万元,比1952年增长65.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304万元,比1952年增长87.8%。

  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各县的财政收入明显增加,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1957年,5县财政总收入为1099万元,比1952年增加71.4%;各项存款余额达1176万元,比1952年增加5.5倍。其中城镇储蓄存款余额153万元,比1952年增加5.1倍;农村存款余额477万元,是1952年的238.5倍。1957年,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384元,比1952年增长30.6%;农民人均收入由1952年的45.6元增加到56元,增长24%;人均购买商品力由1952年的26元增加到34.6元,增长33.2%。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也促进了文化生活的活跃。5年内用于文教卫生事业投资46万多元,各县均新建了图书馆,大量购置收藏图书。各县成立各类剧团13个、电影放映队10个,以及各种各样的文艺宣传队,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教育方面,实现了乡乡有完小,30户以上的村有初小。1957年,5县各类学校达到2681所,其中,中师1所,中学13所,小学2667所,教职工4933人,各级在校学生达165644人。此外,还有各类业余学校3320所,在校学生38068人,毕业生10659人。各县卫生机构1957年共389个,病床419张,分别是1952年的3.4倍、4.8倍,各类医护人员达8286人。

  (二)实施“一五”计划存在的问题及主要经验

  事实证明,晋城各县的国民经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总体经济基础落后,各地经济实力薄弱,尽管工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但面临的问题依然不少。工农业生产环境和人民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加上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对经济建设缺乏足够的经验,所以,在学习探索过程中曾出现程度不同的主观行事、急躁冒进等情况。其主要表现是:

  农业方面,粮食增产的速度赶不上消费的需要。“一五”期间,五县粮食总产量平均为每年3.5亿公斤,比1952年的3.2亿公斤增长9.4%,而商品粮销售量却因城镇人口增加过快增长了20%。粮食紧张使畜牧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大牲畜存栏数1957年比1952年减少1.2万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产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年均增长幅度不大,增长速度赶不上需求。农田水利建设主要以小型水库、水井为主,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12.8%,因此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仍比较薄弱,生产不够稳定。

  工业方面,一是工业企业规模小,缺乏足够的带动性。五县境内没有中央、省属的大中型企业,地、县也仅有一个国营中型企业,所有乡镇、街道都没有工业企业。1952年五县的地方合营、私营及其它工业企业共有5486家,因各种原因,到1957年仅剩下54家。二是国营、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私营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无法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发挥各自的作用。三是企业内部整顿改革不彻底,存在着管理薄弱、服务落后、产品成本高、花色品质单一等现象。当然,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当时国家的工业体制及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

  商业方面,由于一味强调发挥国家计划统筹的作用,忽视了国家领导下自由市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方面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基本建设方面,由于受急躁冒进情绪的影响,基本建设的计划和安排出现指标偏高,投资增长过快,基建工程过大的问题,致使钢铁、水泥、木材等物资时有短缺,加之施工力量不足,一些工程发生停工待料或窝工浪费的现象。

  上述这些问题,是在探索和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各县县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教训,调整思路,并在接受教训的同时积累了以下经验。

  首先,发展经济必须千方百计保证国家和省、地重点建设的进度,同时兼顾地方工业建设的实际。国家、省、地重点建设项目多数规模较大、建设周期较长,短期内难以见效,但无论从全国、全省、全地区大局出发,还是从各县自身发展着想,都必须千方百计地保证这些重点项目的完成,只有这样才可能较快地把晋城建成社会主义强大的工业基地。为此,5县县委、县人委十分重视重点建设项目,主要领导干部亲自组织大协作,打总体战,像支援战争那样支援重点建设,从选调领导班子成员到配备项目技术人员,都严格把关,挑选政治上强、业务上精的骨干力量。在保证重点项目的同时,注重发展一些地方企业厂矿,满足当地发展的需要。

  其次,必须使建设规模同县情和财力相适应,搞好综合平衡。1955年到1957年初,由于急躁冒进情绪的影响,各地建设投资增加过大,加之职工人数增加,各项支援工作负担加重,财政收支和物资供应方面出现了不少的问题。1957年,各县县委、县人委坚决贯彻中央、省关于调整建设规模和速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采取措施,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使基本建设任务同材料、施工力量保持了相对的平衡,使资金、物资和市场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一五”期间,各县县委、县人委始终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抓,不仅规定了发展生产的各项指标,而且也安排了职工工资水平和福利改善的要求,以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目标,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具体的步骤,努力保证这些目标的实现。“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后,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从而激发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第四,必须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各县在实施“一五”计划期间,强调各企业、单位、机关都必须建立和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和节约制度,响应“勤俭建国”的号召,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并具体规定了各个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的指标。实际贯彻结果表明,1957年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是1952年的2.1倍,平均每年提高20%,主要工业品成本平均每年降低6.5%。

  上述这些经验,为以后各县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一)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展

  1956年下半年,正当各县在省、地委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八大路线,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出现了新动向。在国际上,受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影响,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东欧掀起一股反共恶浪。在国内,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加之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在晋城部分地方也曾发生了邮寄反动书刊、涂写反动标语、制造谣言、恐吓凶杀、少数社员闹退社及学生闹学潮等事件。面对这种形势,各县县委一方面对少数敌对分子采取了断然惩治的措施,另一方面派出工作组,结合农村整社工作,开展了社会主义宣教活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规律,第一次提出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对我国当时面临的各种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的方针、政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晋高阳陵沁县委及时进行了传达贯彻,并在全县党内外开展了深入的学习和讨论。通过学习讨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感到思想振奋,茅塞顿开,许多百思不解的问题迎刃而解,开始普遍认识到,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革命时期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结束,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求状况之间矛盾的突出,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少数社员闹事要求退社的现象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遗留了不少社会问题,加剧了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如农业合作社后期要求过急,工作粗糙,把许多不愿入社的农民拉入社内;由于经营管理工作跟不上,造成一部分农业社减产减收;有的合作社由于规模过大,穷村占了富村的光,穷队揩了富队的油;有的地方在社员入社时将牲畜、农具折价过低,到期不能偿还;由于合作社集中统一过多,对社员个人利益和自由照顾不够,如有的不允许社员搞副业,限制社员串亲戚和赶集,有的社长期不公布帐目,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打骂社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容易引起社员的不满,在得不到及时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就会以“闹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畅谈学习体会、对照检查时,多数干部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滋长了盲目乐观情绪,认为从此“天下太平”了,对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并可能激化缺乏足够认识和警惕。由于对干部教育抓得不紧,使一些干部滋长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不良倾向,一切事情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社员稍有违背,就被扣上“落后”、“反党”、“破坏合作社”等政治帽子,受到扣工分、不许出工、不发给救济款和购粮证等处罚,甚至捆绑吊打。因此,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必须提到各级党组织的议事日程,成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按照省、地委统一部署,从1957年春天开始,各县开展了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山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进行传达部署,并制订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同月,长治地委成立11人整风领导组。随即晋城各县相继成立整风领导组及办公室,由县委第一书记任组长。党群、政法、财贸、文教、农业五大口分别成立整风指导小组。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引导群众对党进行批评,同党内的自我批评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整风,也就是要使党的整风运动,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改进领导密切结合起来”。①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清理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的问题,检查思想,总结工作,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改善领导和群众、领导和被领导、党与非党之间的关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要求各级做到整风与工作两不误,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工作,强调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改善党群关系的重要措施。

  按照整风计划,各县的整风运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从5月上旬开始到10月底基本结束,参加整风的单位有县直机关全体党员、下乡党员干部和县社集镇派出单位中的党员干部;第二批从11月开始到1958年4月基本结束,参加整风的单位有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国营厂矿、企事业单位、学校中的党员及下放的乡干部等。每批整风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思想发动,集中学习,揭摆分析矛盾,提高认识;对照检查,按矛盾分类排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总结,提高思想觉悟。

  为了广开言路,实现整风预期的目标,各县先后召开座谈会,邀请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等,对县委及各部门、单位提意见或建议,恳请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6月到8月,5县先后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沁水县为第四次),分别作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改进党的领导作风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动员党团员带头大鸣大放。5月至7月,晋城、高平、阳城3县还召开政协会议,号召政协委员发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精神,带头对县委的工作开展批评。为了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各县相继成立调查研究室,深入各级机关、厂矿、农村、学校,了解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意见。在县委的鼓励、引导下,各界群众和民主爱国人士,对县委及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有些意见提得非常尖锐,对此,县委及各级党组织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诚恳接受。

  在整风运动中,各县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整风的一项重要措施和内容,县委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县长都带头到农村、工厂参加劳动。要求机关科级以上干部每月至少要到工厂、农村劳动2到3次,不准吃当地的派饭,不计劳动报酬。长治专署副专员兼晋城县委第一书记刘己未、省粮食厅副厅长兼晋城县委第二书记贾茂亭、县委副书记郭绍文、县长张秉公、副县长李永德、梁广霖等领导,分赴各乡,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劳动。晋城群众反映说:旧社会的县长“骑马坐轿,前龙后虎”,现在的县长是“积肥送粪,垒堰担土”。

  1958年4月以后,各县的整风运动进入最后的总结整顿阶段。县整风领导组对总结整改,尽快结束整风运动作了安排,要求以揭发批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刻地检查自己,以达到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提高觉悟,改进工作的目的。之后,各县又根据省委提出的结束整风运动的4条标准进行了检查。到9月,5县的整风运动宣告结束。

  历时一年多的整风运动,其主流是健康的,在思想领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通过比较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广泛听取大鸣大放中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受到了一定的震动和教育,通过参加劳动,改善和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整风期间,也受到了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通过对比分析,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调动了工作和劳动的积极性。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以致造成了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二)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的教训

  各县的整风运动开始时,为确保整风不走过场,多次邀请文教界、医务界、工商业界、机关非党干部、社乡老知识分子、政协委员进行座谈,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党员干部提意见和建议,开展批评,意图是想借民主人士的力量推进整风深入开展,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形成强大的压力,真正收到触及灵魂的效果。但仅仅半个月时间,事情起了变化。从中央机关到省、地机关,少数人乘机鼓吹“彻底的大民主”,大肆丑化党的领导,攻击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公然提出“要共产党下台”,实行“轮流坐庄”的要求。受其影响,晋城各县的少数民主人士和文化教育界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在不同场合发表责难和攻击党及社会主义的言论,说什么“一党执政有害处,应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一团糟”、“各级机关都是官僚机构”,“应该改变目前这种制度”等等。受这些言论的煽动和蛊惑,一些地方发生了学生罢课和社员闹退社事件。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配合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11日,长治地委按照中央、省委的部署,要求各县组织批判右派言论。26日,长治地委主要负责人向各县县委书记和地区机关干部作了反右派斗争的动员报告,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反右派斗争最初是集中对文艺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工商界、新闻出版界、民主人士等的错误言论进行批判,打击右派中的骨干分子和代表人物,以后逐渐扩大到工人、农民、工商业者、中小学教职员中间,形成了全面反右的局面。由于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不适当地采用了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这种极易混淆两类矛盾的方法,因而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对一大批响应党的号召,积极给党组织提意见的人也当作右派分子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强调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指出:这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之后,晋城各县在贯彻落实毛泽东指示时,由县委书记挂帅,县委委员为骨干,组织各机关负责干部100多人,分赴各学校、农村、集镇、厂矿,层层进行宣传发动,动员党团员、工人、农民、教职员,采取内外夹攻,上下配合的方法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在工矿企业和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也采取了反右派斗争的形式。如在工矿企业中,主要是通过大字报、辩论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本着改进领导作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精简机构、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等目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种做法虽然有“左”的倾向,但在某种程度上使企业领导作风得到一定的转变,企业管理得以加强,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对于工业生产的发展、企业面貌的改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农村,则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开展了全民性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0月,各县根据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和《关于改进农业社的三项指示》及省、地委指示精神,成立农村整风办公室,要求各基层书记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农村整风分三批进行,从10月初到1958年2月底基本结束。具体分五个步骤:一是思想发动,学习整风文件,培训整风队伍,进行摸底调查;二是就农业合作化问题、粮食及其它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肃反和遵守法制等问题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三是解决农村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问题,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以及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明辩是非能力;四是研究处理群众提出的具体问题;五是总结教育,进行整改。11月,5县县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结合农村整风,学习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订各县12年远景规划。通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面貌焕然一新。首先,党群、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作风得到改进,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其次,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高潮。许多干部和青年主动要求到农村参加劳动,1957年底,共有2000多名干部返乡建设家园。当年冬季的农田基本建设中,5县参加基本建设的劳力超过30万,占劳力总数的65%。但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宁左勿右的言行,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10月初,经过大鸣大放检举揭发,各地各单位开始排列右派分子的重点对象。当时划分右派的主要依据是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标准的建议》,这个划分右派的文件内容抽象,界限不清,标准很难掌握。10月15日,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6条标准,划分极右分子的4条标准和不应划为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的6条标准。这个标准虽然比前者详细,但在划分右派的具体过程中仍很难掌握,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导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各地各单位按照划分右派分子、极右分子和中右分子的标准,对已经确定的对象进行排队之后,上报县委整风领导组审定,做出组织处理结论。凡被定为极右分子的,一般都开除公职或开除党藉,送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凡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保留公职,监督使用;凡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而以右派斗争了的,暂不宣布批错,待适当时机可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摘掉帽子。在整个反右派斗争中,5县共划定右派分子447人,其中极右分子21人,两项共占当时干部总数的4%左右,个别单位达到14%。各县划为右派的人同全国、全省一样,只有极少数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其余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在右派进攻面前迷失了方向,盲目跟着跑的;二是响应县委号召,在帮助县委整风运动中批评不够全面或言词比较尖锐的;三是在大鸣大放中参与争论,提出了一些错误意见的。

  应当承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旗帜鲜明地击退右派分子的进攻,在当时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影响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但是,右派分子终究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全党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发展进程没有谨慎地把握,结果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

  各县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除了受中央、省委、地委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引导外,也有县委自身的原因:第一,对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县情缺乏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未能辩别清楚,把大量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是敌我矛盾,把大量向党组织提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的言论视为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从而扩大了打击面;第二,主观地、机械地规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完不成指标的领导干部就要被扣上右倾思想、温情主义的帽子,因而出现了硬凑比例的现象;第三,在指导运动上采取了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政治运动形式,以简单、粗暴、过火的做法代替了规范的办案程序,致使围攻、逼供的现象屡屡发生;第四,把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搅和在一起,作为整风反右的一个内容,混淆了思想斗争同清理阶级队伍的界限。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给各县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造成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有着极为沉痛的教训。一是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各级党组织指导思想出现“左”的偏差,并长期影响到党的基本路线、方针的贯彻,以及各种政策措施的制订,使社会主义探索过程发生严重的曲折;二是冲击了民主建设进程,堵塞了言路,抑制了民主,挫伤了社会各界参政的积极性。如反右派斗争之后,群众不敢随便讲话,尤其是知识分子总怕言多有失,祸及自身;三是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许多人长期遭受委屈和压抑,也给各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些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应当永远记取。

第二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大跃进”的全面展开

  晋城各县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于1957年底。这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反冒进”的讲话,山西省委一届二次全会通过了《山西省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修正草案)》,受这两个文件的影响,晋高阳陵沁相继召开了规模空前的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党员、干部多达1万余人。与会人员在各地提前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形势鼓舞下,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大反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各县县委对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中出现的骄傲自满、急躁冒进情绪不仅没有抑止和纠正,反而要求继续克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右倾思想,大反保守主义,确立“人定胜天”和“事在人为”的观念,积极为明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作好准备。受其影响,各县会议分别修订通过了不切实际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使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由政治思想领域蔓延到经济领域。

  12月,长治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结合检查全区正在开展的全民整风运动与生产建设高潮,落实明年农业生产“大跃进”指标。经过自上而下的发动,高平县确定了1958年计划粮食平均亩产200.5公斤,较上年增加33.8%,争取亩产250公斤。其余4县均要争取达《纲要》(粮食每年亩产平均200公斤为达《纲要》,每年亩产400公斤为过“长江”)。会后,长治地委第一书记赵军、副专员孙立功等亲自到晋城县督促检查,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鼓励用“大跃进”精神与右倾保守思想作斗争,尽快掀起以兴修水利,改革农具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建设高潮。据统计,1957年冬至1958年春,5县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力超过30万,占劳力总数的70%以上,开工的水渠、水库、水井、塘坝等工程达6千多项。

  1958年1月1日,《山西日报》发表了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鼓足社会主义的干劲,争取农业生产大跃进》元旦专文。5日,又配发了题为《保守思想面面观》的社论,认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农业生产能不能大跃进,主要的问题在于有没有大跃进的决心;只要有了大跃进的决心,才能有大跃进的措施和指标”。1月下旬,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南宁会议提出的“苦战三年,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发出《关于今年春节前后开展宣传运动的通知》,号召全省人民鼓足干劲,猛烈“跃进”,迅速向社会主义和大自然进军。《通知》对全省农业、工业等方面提出了被中央视为保守而实际上难以实现的高指标,要求各地生产计划要有“三本帐”(即原定生产计划指标、跃进生产指标、再跃进生产指标)。

  根据省委的通知精神,1958年春,晋城各县各系统先后召开大跃进动员大会,工农业生产一时出现了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形势。工业方面,贯彻中央双反(反浪费、反保守)精神,掀起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制订了地方工业“跃进”计划,社社兴办小工厂,1958年工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提高50%以上,两年翻一番,4年赶上5年超过农业总产值。农业方面,层层落实粮食生产“跃进”计划,将任务指标分解到队,以产定包一年不变;积极推进工具改革,推广新式农具,立夏前完成人造茅粪3000万担以上的任务;全民总动员杀虫灭害,三年实现粮食无虫害;大力发展畜牧业,大牲畜做到社社足用有余,猪羊禽蛋成倍增长。林业方面,提出一年绿化全境,完成荒山播种170万亩;零星植树24200万株,人均200株;压桑60500万株,人均50株;栽苹果树363万株,梨树400万株,核桃树363万株;采集树种7865万公斤。此外,每个农业社种苗圃2至5亩,每户花盆育苗3至5盆。为了适应各行各业的“大跃进”,各县县委还提出组织工作“大跃进”,95%以上的党支部和76%以上的党员订出了“跃进”计划,党支部、党员之间开展了组织工作“大跃进”竞赛活动。

  3月至4月,长治地委、专署根据省委、省人委不断加码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对全区“大跃进”工作进行了评比、排队,致使各县连续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批判右倾保守,层层修订生产计划,不断调整“跃进”指标,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情绪日益膨胀,“大跃进”气氛越来越浓。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各条战线再次掀起“大跃进”高潮。

  晋城境内各地按照省、地委指示,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宣传活动。5县的宣传大军接近30万人,占总人口的25%,采用说、唱、写、画等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号召广大干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把推动工农业生产和全面建设工作的“大跃进”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同时,各县县委召开“大跃进”促进大会,评选出开展“大跃进”以来各条战线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和模范个人,树立标兵,以模范和标兵为榜样,开展力争上游,反对下游;多快好省,反对少慢差费;大胆创奇迹,反对右倾保守的劳动竞赛活动。

  6月3日至17日,5县主要领导参加了长治地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以总路线为武器,再次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继续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计划。地委书记赵军要求各县领导要彻底解放思想,大胆破除迷信,猛烧“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五气”(官气、暮气、阔气、娇气、奢气),组织领导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会议期间,各县组团参观了地委举办的工业、农业、文教卫生、财贸、交通运输、政法六大战线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后,各县的“大跃进”高潮迭起。

  在农业战线,5县确定1958年粮食总产突破10亿公斤大关,比1957年增长1.5倍,力争达到12亿公斤。为落实这个在当时条件下异想天开的指标,各县打破了以往抓生产的惯例,一次次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群众运动。6月18日,全区蚕桑生产进军大会在沁水县端氏召开。确定在已有670万株桑树,产蚕128万公斤的基础上,1958年至1959年,保证完成栽桑10亿株,争取到1967年养蚕在数量、质量上超过日本。6月24日,高平县委、县人委组织各乡党总支书记、农业社主任、生产队长、技术员以及县直机关团体、学校、工商界负责人,在寺庄乡王报先火社召开两头见星星(早上不明起早,黑夜散会回家)小麦丰产验收、观摩现场会,批判了部分干部认为小麦是低产作物,不能高产的论调,制订了1959年小麦亩产300公斤的增产指标。7月12日,全国杂粮促进现场会在高平召开。出席会议的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山西10省区的负责人和农业科技专家,参观了寺庄、箭头、北诗、城关等乡镇的谷子、玉米、高梁生长情况。国家农业部部长助理程明轩代表农业部对高平的农业工作给予了肯定,要求学习推广高平种植杂粮的经验。受其影响,5县相继开展了苦战30天,完成秋粮三浇、四追、五锄任务,为亩产1000斤,争取1500斤,夺取农业大丰收的群众性突击运动。在运动中,各县采取两条措施,保证粮食丰收。一是成立秋禾后期加工指挥部,由县委第一书记任总指挥,书记处书记任副总指挥,下设职能股、室,加强领导;二是开展争夺红旗竞赛活动。各县先选出几个条件较好的乡,将红旗预赠到这些乡,如果其它乡保质、保量、超额完成了计划,超过这些预赠乡,由预赠乡隆重地将红旗送至超过的乡。完不成任务的乡,要受到县委批评,追究领导责任。以此类推,乡里将红旗预赠给农业社,农业社再预赠给生产队,层层开展争夺红旗竞赛活动。1958年冬,为响应地委深翻土地总动员令,50天内各县组织了3次大战役,将5县200多万亩秋地普翻一尺以上,其中有一半耕地“深翻三尺”。1959年2月,晋城、阳城两县互下战书,开展竞赛。晋城县工农业总产值1959年要比上年翻一番半;阳城县钢铁要翻三番,粮食总产达5亿公斤,油料总产2000万斤,棉花亩产达到100公斤,人均收入500元。3月,晋东南专区(原长治专区1958年11月改称晋东南专区)在晋城县高平公社(1958年11月至1961年5月,高平县曾并入晋城县)召开小麦竞赛和土地园田化现场会,要求全年实现百万亩小麦亩产400公斤,300万亩耕地实现园田化。

  在农业战线“大跃进”的同时,工业方面也制订了“跃进”计划,提出了“大力发展地方工业,提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1958年,5县工业总产值计划增长速度为192%,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钢计划增长199%,生铁增长165%,发电量增长101%。为了达到设定的计划指标,各县提出“土洋结合,抓紧进度,分秒必争,因地制宜,遍地开花”的口号,大办小型工业,一年内共建立县、乡、社工业企业5490个,平均每天建立15个企业。为解决资金问题,各县分别开展了工业集资运动,大挖群众的底财,甚至连猪、羊、树木、砖瓦都作为集资折款,名为集资,实际上是搞了“一平二调”。

  与此同时,财贸、教育、文化、艺术、卫生等各行各业全面制订“大跃进”计划。财贸部门调整了机构,减少了流通环节,实行工农商三结合,扩大商业网点,精简人员支援工农业生产。教育系统在教师队伍中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号召师生走又红又专道路,反对不问政治埋头业务的“白专”道路,抽调机关、企业、部队转业干部充当中学班主任,称为“红旗班主任”。召开教育工作者积极分子誓师大会,决定1960年普及初中教育,1965年普及高中教育,10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大办农业中学和各种职业学校、农民技术夜校,大搞勤工俭学,劳动办学。两年内全部扫除文盲,突现文教工作“大跃进”。文化方面,提出文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制订了今后文化发展规划。1958年12月21日,地委召开全区文艺工作大跃进誓师大会,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工作大跃进运动”。著名作家赵树理参加会议并讲了话。卫生战线,开展了灭“四害”运动,力争实现无老鼠、无麻雀、无蚊子、无苍蝇的“四无”县。1958年11月,地委在晋城东四义召开除“四害”讲卫生大会,东四义被评为全区卫生模范,奖给锦旗一面,奖金1000元,晋城县被评为卫生县,阳城和沁水被评为卫生先进县。1959年11月下旬,国家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和副省长王中青等到晋城东四义、周村、高平米山等地进行了考察。

  “大跃进”的调子越来越高,发展速度一时成了是否执行总路线的判断标准。受《人民日报》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影响,晋城各地陆续出现了放“卫星”行为。晋城县高都红色人民公社放出了玉米“卫星”:声称第二大队韩和尚种植的一亩玉米产量达1684公斤,北焦庄小队陈立和种植的一亩玉米产量达2056公斤,而第一小队王成土种植的一亩玉米产量更高达3521公斤。高都信用社一夜之间蓄储130万元,柳口信用社一年进入共产主义。此后,接连出现亩产万斤粮,日产万吨钢的报道。在卫星越放越大,越放越奇的情况下,各县县委仍然提出要大破右倾保守思想,“拔白旗,插红旗”,致使不少说大话、搞浮夸的单位和个人插上了“红旗”,受到了表扬,一些实事求是,不敢浮夸,不愿蛮干的单位和个人,被拔了“白旗”,受到批判,导致浮夸风愈演愈烈。

  1958年冬至1959年夏,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各县按照中央精神,在省、地委的领导下,一度曾进行了纠正的尝试,但时隔不久,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由于中央领导层的认识不一,会议又由纠“左”转为反“右”,通过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8月21日至9月13日,山西省委召开一届十二次全委会议,作出了《关于响应党的八中全会号召,为提前和超额完成1959年国民经济而奋斗》的决议。9月20日至10月20日,晋东南地委和晋高阳陵沁各县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集中开展了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为中心的整风运动。1959年冬至1960年春,在各县开展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整风运动,有数千名所谓存在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干部受批判,又把一些敢于讲真话、提批评意见的人,当做攻击党的领导、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错误的打击。 结果助长了个人专断,投机取巧,阿谀奉迎等不正之风的蔓延,使反右派斗争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一步升级,党内民主生活进一步遭到严重损害。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之后各地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助长了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1959年8月,各县又掀起第二次“大跃进”高潮,一直持续到1960年10月,前后共达14个月之久。

  农业方面:第一,一度受到批判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重新盛行起来。在农业面临危机,粮荒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继续高估产,高征购,加之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使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5县农业总产值3.4亿元,比上年减少5400万元,粮食总产量3亿公斤,比上年减少  8300万公斤。由于粮食大幅度减产,不少地方除完成征购任务,连种子、饲料、口粮都无法保证。在口粮短缺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的搞大会战,高强度劳动,导致群众中发生了浮肿病。1960年5月,仅高平县的浮肿病患者就达3171人,占总人口的1.1%。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人在说假话,为了完成征购任务,采取巧磨、巧做、巧说、巧算、巧保管,所谓的“大红、大勤、大巧”办法,还美其名为计划用粮节约备荒运动。通过对阳城县隐瞒粮食产量的揭露和批判,又开展了强迫农民交征购粮的翻锅底运动。1960年11月6日,晋城县高平公社北诗工作区某党委书记,发现全区粮食亩产只有258斤,比他在会上报的亩产281斤少了23斤,一时头脑发热,立即召集各管理区支书、主任开会,要求必须把短缺的23斤粮食寻回来,否则给予处分。在工作区党委的压力下,各管理区支书亲自督战,派民兵夺门拧锁、扒高跳墙到社员家中,翻箱倒柜,刨地挖坑,突击搜查,甚至发生了打骂群众现象,共搜查760户,占整个工作区总户数的20%,将搜查出的粮食、油料、蔬菜全部当做征购任务。第二,继续调动农村劳动力盲目搞“大办”。1959年秋后,5县掀起大办水利热潮。动工修建的水库、渠道、水井、机灌工程1100 余处,长年投入的青壮年劳力达30多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70%以上。农村另一支劳动大军一直坚持战斗在社办企业的“小洋群”、“小土群”,占劳动力总数的15%。此外,各县还有一批林业大军。1960年,为实现“树雄心,立壮志,三年实现园林化”的宏伟目标,晋东南地委给每个县下达20万亩造林任务,1亿株植树任务,要求实现核桃株产几千斤,花椒株产1000斤梦想。当年上报完成造林819万亩,后核实只有2.1万亩。第三,由管理区基本所有制向公社基本所有制强行过渡。1960年1月,5县先后进行了小社并大社。晋城巴公公社作为第一批向公社基本所有制过渡的试点。4月,陵川附城公社、阳城町店公社也由管理区所有制过渡到公社基本所有制。过渡中出现了向管理区随意摊派资金,抽调劳力与土地,以及其它“一平二调”的错误。至11月,据不完全统计,5县共平调管理区和生产队的各种农具、牲畜、劳力、车辆、房屋等总价值达5000万元。第四,“民有怨言”的公共食堂又发展起来,农民欢迎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被强令取消。早在1959年上半年,在纠“左”过程中,5县曾解散了部分公共食堂,这本是符合群众意愿的举措。但是,开展“反右倾”运动以后,各地又掀起了大办食堂的热潮。截至1960年3月底统计,5县总共办起了6569个公共食堂,参加食堂的农户占到总农户数的87.4%。1959年整社整风中实行的定产、定征购、定人员以及总额分成、超产奖励、劳动定额等农业生产责任制,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集体化,为了使人民重新过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穷的不平等生活”,再次受到严厉的批判。

  工业方面:1959年第四季度开展了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竞赛活动,1960年第一季度开展了“开门红”、“月月红”活动,第二季度开展大战“红五月”活动,第三季度开展为“七一”和国庆献礼活动,如此等等,各种活动一个接一个持继不断。同时,为了实现高指标,首先是盲目增加投资。1959年、1960年5县投资总额分别达4185万元、6029万元,是1957年的4.7倍、6.7倍,其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由“一五”期间的16.3%上升到78.7%和82.6%。工业生产的盲目发展,必然要求更多的人力投入,结果占去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造成农业生产的萎缩。其次,大力兴办“小土群”、“小洋群”运动,提出“五小成群”(即小煤窑、小铁矿、小高炉、小转炉、小铁路)的口号,有些地方还要求兴办小化工、小水泥、小机电等,掀起了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浪潮。到1960年的2月,据晋东南专署统计称,全区已有冶金、煤炭、机械、电力、轻工、建筑、铁路、邮电、地质等部门的30项技术经济指标赶上了全国先进水平,18项技术经济指标赶上了全省先进水平。陵川礼义铁厂的生铁成本到1960年2月14日降低到每吨48.24元,比全国生铁成本最低的四川省万福铁厂平均每吨75元还低26.76元;阳城北留及晋城钢铁厂等高炉生产的生铁合格率达到100%,获得大面积优质高产;阳城应朝铁厂4立方米高炉白煤炼铁的利用系数达到6吨多,超过全省小高炉利用系数为4.96吨的盂县五五机械厂;原煤含坩率、全员效率、块炭率和坑木消耗等4项指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原煤成本在全省最低;阳城后则腰陶瓷厂烧成时间降低到56小时,超过唐山陶瓷厂126小时的全国先进水平;晋城土岭糖厂的出糖率达到18%,超过甘肃省14%的全国先进水平;晋城酒厂的白酒出酒率、沁水端氏机械厂粮油车间的棉籽出油率也分别以55.4%和25%跃居全省第一。工业“大跃进”造成的严重浮夸、乱改乱攀现象,不仅使国有资源和社会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且助长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严重泛滥。

  文教卫生方面:在各县经济实力不强,农业生产不过关,难以负担太多的非农业人口的情况下,这些部门在“反右倾”运动中,也进行了超越实际能力的“大跃进”。1958年到1960年3年间,5县各类学校由“一五”期末的2681所增至3277所,其中,新增中专11所,中学90所,在校学生由1957年的16.5万人猛增至26.8万人。而且,还办了一大批所谓“红专大学”、“县社农大”、农校等。卫生单位由389个激增至738个,卫生技术人员净增1万多人。科技部门提出苦战3年,基本改变科技落后面貌。甚至文学艺术方面,也像全民大办钢铁那样,大搞群众运动,争取在文学、戏曲、音乐、学术等各个领域放出“卫星”。

  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晋城各县的工业“大跃进”,以“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为中心全面铺开。1958年上半年,5县各乡、社已经办起了数千个土冶炉。这年5月,阳城应朝铁厂技师付树昆等用土高炉、冷风、无烟煤,炼出优质灰生铁,被专家评为“突破古今中外炼铁的陈规,揭开我国炼铁史上新的一页”。①《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山西日报》都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6月13日,全省工业协作会议将全省钢产量的计划提高到50万吨,铁90万吨,要求各地(市)、县大力兴办1.5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并提出“全党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争取全省钢铁产量实现‘大跃进’”的口号。7月8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工业大协作会议,决定全区钢铁生产按照“土洋并举”、“钢铁并举”的发展原则,全年要建成 236个小高炉,200个大高炉,计划产铁60万吨。为了完成省、地下达的钢铁生产任务,8月初,晋城各县相继开展了收购废钢废铜的突击运动。县乡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发动,昼夜搜寻,家家被翻箱倒柜,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掘地三尺,搜集钢铁”口号。短短半个月时间,5县收集废铁830万公斤,废铜41万公斤,其中,一些地方把群众用的锅盆等炊具也当做废铁收购,多数地方都发生了硬摊硬派、强迫命令现象。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要求迅速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炼钢运动。会议还未结束,山西省委就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扫除一切障碍,大干快上,来一个钢铁生产“大跃进”。

  9月8日,长治地委召开钢铁“卫星”单位座谈会。会议通过对阳城应朝、陵川礼义、高平云泉等地建炉速度快、生铁产量高的先进经验交流总结,要求各县“全党全民总动员,一手抓钢,一手抓粮,保证钢铁粮食双丰收”。之后,晋城等5县先后召开全县总支书记、大队长、厂矿负责人紧急会议,为实现钢铁生产“大跃进”,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一是以钢为纲,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均以钢铁生产为中心,各级党政领导要服从这个中心,不准与钢铁生产“抗膀子”,闹矛盾,并及时地逐级召开生产计划会,人人订计划,层层订计划,逐级提出加快钢铁生产的行动计划;二是抓思想整风,以整风促生产,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把群众的潜力挖出来;三是狠抓技术革新,贯彻土洋结合的方针,发挥群众智慧,克服一切困难,加快钢铁生产速度;四是加强统筹安排,工、农、财贸等各业全力支持大炼钢铁,农村、机关、学校、厂矿参加大炼钢铁;五是各地开展插“红旗”,放“卫星”评比竞赛活动;六是成立钢铁生产领导组,组织钢铁生产兵团,开展大会战,逐周逐月检查生产进度,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广经验。

  当时虽然物质基础和技术水平都不具备,特别是广大群众根本没有接触过炼钢炼铁过程,但由于党组织在群众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广大群众又有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所以很快掀起了建炉建厂的高潮。晋城县群众集思广义,发明了各种“春节炉”,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到9月底就建起各种炼钢炉6.7万个。同时,为解决炼铁的装备和运输,又兴办了许多小铁路网、小机械厂。高平县在田边地头、塄边沟中,到处建起各种土坊炉、缸炉、石灰窑炉等6.5万个。阳城县甚至提出“钢铁生产翻三番,人均拥有半座炉”目标。陵川县大建“十宝山”,以宝山建“十场(厂)”,促进了社办工业迅猛发展。在各地群众建炉建厂热情的鼓舞下,5县县委对钢铁“大跃进”充满了信心,再一次调整了生产奋斗目标:保证生产生铁30万吨、钢3万吨。提出的战斗口号是:“全党全民炼钢铁,大破难关放卫星,坊炉为主猛跃进,日产千吨贺国庆”。为响应县委的号召,各地各级由一把手亲自挂帅,从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到居民,从耄耋老人到七、八岁儿童,都动员到了大炼钢铁的战场。1958年10月20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还到晋城一中参观了师生大炼钢铁的情况。据统计,到1958年底,5县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达72.6万人,占总人口的60%。出现了白天列队上山砍树挖煤,寻找矿石,黑夜灯火通明,号声不绝,村村无闲人,户户炼铁忙的壮观场面。

  1958年10月初,根据省、地部署,5县开展了大打钢铁生产的“淮海战役”。县与县、社与社、企业与企业之间展开了炼铁大竞赛,比干劲,比速度,人人不离炉,一日三送饭,经过9个昼夜的奋战,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炼铁任务。阳城县在这次竞赛中,称日产钢铁近20万吨,获得全晋东南冠军。之后,地、县在总结这次大会战时,认为生产速度仍然缓慢,不是“大跃进”气概,号召各地认真落实省委《关于苦战最后两个月,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的紧急指示》,再鼓干劲,推动钢铁生产“猛烈跃进”。确定1959年再建20个中型、29个小型钢铁厂,晋城钢铁厂则改建成大型钢铁厂。同时制订出大搞土机械化、土铁路化、土电气化、土车床化规划,要求1959年底县县要有土铁路,社社要有土机床,集镇都要有电灯,主要工具都要土机械化。到1958年11月底,据5县分别写给地委的报告称,各地不仅大大超额完成了省、地下达的钢铁生产任务,而且也超额完成了各自制订的生产目标,钢总产量达3.3万吨,是1957年3倍;铁总产量超过35万吨,相当于1957年的17.5倍。实际落实下来,1958年生铁产量仅为4万吨,其中3.7万吨为乡村生产,钢产量0.22万吨。

  1959年,各地“大办钢铁”开始由追求数量向优质高产方面转变。2月,晋东南地委在晋城召开四土化(土铁路化、土机械化、土机床化、土电气化)公社办工业现场会。要求各地钢铁生产学习晋城的经验,本着土法上马、土洋并举的原则,扩大炼铁设备能力,兴建一批小洋高炉,提高机械化水平和运输能力,加强技术改造和革新,提高生铁质量和产量。5月11日至17日,在晋东南地委、专署召开的钢铁工业5级干部会议上,晋城大阳、高平马村、阳城应朝、蒿峪、水村、陵川礼义等铁厂介绍了优质高产、正常开炉生产、开展劳动竞赛、加强劳动管理、技术革新、以土炉石灰代青石炼铁、白煤炼铁等先进经验。6月25日至28日,专署冶金工业局还专门在阳城水村铁厂召开现场会,推广该厂在向小洋群过渡中开展以高产优质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的经验。同时,由单纯生产钢铁向生产铸件转变。1959年,仅晋城县生产的各种小农具、改良农具就有43万件,水泵、水车、牵引犁、小麦脱粒机等12500件,农业水利建设工具6250件,农产品加工具和食堂灶具68000件,交通运输工具90000余件。8月,钢铁生产由于材料短缺、资金不足,除留少数高炉继续建设外,大部分高炉暂停建设。但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形势下,很快又纷纷上马,并开展了以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运动。1959年与1958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24%,生铁产量增长50%,钢产量增长一倍半。

  1960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冶金工业全面跃进誓师评比大会上,陵川礼义铁厂、晋城第一钢铁厂、大阳铁厂、阳城应朝铁厂、蒿峪铁厂、次营铁厂等单位受到国家工业部和重工业委员会的联合表彰和奖励。3月,晋城小洋铁路网破土动工。4月16日至22日,8省2区土钢铁精制农具现场会在阳城县召开,肯定了阳城县“五土一条龙”和用土钢土铁精制农具的成功经验,认为是加速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一个新的创举。这一年,5县生铁产量创历史纪录,达到8.1万吨,是1958年的2倍,直到 1973年这一纪录才被刷新。

  “全民大办钢铁运动”虽然表面上增加了钢铁总产量和工业总产值,但这种不顾客观规律蛮干硬上的做法,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由于乱挖乱采,使资源和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坏,而所炼的钢铁大部分因含硫量高不能使用。动员各家各户上交的铁床、铁锅、铁门、铁盆及其他铜器用具,本来能够使用,却砸碎重新回炉冶炼,结果变成了没有使用价值的废品。同时,在大炼钢铁中,实行全党动员,全民上阵,直接和间接投入的人力70多万,使农业第一线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和其它战线的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

  “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中的高指标、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向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一些干部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生产的发展。高平县陈土区乡针对各农业社在治水、用水方面常常闹矛盾、影响生产的情况,由乡政府牵头协调,采取“打破社界,协作治水,团结用水”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生产、生活中治水用水问题。长治地委即号召全区学习推广高平陈土区的经验,扩大合作社规模,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开展共产主义大协作。

  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下发了《关于把小型的农村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6月20日,山西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在研究制定农业跃进方案的同时,讨论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6月下旬至7月初,长治地委和晋城等5县县委认真贯彻中央、省委精神,对组织开展全区农业“大跃进”,扩大农业合作社规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讨论和研究,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已经不能适应水利化、机械化和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必须逐步地、分期分批把小社合并为大社。通过调查摸底,开始进行并社工作试点。8月9日,长治地委在平顺县羊井底召开“一三三”制度推广现场会。“一三三”制度即一个食堂;三院:幼儿院、幸福院、医院;三厂:缝纫厂、制鞋厂、粮食加工厂。与会人员认为,实行这一制度,将为兴办人民公社奠定良好的基础。

  7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根据毛泽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长治地委据此率先在全省开始了并社工作。8月12日,长治地委、专署将潞安县的中苏友好集体农庄及18个农业社、包括31个自然村、5327户农民合并组成潞安县中苏友好人民公社,这是山西省的第一个人民公社。19日,长治地委作出《关于大转人民公社的决议》。当夜,将决议以紧急通知的方式传达到各县,开始了全区全面实现人民公社化。晋城等县在接到紧急通知后,次日上午即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讨论办人民公社的具体问题。25日,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晋城地区5县1879个农业合作社及农村所有的供销信贷社,在“自愿”的原则下,从便于生产,便于领导出发,围绕着一架山、一条沟、一条河流、一片平川、一个生产特点联合起来,组成了44个大型人民公社,平均43个社合并为一个公社,每社平均6554户。最大的公社是高平人民公社,包括6.2万户,28万人。至此,在全省首家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1月1日,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根据省委、省人委调整行政区划的决定,高平、陵川并入晋城县,沁水并入阳城县。晋城境内仅设晋城、阳城二县,陵川、沁水分别改称管理委员会,高平称人民公社。

  在农村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城镇也开始实行人民公社化。1958年秋冬,各县机关、厂矿、学校和人民团体,集中力量,运用广播、报纸、黑板报、大字报等所有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城市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性,宣讲城市人民公社对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效益,掀起了一个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当时规定,凡是年满16岁以上的城市居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自愿报名参加,张榜公布后即可成为公社社员。企事业、机关、团体、学校等由国家供给的人员,一律作为团体社员参加公社。资产阶级分子可以入社,但入社后不能摘掉资产阶级分子帽子,不安排职务。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能当社员,公社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并实行监督改造。城市人民公社有3种形式:一是以街道为单位组织生产, 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的人民公社;二是以工厂为主,职工家属和附近居民共同组织的人民公社;三是以机关、学校为单位组织的人民公社。至1960年4月,晋城、阳城、陵川、沁水均建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入社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90%以上,基本实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

  在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十分明显地突出了“一大二公”的特点。所谓“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比农业合作社大了几十倍。5县原有农业合作社1879个,平均每社146户,合并为44个公社后,平均每社6554户,多者达6.2万户,少者也在3000户以上。原来的合作社一般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而人民公社则是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单位。所谓“公”,就是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比农业社高得多,公社不仅实行政社合一,即把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二为一,而且把供销、信贷、手工业合作社同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合并起来,把社员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和私有的财产,如自留地、牲口、猪、羊、树木、农具等,都无偿收归公社。同时,国家还把设在当地的一些企事业单位也统统下放给公社管理。这样就把一个乡甚至几个乡范围内的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即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方面的工作全部集中到了公社。公社要管生产,管政权,还要管社员生活。这么大的规模,管这么多的事情,公社实在难以应付,致使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等现象更加严重。特别是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把原来几十个贫富不均、条件各异的生产合作社合并在一起,财产全部上交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由此引发的问题更多。1958年9月23日,晋东南地委下发《关于公社化后在执行政策中几个问题的通报》,指出,自实现人民公社化以来,由于形势发展迅速,思想工作跟不上,发生了许多问题。主要是:公社在处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入社时发生了强迫命令现象;公共食堂在对社会的粮食筹集中也普遍存在强迫命令现象;有的公社脱离实际,大讲排场; 有的干部不深入农村,不接触群众,放松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影响了生产。随后,地委又下发《关于1958年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指示》,要求公社管理委员会统一控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确定口粮、种子、饲料扣除标准外,一般可以实行粮食供给制,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公社可以实行伙食供给制,也可采用吃饭、穿衣、烤火、照明、医药、文化教育等基本生活所需的基本供给制。除供给生活资料需要外,其余收入按劳动日多少分配给社员。在执行中,晋城县有几个公社对社员实行等级工资制,效果很不好。其余多数公社虽未推行他们的经验,但都按人平均免费供给,供给部分一般高达70%左右。此外,各地还普遍实行伙食和部分集体福利供给制,大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幸福院等公共事业。有的公社对社员实行“七包”,即:包吃、包住、包穿、包生养、包上学、包婚丧、包看病,甚至有的公社按照“按需分配”的原则实行供给制。这一切都是充满理想色彩的制度和做法。1958年5县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78元,在温饱尚未保证的情况下就企图取消按劳分配,实行按需分配,无疑是一种主观空想,必然造成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各地普遍实行了一套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主要表现为:第一,生产组织军事化。就是把从事生产劳动的各类人员组成军队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公社、大队、小队、小组,分别建立团、营、连、排、班,公社为团,大队为营,小队为连,小队以下又设若干排,小组为班。第二,生产劳动战斗化。从县、社队到各大队,像革命战争年代打仗一样,把生产任务分成一个个战役,一场场战斗,把劳动力分成兵团、突击队、专业队,进行一场场大会战。高平公社组织5万劳动大军,长期战斗在水利建设的第一线,开展了丹河灌区、许河灌区大会战,分任务,包定额,编成突击队、战斗队,不分昼夜进行打井挖渠,吃在地头,睡在井边。活跃在晋城任庄水库的女子“刘胡兰”突击队,敢与男子挑战,许多人因过度劳累而生病,但仍轻伤不下火线,被评为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单位,荣获全国水利红旗。 这种战斗精神固然可嘉,但它超出了当时人们的觉悟程度和身体承受的能力,加之一些工程由于盲目上马,不计效果的瞎指挥,造成劳民伤财的结果,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第三,生活集体化。为了便于组织“大跃进”,各人民公社都在生活集体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建立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到1960年3月,5县建起6569个公共食堂,参加食堂的户数占5县农户总数的87.4%,农村基本上实现了食堂化。由于创办食堂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它开始的那天起就一直伴随着许多预想不到的阻力和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大部分食堂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上背后问题成堆。其次是集中住宿。男女劳动干活,干到哪里住在哪里,参加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就食宿在工地,深翻土地就食宿在地头,植树造林就食宿在山上。与此相适应,中小学生也实行了“四集体”,即吃在校、住在校、同学习、同劳动。劳动力都外出劳动,老年人无人照料,都集中在敬老院,小孩子无人看管,全部送托儿所、幼儿园。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抹煞了家庭之间的经济差别和人们生活习惯的差别,造成了许多矛盾,影响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和劳动生产积极性的发挥。

  伴随着人民公社化,盛行一时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命令风、特殊化等“五风”也在各县越刮越猛。“五风”的中心是“共产风”,“共产风”的突出表现,首先是大搞“一平二调”,也就是穷队“共”了富队的“产”;其次,社与社、县与县、农村与城市之间,在劳动力、交通运输工具、大牲畜、农副产品等方面,搞所谓“共产主义大协作”、“大支援”,实际上也是在搞“一平二调”。如1958年8月2日,晋城、高平县委、县人委抽调10多部提水机械和10多名工人,前往襄垣、武乡县支援抗旱斗争,并提出不要工钱、不要运费、不要机器损耗费;再次,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将社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归公社所有,连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生产资料也统一归公社所有,不付息、不分红、不还本。更有甚者,一些公社的社员,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从人到物,包括劳力、土地、房屋、砖瓦、粮草、树木、家具、炊具、猪、羊、鸡、兔等都被“共产风”一刮而光,不仅引起了社员的不满,更严重的是造成了社员生产和生活的极大困难。与“共产风”同时盛行的还有浮夸风。由于浮夸风,引发的直接后果是高征购,使5县广大农村“人缺口粮畜少料”,特别是1958年冬季以后,市场上出现了粮食、油料、蛋肉、蔬菜供应严重不足的紧张状况。与此同时产生的瞎指挥、命令风、特殊化风也十分严重,具体表面在乱提口号,盲目蛮干,生产无制度,劳动无定额,报酬无区别,干部多吃多占,其后果必然是严重挫伤社员群众的感情和劳动积极性,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四、“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

  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以来,由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加上晋城各县连年遭受自然灾害,1959年至1961年5县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农业生产持续下降,农业总产值由1958年的3.97亿元,降至1960年的3.30亿元,跌到“一五”初期的水平。1960年5县粮食总产量倒退了10年,下降到3亿公斤,仅比1951年略高1000万公斤。1958年至1960年,连续三年中,棉花产量由215万公斤降至189万公斤,再降到149万公斤,仅比“一五”头一年高12万公斤;油料产量由426万公斤降至385万公斤,再降至277万公斤,比1949年还少17万公斤;蚕茧产量由121万公斤,降至98万公斤,再降至76万公斤,仅比1952年略高3.7万公斤;蔬菜产量由17163万公斤,降至12718万公斤,1960年因粮食奇缺,各县采取以瓜菜代粮食,蔬菜产量有所提高,为16859万公斤;肉类总产量由140万公斤,降至139万公斤,再降至103万公斤;禽蛋产量由278万公斤,降至231万公斤,再降至140万公斤,比1950年还少11万公斤;大牲畜存栏减少近1万头,猪存栏减少近5万头。在工业方面,虽然1958年至1960年工业总产值一再攀升,由1.7亿元,升至2.1亿元,再升至2.6亿元;原煤产量由152万吨,升至182万吨,再升至216万吨;生铁产量由4万吨,升至6万吨,再升至8.1万吨。但这是在挤掉轻工业、压垮农业的情况下取得的。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如由于纸源断绝,连晋东南地委机关报—《晋东南报》也不得不于1961年3月“暂停休刊”。1957年,农、轻、重的比例是79.3:6.6:14.1,到1960年,三者的比例变化为55.8:11.7:32.5。3年中,农业所占比重下降23.5%,轻工业比重只上升5.1%,而重工业比重增长18.4%。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畸形发展是难以持久的,到头来重工业不得不大幅度下降。1961年,原煤产量仅为145万吨,生铁产量只有2.3万吨。

  基本建设投资过大,战线过长。1958年,5县基本建设投资达1618万元,是1957年的1.9倍。1959年猛增至4185万元,1960年更升至6029万元,比1958年净增4411万元,增加2.7倍。财政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不足30%,提高到近50%,消费则由72%下降到51%,积累率急剧上升。开工建设的项目越来越多,摊子铺得越来越大,超过了人力财力物力的实际承受能力,不但直接挤占了当年的消费资金,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由于规划的盲目性,生产中的瞎指挥,缺少后续资金和各种物资供应,许多工程有始无终,半途而废,造成极大的浪费。

  非农业人口大量增加和农村“一平二调”的恶性膨胀,加剧了农村的困难。1958年,5县非农业人口达10.3万人,比1957年增加3.2万人;1959年又比1958年增加3万人,达到13.3万人。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57年的5.9%,上升到1958年的8.1%,1959年达到10.3%。而1958年至1960年3年中,5县农村被无偿平调的财物总值达5000余万元,每个农业人口平均被平调43元。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大大加重了农产品供应的压力,加之严重的“一平二调”,使农村经济陷入了产不敷出的困境。

  财政发生严重困难,银行信贷失控。1960年,5县地方财政收入为3893万元,比1959年减少487万元。而同年财政支出却比1959年多出1070万元,达到4052万元,财政赤字达159万元。1961年,财政收入锐减为1989万元,支出为2560万元,赤字高达571万元。而银行信贷却是重放轻收,甚至提出“为了支援‘大跃进’,需要多少贷给多少”的口号。1958年,5县农业贷款高达645万元,1959年至1962年又发放了农业贷款2278万元。

  粮食严重短缺,人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1958年至1960年,尽管粮食及其它主要农作物产量一降再降,但由于甚嚣尘上的高指标、浮夸风,征购任务却居高不下。1959年,5县粮食总产量3.04亿公斤,除去征购1.23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140.6公斤。1960年,虽稍好些,也只有160.9公斤,分配给社员的口粮更少,平均只有130公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低。由于粮食和其他瓜菜奇缺,社员劳动强度又大,1960年至1961年,据晋东南地委给省委的报告称,全区患浮肿病、百日咳、脑膜炎、妇科病的人数约为13万人,其中死亡323人。对此,各县按照中央“低标准,瓜菜代,办好食堂,管好粮食,劳逸结合”的精神,统一部署开展了一年生活安排运动。首先,将农村吃粮标准作了明确规定:1960年10月每人每天平均8两,11月为6两,12月为5两;其次,大种蔬菜和晚秋作物,以瓜菜代替粮食;再次,压缩城市供应10%,取消公社一级干部食堂,干部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另外,多数地方还发动群众挖野菜,用 桔杆制作淀粉作粮食,以度灾荒。尽管如此,1961年春,仍发生了群众断粮,外出逃荒现象。仅1960年12月到1961年1月上旬,晋东南全区就发生路上饿死人16起,全部为外出逃荒或借粮的农民。

  从1958年到1960年,晋城各县同全省、全国一样,由于社会主义的探索中经验不足,对经济规律和本地基本情况缺乏科学的认识,加之旧中国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和新生政权遭受严重包围封锁的现实,一些干部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而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成功的经验,持续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计民生带来严重后果,人民群众遭受到重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沉痛的。但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来看,这种失误毕竟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失误,是前进中的失误,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期间,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焕发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自觉踊跃地参加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血汗;广大党政干部,尤其是农村党员干部,春天组织帮助群众播种,夏天忙于打麦锄苗,秋天收割分配,冬天整顿学习,一年四季,脚手不闲,被群众称为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大胆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这种摆脱了封建枷锁后坚定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还是难能可贵的。

  1958年底至1959年初,各级党组织在省、地委的领导下,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左”的错误开始进行初步纠正。1958年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地委《关于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各县对农村人民公社开始进行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为主的整顿,县、社抽出近2000名干部,配合省、地委整社工作组开展工作。制定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条例》(草案),主要内容是:第一,关于人民公社的规模;第二,关于人民公社的机构设置;第三,关于人民公社的计划管理;第四,关于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第五,关于人民公社的财务管理;第六,关于人民公社的收益分配。 整顿的重点是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通过整社,目的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和经营管理上把人民公社的工作引上正轨。根据地委的规定,县级以上干部每人固定联系一个人民公社,深入实际,了解情况,进行具体帮助和指导。12月22日,晋东南地委书记处书记李先唐、著名作家赵树理等到晋城县的农村、厂矿、机关、学校,针对公社整顿及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进行调研,历时4天,走访350余户,600多名社员,26个食堂,6个厂矿、学校,并向5000余名县、社干部作了“关心群众生活问题”的报告。1959年3月24日,晋城、阳城二县(大县)及所属管委会、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厂矿全体干部参加了晋东南地委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郑州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以及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批判了平均主义和“共产风”;确定权力下放,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要求各地对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账目进行认真的清理,无偿征调生产队的财物要退赔。会后,各地都进行了及时的传达落实,首先是重新调整了人民公社和管理区的设置,划小了核算单位,人民公社由原来的44个划为53个,管理区由401个调整为1389个。在公社和生产大队内部实行“三定”、总额分成、超产奖励、劳动定额和民主办社等5项制度。其次,贯彻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改变了积累比例过大的作法,并适当地降低了供给制部分的比重;对公共食堂强调自愿参加的原则,把全民食堂变成了季节性的劳动力食堂。第三,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6月3日,作出了《关于迅速分配社员自留地,以发展猪、鸡、鹅、鸭生产问题的六条规定》,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零星闲散土地和房前屋后土地种植树木、庄稼,实行谁种谁收,以增加社员的经济收入。第四,改变“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实行任务到队、管理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改善了经营管理,建立和健全了财务管理、民主管理等制度。第五,在农作物种植上,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改变了过去为单纯追求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大量减少耕地的作法,明确提出扩大耕地面积和逐渐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方向。

  在整风整社中,从4月下旬到5月底,各地还召开了人民公社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清理公社化以来的各种帐目和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通过整风算帐,对县、公社平调的管理区和生产队的物资,包括粮食、牲畜、现金和劳动力等,都给予了适当的补偿,进行了退赔兑现。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给予了组织处理;对强迫命令搞浮夸的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还对国民经济的高指标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从而增加了社员的收入,改进了干部的作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左”的作法。

  在这一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虽因“左”受到了严重挫折,但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社会主义建设仍取得了许多成就。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农田水利建设和工业建设项目。现在全市所有的4座中型水库,全部兴建于那个年代。1959年1月,陵川县申庄水库动工兴建;10月,境内最大的泽州县任庄水库动工兴建;11月,阳城县董封水库、陵川县上郊水库先后开工上马。这四座中型水库总控制流域面积为1866.9平方公里,总库容为13158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为6.7万亩,总投资为2111万元。晋城、阳城、陵川县委动员10多万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实行领导、科技人员和群众三结合,在敢“与天斗,与地斗”口号的鼓舞下,克服机械动力不足、原材料短缺等重重困难,除申庄水库于1963年12月建成外,其余到1960年6月全部竣工受益。现在全市共有的97座小型水库中有69座也建成于那时,控制流域面积2078平方公里,总库容8388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16.6万亩。在工业建设方面,兴建了晋城矿务局、晋城钢铁厂、望云煤矿、莒山煤矿、太行印刷机器厂、晋城水泥厂、晋城色织厂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1960年,5县县属国营以上工业企业449个,其中中央属国营企业1个,地属国营企业10个,县属国营企业138个,构成了境内工业的基本框架。同时,建成公社集体企业324个,队办企业766个,许多社办企业如阳城后则腰陶瓷厂、晋城七岭糖厂、沁水端氏机械厂、陵川礼义铁厂等10多个厂成为当时省内闻名的社办企业。社队工业总产值已占到全境工业总产值的26.7%。在科学技术方面,广大职工和技术人员发挥创造精神,取得了一批有突破性进展的科技成果。1958年10月,阳城后则腰瓷厂与晋城大阳钢铁厂合作,用土法炼出了氧化铝,填补了晋东南炼铝工业的空白。1960年3月,全省化肥现场会在阳城县召开,推广了白桑公社大搞土化肥经验,农村出现以硫磺和白煤矸石为原料大办土化肥热。1960年,5县工业总产值达2.6亿元,是1957年的2.9倍。主要工业产品1960年与1957年比,原煤由106.4万吨上升到216万吨,生铁由2万吨上升到8万吨,发电量由117万千瓦时上升到2470万千瓦时,布匹由20.3万米上升到66.9万米,水泥从无到有,产量达2.2万吨。所有这些,都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这些成绩,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调整与基本好转

  一、农业和农村政策的调整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持续开展,加上1959年至1961年的自然灾害,以及在国际上中苏关系的恶化,大批苏联专家的撤走还债等原因,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当时的晋城各地农村普遍发生了大面积的灾荒,粮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出现了一些农民外出逃荒的现象。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改变这种现状,党的各级组织也逐步从“左”的指导思想束缚中清醒过来,决心认真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7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后,8月10日至15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进行了及时传达贯彻。根据中央“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决定今后工作的重点,一是继续压缩非农劳力,精简机构,加强农业主攻战线。要求在前段压缩12万的基础上,再从学校、工业系统、机关、文体系统、企事业单位压缩129700人;二是县、社、队结合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全面进行整风整社,重点放在整顿落后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方面,搞好生产规划。8月下旬至9月上旬,晋阳陵沁(高平此时仍属晋城)相继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3年来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归纳出十个方面群众意见最大的问题:一是高指标;二是瞎指挥;三是大办公共食堂;四是急于过渡带来的“一平二调共产风”;五是大购大销,成物当废品收购,挖了群众的家底;六是连年增加征购任务,减少了社员口粮;七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八是农村卫生盲目学稷山,浪费了钱财;九是各种假报告、浮夸风;十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以党代政。各县在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时,围绕退赔“一平二调”的财物,加快发展林、牧、副业多种经营,切实改变干部作风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晋城县委发出《关于社员家庭自留地的紧急通知》,规定“社员自己房前屋后的小块自留地的种植以及在不影响集体劳动下种植的非耕地,捎种的非耕地,无论种的多少,一律实行谁种谁收、谁收谁用的政策,不得随便收归公有,已收者退回”。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决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根据“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指导思想,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共中央《十二条》的发出和“八字”方针的实行,加快了各县农村调整的步伐。依此为指导,从1960年冬至1961年春,各县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了一次整风整社运动。运动的中心是整顿农村普遍盛行的“五风”,目的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整风整社中,各县均先后召开了历时一个月的整风大会。县、社主要领导在大会上首先对3年来的工作做了认真检查,指出:3年来,县、社各级领导存在的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确实是惊人的,严重的。特别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大刮两次(一次是1958年公社化初期,另一次是1959年秋),小刮不断,时间长、范围广、平调物资总值和危害大。生产指标普遍高,有的地方脱离实际,盲目扩大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面积,过多抽调管理区的劳力,过多占用耕地。有些干部作风不民主,不走群众路线,主观命令,不愿干也得干,甚至因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造成逼死人命的严重后果。一些干部对自己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骗取荣誉的行为进行了曝光。还有些基层干部对不事劳动,吃偏饭,多记工分,利用职权,欺压群众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在深刻检查,深挖思想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实改正的措施,并在大会上宣读,以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接着,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筹措1000余万元对基本建设中平调的物资和劳力作了部分退赔,占应退赔总值的26%。同时,作出《关于人民公社管理区进一步安排好农村人民生活的若干规定》,要求各地在解散公共食堂以后,确实安排好下灶社员的生活。鼓励生产队和社员群众开荒垦地,并规定三年内不计征购,不顶口粮。提倡生产队和生产小队依照实际情况自行安排生产,作出超产按50%至70%奖励的规定。为了活跃农村市场,便利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制订《关于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的意见》,要求各地尽快恢复人民公社前的46个农村集市,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这些举措,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推动了整风整社的深入开展。

  在整风整社中,各县按照山西省委划定的标准,把公社、管理区分为3种类型,刮“五风”最严重、生产最落后的社、区归入第三类。要求各地都要成立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依靠和团结大多数农民,重点整顿第三类社区。提出了整风整社的5条标准:第一,思想发动充分,政策深入人心,坏人坏事得到彻底揭露、彻底批判。贫农、下中农形成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夺回领导权,组织纯洁;第二,退赔彻底,分配兑现;第三,充分发扬民主,整顿好党组织,改进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第四,社员生活安排得细,安排得好;第五,经营管理合理就绪,生产形成高潮。为了通过整风整社切实调整党的农村政策,省、地、县三级向公社、管理区派出大批工作队,由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带队,深入农村,一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帮助基层开展整风整社工作。采取的主要方法:一是大搞群众运动,通过广泛宣传、发动,把《十二条》及“八字”方针政策原原本本地传达到广大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做到家喻户晓;二是经过整顿党组织,认真调整基层领导干部,把能注重实际、作风踏实、深受农民群众信任的党员提拔到领导班子中;三是建立健全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级经营管理制度,坚决刹住瞎指挥风;四是明确管理区和生产队的管理权限,给基层以更多的生产经营权;五是强调社营经济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发展,不准像过去那样用平调的办法,通过削弱管理区经济来壮大社营经济。由于措施得力,方法对头,整风整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首先,《十二条》和“八字”方针贯彻后,初步纠正了“五风”,调整了农业的内部关系,稳定了群众情绪,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整顿了农村各级党组织,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定了干部、群众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信心。再次,批判了一些错误思想观念,初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之间的界限,为农业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1961年6月和1962年9月,根据各地执行中反馈的情况做了重要修改,先后两次颁布了《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规模和管理都做了具体的规定。指出,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采用“三包一奖四固定”的办法去解决;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从属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农业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集市贸易、公社调用生产大队劳力、大队公积金的提取、公社党组织的建设等问题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农业六十条》的制定和贯彻,“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几亿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 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灾祸,迈向六十年代初中期发展的转折点”。①

  196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廖鲁言到晋东南进行调研,征求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5月1日,就学习、贯彻《农业六十条》,向地直科局长、县委书记、县长以上干部作了重要讲话。在此之前,山西省委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若干政策的补充规定》。中央《农业六十条》和省委《补充规定》的颁布,为各地调整农业和农村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从1961年5月开始,各县农业和农村工作调整全面进入实质性阶段。首先,加强了对《农业六十条》和省委《补充规定》的学习宣传活动。通过县委扩大会、三级干部会、党员培训会、整风整社等多种形式,集中纠正了人们对一些原则问题的错误认识。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每个县选择1到2个公社,若干个生产大队作为调整试点。在试点中严格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明确了生产队和社员的所有权,规定社员个人可以垦荒,对生产队的树木、果园等财产要实行“三包一奖”,宅旁、院内、自留地栽种的树木归社员所有,并规定这种制度将长期不变。为了打消群众顾虑,坚定群众的信心,在试点社、队强调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对平调的物资、劳力等坚决退赔。5月30日,晋东南地委批转省委驻高平工作队关于野川公社南阳大队和城关公社凤和大队平调退赔的两个调查报告,要求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平调社员的财物,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里平调的退赔给哪里,原物在的一定退赔原物,并合理补偿,原物已经丢失或消耗掉的,作价退赔。过去公社和县里非法摊派的各种款项,如基本建设款、文化福利款等,全部退赔给生产队和农民。农民的自留地归农民耕种,可以自由种植各种农作物,别人不得干涉。允许农民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家庭副业,其收入完全归农民个人所有。允许农民将自己剩余的东西拿到集市上买卖。这些规定和措施,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抓好试点的同时,调整工作普遍推开。先是各县对农村人民公社的规模进行了调整。管理区一律改称为生产大队,并适当缩小了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5月,撤销全省最大的高平人民公社,从晋城县划出,恢复高平县建制,并将原13个管理区调整为18个人民公社。至此,境内农村人民公社扩大到105个。1961年下半年,5县根据地委的指示,开展了超包产竞赛活动。县、社、大队领导都被安排到生产队蹲点,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指导生产队调整;将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登记造册,制订奖惩标准,严格实行“三包一奖”制度(即包土地、包耕畜、包农具、优奖劣惩);生产队对社员实行劳动定额和评工记分制度;尊重生产队的管理权限,坚决纠正生产中的瞎指挥,种植什么,种植多少,指标多高,由大队和生产队协商,经社员代表会和社员大会确定,上边派下去的指标一律作废。

  1962年1至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山西省委召开全省六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地认真、坚决、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深刻总结教训,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一切困难。3至5月,地委、县委先后两次召开大会进行认真学习传达,各公社、大队也相继召开会议,对照会议精神检查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全面检讨的基础上,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实行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工作。到1962年底,5县共设114个人民公社,2104个生产大队,11107个生产队。其中,70%的地方将核算下放到生产队,30%仍由大队核算。1963年底,这一比例调整到85%和15%。核算单位下放后,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改变了过去工分一律拉平的计酬办法,实行定额管理,按劳计酬,超产奖励的制度,同时取消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鼓励农民开展农村集市贸易和从事家庭副业,为农民开展多种经营吃了定心丸。在调整各项政策的同时,各县还重点抓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一方面要求基层党组织重视培养基层领导骨干,用党的政策武装干部的头脑,指导各项工作,健全领导核心;另一方面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认真刻苦地学习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努力成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内行。理论、政策宣传要同发展生产相结合,以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改变过去“春天学,夏天松,到了秋后一场空”的状况。同时,加强了基层共青团、妇联、贫代会、民兵等组织的工作。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使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得到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由于各县县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农业和农村工作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巩固。1963年,5县粮食总产量为3.74亿公斤,1964年增加到4.04亿公斤,1965年尽管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3.4亿公斤,比“三年困难时期”平均多4000多万公斤。农业总产值1963年为3.5亿元,1964年增加到4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最高,农民生活也有了明显提高。

  二、基本建设规模和城镇人口的压缩

  “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基本建设战线太长,投资过大。从1958年到1960年,5县每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618万元,到4185万元,再到6029万元,逐年直线攀升。1960年积累率为49%,不仅明显高于全国39.6% 的平均水平,而且也高于全省 48.5%的平均水平。由于开工建设的项目过多,摊子铺得过大,超过了当地财政承受能力,给各县的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压力。

  从1960年后半年开始,晋东南地委、专署和晋城各县委、县人委就意识到,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不仅造成了财产资源极大浪费,而且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下决心关停并转了一批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取消或缓建了一批建设项目。1961年3月,各县撤销了基本建设委员会,将其业务工作合并到计划委员会。7月以后,又相继成立工业精简领导小组,对在“大跃进”期间“一窝蜂”而上的小土炉、小发电厂全部关停,高炉也大部分停产。同时,撤销晋城元庆煤矿筹备处,停建高平王报、刘家庄、晋城川口、北板桥等斜井建设项目。晋城七岭店铁厂、氧化铝厂、高平贺岗铁厂等也因资金、原材料困难陆续停产。1961年,5县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2566万元,比上年减少3463万元。

  1962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及3月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在报告和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基本建设和重工业指标要坚决降下来”,“第一位的问题是增加农业生产,供应吃、穿”,“把材料、设备和人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此后,山西省委、晋东南地委对落实中央指示,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进行了具体安排。晋城等县委、县人委根据中央、省、地的精神,相继制订出各县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整顿工业企业方案,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对一些管理混乱、设备损坏严重、产品质量低劣、效益低下的国有中小型企业进行了坚决的关停并转。1960年,境内国有企业共149个,1961年为85个,到1962年底,精减为71个;二是严格执行中央《农业六十条》关于“公社和生产队一般不办企业,已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应一律停办”的规定,对社队企业进行了大幅度整顿,社队企业由1960年1090个减少至1962年的95个。至1965年,5县社队企业仅剩15个。社队工业总产值由1960年的5468万元降到1962年的1820万元,至1965年降为1507万元;三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5县基本建设投资额在1961年大幅度压缩的基础上,1962年比1961年再减909万元,为1657万元,减幅为64.5%。1963年减至1587万元,至1965年减为1512万元;四是在压缩投资和项目的同时,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重点充实与农业、轻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行业。1962年3月,各县根据中共中央《工业七十条》精神,发出对当前工业生产与交通运输工作的指示,要求:第一,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安排生产;第二,必须保证轻工业与手工业产品等重点产品的生产;第三,严格财务管理,提高资金利用率。由于目标明确,措施得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工作很快收到了明显效果。1962年5县工业总产值完成1.6亿元,比1961年下降20%,其中生产资料产品的产值下降较多,生活资料产品的产值基本持平。在生产资料产品中,钢铁、机械加工、水泥等下降幅度最大,而化肥、农机具、日用品及煤的产量有所上升。积累率从1960年的49%降至1961年的25%,1962年进一步降低到8%。这说明,经济初步出现了协调发展的局面。农、轻、重之间的各种比例逐步达到综合平衡,趋于合理。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55.8%提高到1962年的68.7%,工业产值的比重则由44.2%下降到31.3%,其中重工业所占的比重从32.5%下降到20.2%,轻工业仅下降0.6个百分点。1965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调整为60.2:22.1:17.7。1962年晋城县委在向地委的报告中说:“总起看来,经过一年多来的大精简、大调整、大改组,使工业交通企业的生产逐渐和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相适应,为今后进一步整顿企业,提高生产创造了条件”。

  随着基本建设战线的缩短,作为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重要措施之一,各县大力进行了精简企业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

  在“大跃进”年代,随着基本建设战线的拉长和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的开展,大批农业人口涌入城市。1957年,5县非农业人口为7.1万多人,占总人口的5.9%;1958年增加至10.3万人,比重上升到8.1%;1959年达到13.3万人,所占比重达到10.3% 。1958年5县职工人数由1957年的 2.05 万人增至 2.6 万人,一年增加了5500人。而从1958年到1960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分别为54.24万人、50.09万人、50.02万人,连续3年出现下降,其中农村劳力减少较快,分别为45.10、41.77、41.52万人,分别比1957年减少 2.63、5.96、6.21万人。在农业生产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城镇人口过多,职工人数增加过快,不但加重了农村的负担,而且加剧了城市供应的紧张状况,大大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急剧减少,更加不利于恢复农业生产。因此在缩短工业基本建设战线的同时,精简企业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就成为当务之急。

  从1960年5月开始,晋城各县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首先缩短了占用农村劳力过多的基本建设战线,停办了一些县、社一级的水利、铁路网、钢铁等企事业,精简了一些管理机构。到10月,约有10多万农村劳动力返乡。这种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与肯定,要求各级党委“参考山西的经验……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农业缺乏劳动力的严重状况”。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正式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全国从1961年下半年起,在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使城镇人口的数量降低至1957年的水平。依此,山西省委成立精简领导小组,制定了《山西省精简机构、人员实施方案》,决定全省精简非农业人口50万到60万。晋城5县的精减指标为2.5万至3万人。为了完成精减任务,各县成立精简领导小组,各行各业都制定了精简计划,对城镇人口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各级党组织深入群众,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并帮助返乡职工和家属解决实际困难。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各地的精简力度进一步加大。4月至5月,县委率先垂范,撤销书记处,恢复书记、副书记和常委制,精简了县委工作机构,撤销工业部、财贸部、文教部、农工部、统战部、纪监委等部委。6月,将精简领导小组改成精简委员会,各企事业单位成立精简办公室,本着“早定、多减、快行动、妥善安置”的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抓领导干部的工作,动员他们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1962年底,5县约有数百名干部带着被子、家具,携妻带子奔赴农村,安家落户,同社员一道参加劳动,在群众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其次是积极做好被精简人员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体谅国家的困难,识大体,顾大局,积极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减轻国家负担,加强农业战线,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第三,积极想方设法,解决返乡人员的实际生活困难。规定家属返乡后,在职工中实行假期探亲制度,在商品粮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组织有关部门调拔大批粮食补助返乡人员。第四,要求农村人民公社配合有关部门安排好返乡人员的生活,特别是在住房、饮食以及冬季取暖等问题上进行关照。第五,要求各单位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关心返乡人员,对他们进行慰问,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具体困难。由于制定并实行了上述一系列措施,各县的精简工作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到1962年底,非农业人口降至7.9万人,占总人口的5.9%,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农村劳动力达到51.15万人,比1957年增加3.42万人。1963年,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大规模的压缩和精简任务基本完成。

  从1960年秋季开始,到1962年底结束的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内,5县共减少城镇人口3.93万人,使农村劳动力增加了9.63万人。在精简的过程中,许多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体现了顾全大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在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大批职工和城镇居民克服了重重困难,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为各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通过精简和压缩,从劳动力方面加强了农业战线,有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大批城镇人口回到农村,使粮食和副食品征购量显著减少,减轻了农民负担。对于工业本身来说,通过精简,加强了企业管理,成本支出明显下降,劳动生产率也有较大提高。同时,对于缓和城乡矛盾,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工交、财贸战线的整顿

  “大跃进”年代,由于片面强调数量增长,致使基本建设失控,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1960年12月,晋城等县就生产、生活用煤供不应求的问题向地委报告:有的单位已经断燃,有的最多能燃5天,许多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开工建设的项目过多,急剧增大了用煤需求,滞后的煤炭生产跟不上发展步伐;二是由于种种原因,交通运输能力不足,煤炭运输受阻。面对这种严峻形势,要求加快工业调整、整顿步伐。故而在制订1961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计划增长速度明显回落,与上年相比,工业生产计划降低49%,生铁降低182%,钢材降低160%,发电量降低13.4%。

  1961年初,各县在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关停并转效益低下的煤炭、冶金、建材等企业的同时,加快了日用品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步伐。2月,晋城、阳城县成立手工业管理局,陵川、沁水县在工业局内设手工业管理科,其职责是根据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需要,组织各种生活资料的生产,提高相关产品产量。6月1日,山西省晋城运输公司成立,开始着手缓和紧张的交通运输形势。

  1961年8、9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同时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要求全国所有工业企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会后,晋城各县根据省、地委的指示,认真贯彻落实,成立工业整顿领导小组,以《工业七十条》为指针,对工业企业进行了全面整顿。第一,以整顿企业的生产秩序为重点,从1961年11月到1962年3月,开展了5个月的整顿企业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在企业职工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通过学习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和邓小平的重要报告,对职工进行形势、革命传统、工农联盟和共产主义风格等方面的教育,以保证《工业七十条》的正确贯彻。第二,各县制定了整顿工业企业方案,从确立“五定”、“五保”,建立健全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入手,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所谓“五定”,就是国家对企业实行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人员、机构;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协作关系。“五保”是企业对国家保证产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要求通过实行“五定”、“五保”,把企业的生产条件和义务责任相对固定下来,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和按劳分配,讲求经济效益,同时限制企业党组织对生产工作过多地干预,为企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第三,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开展了清仓核资工作。采取搞试点、经验交流、分类指导、检查验收等步骤,基本上克服了企业过去存在较严重的干部贪污、资金浪费等现象,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1962年12月,晋城等县向地委报告中:今年以来,经过调整、精减、清仓核资、企业整顿等一系列措施,工业交通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改进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盈利企业由去年企业总数的57%上升到70%,提高13%,亏损户由43%下降到30%,盈利金额达600多万元,亏损额110多万元,盈亏相抵后,全年净盈利490余万元。生产秩序逐步走向正常,钢、铁等14种工业产品的成本较计划指标降低。产品质量有了提高,品种有所增加。交通运输的紧张局面得到了有效缓和。

  在工交企业整顿的同时,对财贸工作也进行了调整。首先是调整机构设置,加强领导。1961年11月,各县成立财贸领导小组,不再另设人委财贸党组,其工作由县委财贸领导小组承担。针对当时粮、油、布、肉等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将国营商业与供销社分开,增加商业网点。同时,鼓励发展农村集贸市场,放松放宽对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的政策。1963年,又成立独立的对外贸易公司,形成以外贸机构为主体,工农商配合的格局。到1965年,境内国营商业机构网点达到284个,从业人员3000余人;集体合作商店83个,从业人员408人;供销社164个,职工4037人。另有无经营执照的临时个体商贩1万余人。其次,在执行统购统销的前提下,根据自愿互利、互相支援的精神,对一些产品实行合同定销,放宽政策,搞活流通。1962年2月,南5县参加了晋东南地区召开工商内部物资交流会,工商之间、县与县之间、县与地区之间,在落实生产任务的前提下,主动挂购,签订购销合同2435份,成交总额达4157万元。1965年,境内国营商业零售额达到1735万元。供销社国内纯购进完成4013万元,比1958年增长43.6%;纯销售完成15250万元,比1958年增长29.7%。出口商品收购总值达531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8887万元,比1957年增加3583万元,增长40.4%。再次,从1961年12月至1962年10月,各县财贸单位普遍开展了以反对商品“走后门”为中心,检查商品分配政策,检查商业政策,检查财经纪律的群众性教育运动。通过调整,财贸秩序初步好转,商品增多,价格回落,市场活跃,排队购物现象大为减少,财政金融管理工作得到显著加强。

  在对工交、财贸战线整顿过程中,晋城等县根据“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全党动手,大办农业”的指导思想,把重点放在动员各行各业,尤其是工业对农业进行大力支援上。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0年,5县粮食总产量大幅度下降,减至3.02亿公斤,倒退到10年前的水平,其它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也持续减产。面对农业生产遇到的问题,各行各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农业进行了大力支援。1960年至1962年,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主要是帮助农业战胜困难,恢复生产。首先,工业系统的各个厂矿纷纷抽调干部、职工到农业一线参加劳动,同农民一道共同抗击自然灾害;其次,各工矿企业党组织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顾全大局,切实提高支援农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制订了各方面的支农计划,从产品的生产到销售向农业倾斜。许多企业在自身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组织资金大量生产农业器具,如晋城农机厂生产出大量收割机、脱粒机及各种排灌机械,支援到农村;再次,号召职工和家属充分利用工厂内外的闲地,种粮种菜,养猪养鸡,争取做到自给自足,尽量减轻农业负担。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促进了农业的恢复。1961年,粮食总产量为3.26亿公斤,接近1957年的水平。棉花、油料、蚕茧、蔬菜等也较1960年有所上升,农业生产连续下滑的局面开始扭转。

  1962年,晋城全境再次发生建国以来罕见的自然灾害。晋东南地委向省委报告:“去冬无雪,今春少雨,小麦因旱成灾,秋苗出土不全,缺苗严重。二万亩因旱不能下种,四月小麦受冻,五月大风成灾,六月中旬又连遭雹、洪袭击。雹灾面积之大、范围之广、次数之多、损失之重,为本区十几年来所罕见。雹厚尺余,隔日不化,打得树无叶、地无苗、麦不收、地淤埋,社员悲观失望,干部痛哭流涕”。面对农业严重的困难,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晋城各县根据中央、省、地委的指示,加大了工业支援农业的力度。首先,发出“关于工业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知”,要求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按照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第一位的原则,安排工业部门的工作。为便于组织协调,地委研究决定将分布在各县的专营以上厂矿企业党组织,下放到各县,以县委为主,实行地、县委双重领导。这期间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主要围绕“农业的技术改革”这一根本任务,开展技术支农。成立小农具修造、排灌机械修配指挥部,加强对支农产品、器械的统一生产调拔。将晋城二机厂收归地区农业机械部直接领导,指定为晋东南南部的农机专修厂。1962年至1965年,虽然基本建设投资逐年减少,但用于农业及工业支援农业方面的投资却相对稳定。1963年,5县全部实现通电,农村用电总量75万千瓦时,1964年达到279万千瓦时,1965年达到347万千瓦时,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62年的10342千瓦上升到1965年的14458千瓦。农药产品、化肥的产量也进一步增长,比1949年提高20多倍。同时,许多企业还组织技术工人下乡为农民传授各种农用机械、农药的使用技术,随时解决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针对山区面积广的特点,一些企业还设计生产出一批适合山区耕作的农具。如晋东南专署手工业管理局抽出2名干部、9名工人,组成一个支援农业流动服务队,携带碾米机、磨面机、锄草机,走街串乡,为农民加工服务。1964年1月,在地委召开的工业支援农业会上,对这一做法进行了肯定和推广,很快,全区发展各种流动队52个,建立固定服务点116个,服务内容扩大到小麦脱粒、打井、机器修理等多种。在工业的积极支援下,农业技术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程度明显提高。1965年,5县农村共有拖拉机37台,机引农具66台,中小型水库74座,库容量21546万立方米,灌溉面积发展到近30万亩,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

  在工业对农业进行大力支援的同时,财贸、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各行各业都对农业进行了大力支援。财贸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响应党委号召,把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一方面努力完成农副产品收购任务,另一方面积极想办法购进大量农村急需的工业品,努力满足农业正常生产和农民群众生活的需要。在文化工作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同时积极引导农村开展群众性的业余文化活动,活跃了农民的文化生活,鼓舞了群众斗志。教育方面,1960年10月,5县教育系统参加了地委召开的中学以上学校支援农业现场会,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兼营农业,开办农场的同时,大力支援农业。进一步办好农业中学,1962年5县农业中学和农业班达到数十所,在校学生3000余人,为农村培养了大批生产队长、生产技术员、拖拉机手、电工、教师、会计、统计员、卫生员等各类专门人才。当时,晋城的白水农业中学曾被誉为全晋东南平川地区农业中学的榜样。此外,教育部门还组织干部下乡,利用冬闲举办冬学,开展扫盲活动,引导农民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广大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更是深入农村,住在农户,吃在田头,对土壤、肥料、水质、种子等进行了检测和研究,培育优良品种,并且在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和防治家畜、家禽疾病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编写了一批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通俗读物,向广大农民传授了实用的科学技术。在医疗卫生战线,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送医送药下乡,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各行各业尤其是工业对农业的大力支援,为农业注入了新活力,使“大跃进”以来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得到及时的调整,促进了晋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四、科教文卫战线的调整和甄别平反工作的开展

  (一)科学、教育、文化战线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初,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同时,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和《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对科研、教育、文艺等领域提出了调整的意见和要求。晋城等县根据这些意见和条例,从1961年开始,对科研单位、学校、文艺团体、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调整。

  1961年6月,晋东南专署将体委与教育局、文化与广播局合并,成立体委教育局、文化广播局,并让科协与科委合署办公。6月20日,地委组成以书记处书记郭树森为组长的文教系统精减领导小组。以后,各县根据专署的机构设置,撤并和建立起相应的机构,相继召开科、教、文、卫系统干部职工会议,制订出各系统调整方案。

  教育系统:贯彻学校以教学为主,学生以学习为主的方针,重点调整普通中小学设置和布局,压缩学校规模和非教学职工。对职业中学或各类技工学校全部停办或改为训练班。同时,大力发展农业中学或农业班,提倡开展各种业余教育。到1962年底,5县共有普通中学52所,小学3309所,在校学生24.5万人,与1960年相比,中学减少11所,小学增加295所,在校学生减少2.3万人。共有教职工9761人,比1961年减少864人。

  文化广电系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一线,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1962年,各县将绝大多数文艺表演团体转为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同时,撤销各县的广播电台,文化广电系统共精减职工446人。

  卫生系统:将农村人民公社医院中由国家发给工资的医务人员改为不占国家编制、不领国家工资的职工,国家只发给定额补助。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国营医疗机构的单位全部恢复集体所有制性质。1962年,卫生系统职工由1959年的9239人减至 8690人。

  科研系统:按照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任务进行科技攻关,建立试验田、种子田等各种基地,实行科研与基地相结合。同时,提倡科技人员长期下乡,在劳动中发明创造。此外,体育系统也进行了调整,减少职工330余人。

  通过调整,科教文卫战线的人员虽然减少,但工作质量却得到明显提高。卫生部门的医疗机构精简、压缩了一部分业务水平较低、工作不能胜任的人员,空出的名额以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以及质量较高的医务人员充任。教育部门通过调整,一是建立了以教育为主的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师每周有5/6的时间用于教学;二是加强了对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稳定了师生情绪,整顿了校风校纪,加强了学校管理;三是建立健全了教学工作的规章制度,保证教师的教学工作、学生的成绩考核有章可循;四是加强了后勤保障,充实了教学设备,搞好了师生生活。通过调整,教学质量显著提高。

  由于科研、教育、文艺领域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调整的中心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晋城等县在对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战线进行调整时,严格遵循党对知识分子“政治关怀,工作勉励,生活照顾”的方针,认真按照周恩来总理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以及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卫恒代表省委在全省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的要求,多方面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在政治上,县委多次公开检讨过去几年对知识分子在团结、教育、改造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向广大知识分子做了自我批评。采取措施,积极地为在历次运动中受过错误处理的知识分子平反,对被戴上“白专”或“白旗”帽子的知识分子实行“政治退赔”。在工作上,鼓励知识分子“向前看”,去掉隔阂,加强团结,钻研业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克服工作中的缺点,牢牢掌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多给知识分子以热情鼓励,委以重任,帮助他们搞好工作。在生活上,县委一方面鼓励知识分子努力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在工资待遇、医疗、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照顾。

  对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战线的调整,以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界的工作热情。广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刻苦钻研,努力工作,积极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献计献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为受错误批判的干部、群众甄别平反

  从1957年到1961年初,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晋高阳陵沁在肃反、反右、“拔白旗”、“反右倾”,以及纠正“五风”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多次发生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混淆思想与政治问题界限的错误,对不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应有的批判和处理,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十二条》前后,晋东南地委和各县县委已意识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历次运动中对许多干部、群众的错误批判和处理,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各项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从9月下旬开始,成立“处理右派分子”工作小组,根据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为部分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到1960年底,全区共为405名右派摘掉帽子,占右派分子总数的35%。

  1961年初,在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各县县委开始认真调整政治关系。3月,成立县委审干小组,结合整风整社,开展干部审查工作,旨在加强对公社和厂矿干部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文化教育。沁水县委为开展好这项工作,创造了在人民公社和较大厂矿中设置专职理论教员和文化干事的经验,受到地委的肯定和推广。与此同时,由于“左”倾思想影响的存在,各地在为受错误处理和批判的干部群众甄别平反时,仍存在着不太彻底的问题。如2月6日,地委就受错误处理的干部平反问题曾向省委请示,称“全区共有回避国家补贴制干部107人,不脱产干部3173人,不少地方产生了乱调、乱用、乱换班的错误做法。地委意见,原则上应一律调回原籍工作”(注:回避干部,即在整风中被定为右倾错误的干部)。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明确要求对过去几年中受过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要平反。8月18日,晋东南地委成立由书记处书记刘文山为组长的甄别案件领导小组。随后,晋城等县也相继成立甄别案件领导小组,全面铺开为在历次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截止12月底,5县共为2770名干部和党员进行了甄别,约占应甄别人数的16.4%。

  1962年初,各县在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过程中,县委主要领导代表县委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所犯错误作了深刻检讨,公开向历次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和群众道歉,并表示要采取措施,加快甄别平反进度。4月,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下达后,各县进一步加快了甄别平反工作的步伐。县委主要领导还亲自到一些部门和企业、社、队参加了平反工作会议,当面向受过委屈的干部、群众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体现了党组织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态度。在地、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到1962年7月底,5县共甄别16100余人,占甄别对象的96%。甄别结果,维持原批判处分的占42.2%,改正原结论给予平反的占57.8%。9月以后,山西省委对各县甄别平反工作进行了一次大检查,又慎重地解决了一些遗留问题。到11月底,此项工作基本结束。此外,还为282名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占划右派分子总数的36.6%。

  对受错误批判、处分的干部和群众甄别平反,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群众明确了是非界限,密切了党群关系,党内外民主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第四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和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

  一、“五反”运动的进行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仍存在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0月5日至11月22日,山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和一届十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作为“今后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把当时一些地方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经营方式定性为“单干风”,认为“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是坚持人民公社原来的经营方式,还是“包产到户”之间的争论定性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决定要在全省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省委一届十五次会议后,各地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3年初开始,到1966年5月因“文化大革命”中止,前后历时3年多。以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在城市和农村分头进行,城市的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农村的运动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1965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后,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一律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统一称为“四清”,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政治领域。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决定。3月6日至12日,山西省委召开一届十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讨论提出了全省工交系统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意见。3月15日至19日,晋东南地委召开扩大的全委会议,按照中央、省委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区今后的工作。会议决定,1963年全区各级领导要集中力量搞好两个运动,一是继续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搞好农村的整风整社和县以上单位的“五反”,在城乡普遍深入地开展一个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二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搞好工业、农业生产和商业工作,力争1963年农业有一个较大的丰收,进一步克服困难,争取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会议还对包购、反对修正主义,搞好学习和基层选举等问题作出安排。

  晋东南地委全委会议后,3月22日,地直党政机关首先开展了“五反”运动。首批参加“五反”的18个单位分两个阶段进行,4月中旬以前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具体方法是先集中学习中央、省委有关“五反”运动的指示,接着从领导干部到一般职工都要进行“洗澡”,即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认识。4月中旬以后转入第二阶段,主要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坦白、检举、揭发高潮。通过群众性的摆事实,讲道理,同干部中存在的资产阶级腐朽习气,特别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开展坚决的斗争。然后对存在问题的干部进行“三定”,定事实,定时间,定性质,根据每个干部存在的不同问题,进行阶级斗争教育补课,系统整改,总结教育。通过一系列步骤,到8月10日,地直机关“五反”告一段落,经落实定案,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51人,其中贪污1000至5000元的4人,5000元至10000元的1人,10000元以上的1人。

  7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地级机关“五反”快结束时,晋高阳陵沁5县县级机关的“五反”运动同时开始。由于县级机关担负着指导公社和大队“四清”的任务,所以,省、地委对县一级的“五反”特别重视,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具体安排和指导。确定了“县是‘五反’和‘四清’的会合点,县里的‘五反’搞好了,就给‘四清’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强调县级的“五反”一定要搞好、搞透、不乱、不漏,在时间上又要比省、地两级快一些。县级“五反”要“向一切损害社会主义利益的现象,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和行为,一切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进行斗争”。①中心是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遵照省、地委指示,5县相继成立增产节约、“五反”运动领导组,设立“五反”总办公室,统一领导各县的“五反”运动。领导组之下,分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卫生四大口,成立各口“五反”指导小组,负责本系统各单位的“五反”运动。在具体方法上,也同省、地委机关一样,采取学习文件、进行“洗澡”、发动群众提意见、落实“三定”、全面整顿、总结教育等步骤。从1963年冬到1964年春,5县约940个单位、3.8万名干部、职工参加了“五反”运动,经落实,有贪污盗窃行为的840人,贪污盗窃金额约80余万元;有投机倒把行为的264人。1964年2月5日至11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对县级“五反”运动进行了初步总结。要求县级“五反”要按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工业企业“五反”任务的指示和省委“五反”领导组长会议的精神,一方面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情绪;另一方面从现在起,有组织、有领导地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各地广大党员和职工中,开展以学习中央指示为纲,学解放军、学大庆、克服官僚主义、实现革命化的运动;同时要学习外地经验,继续开展五好干部、五好职工生产竞赛,以及一带二、比学赶帮运动。

  1964年4月至10月,各县利用农忙季节农村“四清”暂时放慢的时机,集中在县营厂矿、财贸、城镇街道、文教卫生等单位开展了“五反”运动。厂矿的“五反”主要以开展增产节约、反对浪费运动为中心,共收到职工意见30000余条。企业之间开展了五好竞赛活动,较好地发挥了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促进了领导干部作风的改进。财贸战线在“五反”运动中,重点开展了整顿市场、登记发证、取缔投机倒把以及打击卜命算卦等封建迷信活动。如晋城县城关根据“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进行了登记发证、取缔无证商贩的工作,到1964年初,熟食、肉食业已全被国营商业占领。教育方面,数千名中小学教师利用这年暑假参加了“五反”集训。此外,5县还对数万名城镇居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登记。

  这一时期的“五反”运动,重点在经济领域进行。运动中揭发出一些问题,纠正了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弊端。经过“五反”运动,各级党政机关和各条战线的工作面貌有所改善。运动中虽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办法,逐个检讨、逐个审查、逐个过滤、人人过关,个别地方还存在打人、体罚等过火作法,产生了消极后果。但总的来讲,由于地、县委尽量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偏激行为,减少了一些损失。运动开始时,就反复强调“三宽三严”政策,即过去从宽,现在从严;坦白从宽,隐瞒从严;退赃从宽,不退从严。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加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方法,绝不允许有打人、体罚等粗暴的行为”。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指示精神,各级还实行了“三允许”政策,即允许犯错误者进行申辩或别人代为申辩;允许犯错误者补充交代问题或修正原来交待的事实;允许拿出证据推翻原案或保留意见。这些措施和政策的实行,缩小了打击面,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据5县的统计,经过反复落实,最后被定为有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行为的仅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2% 和0.7%。

  在“五反”运动中,各县严格按照省、地的要求,努力做到“五反”、生产双胜利。即使在县委干部“洗澡”后,也抽出部分人员,抓好日常生产,做到“五反”生产两兼顾。同时,要求工商、文教单位都要做到“五反”、工作两不误,运动再紧张也不能影响增产节约,不能影响教学。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指导原则,“五反”运动中各地的经济工作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但是,从整体上看,“五反”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首先,各级党组织对基层的状况做了脱离实际的估计,夸大了阶级斗争,把打击的目标由经济领域扩大到思想政治领域,把一些观点不同的人误认为阶级敌人。甚至认为“越是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越是小型企事业单位,问题越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县派出工作组,配合省、地委派来的工作组,在各单位的“五反”中无限上纲上线,甚至在一些单位开展了“夺权”斗争,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使得许多好人或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受到了打击。其次,在对城镇居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党组织同样不切实际地认为:“城市街道情况复杂,问题很多,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逃亡地主、流氓、无赖等兴风作浪,乌烟瘴气。严格说来,有些城市街道的阵地,社会主义尚未占领”。据此,各县专门抽调骨干,组成工作组,在社会主义教育中重划阶级成份,使许多城镇居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第三,在“五反”运动中,一些兢兢业业从事技术业务的骨干被认为是对阶级斗争“麻木不仁,嗅觉不足”,受到批判,还有的县把抓生产的好作风当成官僚主义加以批判。致使领导干部不敢放手抓生产,技术人员不敢大胆搞业务,使经济工作受到了影响。

  二、“四清”运动的开展

  在城镇进行“五反”运动的同时,在广大乡村则开展了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产、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1962年11月22日至1963年1月5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历时40余天的县委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公社、生产大队、部分生产队以及军队大尉以上党员干部,共32000余人。会议集中传达贯彻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省委一届十五次全会精神,重点学习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决定在全区农村开展一次以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为主要内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整风整社运动。会上,晋东南地委成立了整风整社领导组及办公室。随后,各县纷纷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层层进行了传达贯彻,并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建立相应的机构,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4月,整风整社全面铺开。

  这次整风整社的主要内容,一是大力宣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省委一届十五次全会精神,突出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判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晋东南是老区,没有阶级斗争”的看法。采取大会辩论、家户访问等形式,到1963年2月,5县90%以上的生产大队和95%以上的农民接受了教育;二是针对农村中存在的所谓“单干”倾向,对农村干部和农民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重点是发动和依靠贫下中农,建立贫下中农组织,树立贫下中农优势。85%以上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均成立起贫下中农委员会或贫下中农代表小组;三是落实勤俭办社的5项基本要求:农活质量好、合理使用资金、干部参加劳动、改变穷队、困难队面貌、实现分配兑现,安排了今后生产和“四清”任务。为了搞好这次整风整社,5县县委训练了大批干部、党员、共青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同时从县、公社机关抽调数千名干部,组成农村工作组,深入到生产队,采用蹲点的方法帮助农村党支部开展运动,并要求农村干部和全体下乡干部,带头树立学习风、劳动风、勤俭节约风、民主作风、提高做活质量风和落实风。

  在整风整社过程中,由于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些地方出现了捆绑、揪斗、批判干部群众的过激行为,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干部自杀现象。据当时晋东南9个县统计,共发生捆绑、揪斗、自杀事件36起,涉及42人,其中仅晋城一县就发生这类事件18起,多名干部自杀,占到整个晋东南地区的一半。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指出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依靠贫下中农开展“四清”运动。6月25至7月23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根据《前十条》精神,检查和重新部署了农村的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要求各县利用当前农村已进入农忙季节,不宜开展大规模运动的时机,抓紧进行公社一级的“四清”运动。指出“公社一级必须认真搞‘四清’,而且必须由上级派较强的工作组帮助他们搞”。强调“公社不清,生产队也难以清彻底”。7月下旬,5县按照地委的部署,很快成立了“四清”领导组,抽调骨干力量组成工作队,进驻到各个公社。同时,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吸收贫下中农代表参加,通过学文件、揭盖子、放包袱、查上当、找危害等形式,给干部“洗澡”,提意见。并要求各级党政一把手要亲自到公社蹲点,并由公社党委统一领导公社的“四清”。

  公社的“四清”运动主要围绕5方面内容进行:一是通过举行人民公社建立5周年庆祝活动,对党内外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二是通过查帐目、查仓库、查工分、查财务,实行三定退赔,彻底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三是要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并定期进行检查、公布;四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实行专政;五是通过讲家史、村史、社史忆苦思甜,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如高平县文化馆将该县乔村村史、社史编成连环画,在全县机关、厂矿、学校、农村流动展出,反映很好。“四清”过程中,各公社干部与群众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破除机关化作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社干部的领导作风,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1963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晋东南地委书记赵军的陪同下,来高平、陵川等地视察。先后参观了高平城关市场、高平丝织厂、长平古战场、米山保健站、陵川太行第一山,并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焦元富、董小苏和全国养羊专家宁华堂等亲切交谈。视察结束时,李雪峰召集当地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举行座谈,指示公社“四清”不仅要搞深搞透,还要为生产队的“四清”提供经验。在公社“四清”的同时,可以在一些生产大队进行试点,积累经验。根据这一指示,有近20%的生产大队同时开始了“四清”。

  正当公社一级“四清”进行时,1963年11月,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对全国的“四清”运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此后,5县掀起一个学习宣传贯彻“双十条”(《前十条》和《后十条》)的高潮。各县 集中培训了近20万名宣讲员,实行“七定”,即定宣讲地点、定领导、定成员、定方法、定质量、定宣传组、定时间。宣讲员深入社队,以农村民校为基本阵地,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首先训练大队干部、党团骨干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其次在群众中广泛宣讲,做到家喻户晓。再次是联系农村实际深入宣传,提高宣传效果。针对一些老、弱、病、残、孕妇、饲养员、外出人员等,由支委包干组织,宣讲员送课上门,分头补课。宣讲过程中,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晋东南专署专员张行夫等亲自带领宣讲队来到各县宣讲,使“双十条”真正做到了妇孺皆知,不留死角。宣讲中,各县还与正在进行的公社“四清”实行三次结合。一次是面上宣传《前十条》和公社干部学文件、揭盖子、“洗澡”相结合;二次是面上讲《后十条》和公社四清四查、公布财务、三定退赔相结合;三次是公社整改与举行代表会相结合。经过这些步骤,社员给公社干部提出意见15万条,给大、小队干部提出意见近10万条,较好解决了社队干部存在的“四不清”和违法乱纪现象。

  按照地委原来的要求,公社“四清”应在1963年收秋前基本结束,后由于部分生产队也开始搞“四清”,战线拉长。加上大规模宣讲“双十条”的需要,公社的“四清”被推迟到1964年春耕前才基本结束。

  在公社“四清”的同时,各县的生产队“四清”试点也探索出了一些经验。陵川县后山大队结合“四清”运动,对党支部进行了整顿,作出了党要管党决定,建立健全了党支部的各项制度,使党内外干部群众“定期洗温水澡”经常化。他们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积极领导群众开展运动,并在运动中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等方面创造出不少好经验。1963年9月,山西省委以“农村党支部的一面光辉旗帜”为题转发了对后山大队党支部工作的调查报告。同月23日,《山西日报》整版刊登了“后山支部的工作经验”,并配发“向后山支部学习”的社论。1964年春,晋东南地委在陵川召开组织工作现场会议,作出《关于在全区党的基层组织中学习后山支部活动的决定》。7月2日,《山西日报》报道了各地参观、学习后山支部的活动情况,同时发表了《继续推广后山支部经验,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社论。高平县秋子大队会计赵长保,刻苦钻研业务,工作认真负责,收支帐目与财务管理井然有序,十几年来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账目从无差错,被群众誉为“铁算盘”。1963年冬,工作组在该村“四清”时,经过一冬一春的内查外调,竟找不出他一点毛病。1964年5月9日,晋东南地委作出决定,号召各级会计“向他学习,向他看齐”,学习他忘我工作,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的革命精神。晋城县中山大队党支部在“四清”中,把培养革命接班人作为重点,在“选苗”上,采取一摸、二访、三核定。在培养方法上采取“各职带各职”。在思想工作中,除加强经常性思想教育和具体帮助外,还建立了“一会”、“两簿”、“一评比”制度。成批的后起之秀很快得到成长,充实了领导班子,改变了工作面貌。7月13日,《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做作了详细报道,并配发了《编者按》。晋城县浪井村把整顿、纯洁民兵组织的工作纳入“四清”运动的轨道,充分发挥了民兵在生产、生活中的排头兵作用。1964年4月,山西省人民武装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学习晋城县浪井民兵营的号召》,《山西日报》同时发表了《浪井儿女爱武装》长篇通讯和《党支部一定要把民兵工作抓起来》的社论。沁水县把重点放在培养贫下中农下一代上,一年时间先后办起26所半农半读的农村小学,使16周岁以下的600多名贫下中农子弟得到了学习机会。《山西日报》10月19日对此作了报道。上述做法和经验,为以后农村大面积的“四清”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1964年4月15日至24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根据公社的“四清”运动即将结束的情况,讨论、起草了搞好“四清”运动的验收标准,并开始将运动的重点转移到生产大队上,为此重新修订了大队“四清”规划。决定从1964年起,利用3个冬春季节,分期分批进行生产大队的“四清”,预计生产大队的“四清”大约在1966年冬至1967年春完成。

  按照地委的部署,从1963年4月上旬起,5县约200个生产大队首批开始“四清”,占到5县大队总数的10%。从县、公社抽调干部1200多名充当工作队员,每个大队平均6人。5月底以前,各县普遍召开了有工作队员、公社党委书记、县直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认真学习讨论中央、省、地委有关“四清”运动的文件和指示,整顿和培训工作队。会议要求90%的公社党委书记要到生产队蹲点,参加集体劳动和“四清”。会后,随着各级工作队下乡进村,大队干部开始与群众见面,进入“洗澡”阶段。同时,发动群众背靠背给大队干部提意见。到6月中旬,首批参加“四清”的大队初步清出集体和个人约140万元的经济问题,平均每个大队6000余元。其中,个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问题总值约为30万元。经过退赔和整改,首批大队的“四清”到8月20日左右告一段落。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对《后十条》做了重要修改,发布了《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农村的形势做出了更加严重的估计,认为许多地方农村党支部已经无力领导“四清”运动,整个运动要由工作队领导,并规定了“四清”是否搞得好的6条标准:第一,贫下中农是否发动起来了;第二,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了;第三,干部是否参加了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否建立起来了;第五,发现坏分子破坏,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批判;第六,当地生产是否增加。

  根据《后十条(修正草案)》,省、地委对全省、全区的“四清”运动重新进行了部署和调整,决定实行点面结合的方法,确定一批“四清”重点县,抽调大批干部,到重点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此,1964年后半年,晋城等5县相继组成“四清”工作队,由主要领导带队,到长子、屯留、襄垣、沁县等县帮助搞“四清”。未抽调的干部,分成两组,大部分到本地农村蹲点,帮助生产队开展“四清”运动,少部分负责面上的工作。

  1964年12月12日至30日,5县相继召开4级干部会议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各级贫下中农代表协会,对下放集体牲畜、包产到户、干部修房、私养牲畜、雇佣剥削、副业大包干、干部超种自留地等做法进行了揭发和批判,这标志着农村大面积的“四清”运动开始。参加这批运动的生产大队达1700余个,占大队总数的81%。整个运动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清工、清欠为中心,大造声势,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通过揭盖子、放包袱,帮助干部“洗澡”;第二阶段,各级工作队(组)进村,一面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寒组织阶级队伍,一面召开全体党员、团员、贫下中农代表、积极分子、群众等大会,进行全面动员,组织群众背靠背提意见,干部面对面“洗澡”;第三阶段,对群众提的意见和干部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落实,并及时组织退赔、处理;第四阶段,整顿基层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发动生产高潮。这一时期“四清”运动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围绕思想、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对“四不清”问题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兴无灭资,申张正气,刹住一切不清的歪风。并且按照地委下发的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指示,加强了党支部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各项工作之首;二是对大小队干部普遍进行了不准多吃多占、不准铺张浪费、不准挪用公款、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投机倒把、不准放高利贷、不准打骂群众、不准违法乱纪的“八不准”教育。在参加“洗澡”的5万多大队干部中,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多达4万余人,占干部总数的80%以上。经过教育,多数干部带头退赔清欠,并作了深刻检查;三是坚决取缔了巫婆、神汉、测字算命者、阴阳先生进行的封建迷信活动;四是开展了以“五好社员”、“五好干部”为中心的劳动竞赛活动。运动中,特别重视发挥贫下中农的作用,90%以上的生产队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并举办贫下中农讲习所,兴办冬学、民校,对农民进行业余教育,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1964年12月30日,晋东南地委批转了省、地委宣传部工作组《关于晋城县委举办贫下中农讲习所第一期训练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县务必加强对贫下中农讲习所的领导,尽快健全领导班子,使以贫下中农讲习所为中心的冬学运动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运动后期,在认真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进行组织清理的同时,将一大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选拔到领导岗位。据统计,这时期5县约调整了8000多名不称职的干部,占大小队干部总数的16%。通过“四清”,教育了农村基层广大干部和群众,党的基层组织基础更为巩固。但也应当指出,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许多基层干部在这一时期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打击。在重划阶级成分的过程中,少数群众也受到错误的对待和处理。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在纠正1964年冬农村“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加“左”的观点。此后,“四清”运动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思想政治领域。

  2月9日至20日,晋东南地委召开了有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对《二十三条》进行了学习传达,并开始对前一阶段的“四清”运动进行检查总结。会议认为,“四清”运动开展以来,多数地方成绩是主要的,一是组织了阶级队伍,使党有了一支可以信赖的依靠力量;二是领导作风大为改观,促进了机关革命化;三是解决了一批基层多年不易解决的问题,比如,真正把救济粮、款、物发到了贫下中农、困难户手中;四是对广大基层干部进行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解决了“四不清”问题;五是发动国家干部职工带头归还生产队欠款;六是91.7%的核算单位都实现了分配兑现;七是查出了一批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四类分子”,健全了部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会议认为,由于对基层干部缺乏全面的历史的分析,扩大了打击面,“四清”运动中停职、撤职的干部多了一点,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在会上,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作了重要指示。会议根据《二十三条》精神和省委领导的指示,对今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新的部署。

  按照地委的部署,1965年3月至4月,晋城等县结合当地实际,以突出政治为中心,对各项工作进行了新安排。

  在工交方面,提出要大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促生产的高潮;要继续深入贯彻《二十三条》,狠抓干部参加劳动,认真推行“三定一顶”的劳动制度(“三定一顶”:即干部参加劳动要固定时间、固定岗位、固定职责,在实际工作中能顶替班组的定员,象普通劳动者那样参加劳动);要狠抓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努力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劳动效率;要大力支援农业,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要进行企业管理革命,精减管理机构,减少多余人员。

  在财贸方面,要求下功夫抓好“三落实”,以政治促生产,促效益。首先,落实学习毛主席著作,规定学习时间基层每周不少于4小时,并把学毛著作为生活会、评比、提拔干部的主要内容。其次,落实政治机构和政工人员。县农行、粮食、商业、供销设政治办公室,配3至5人。人行、税务公司、经理部配专职指导员。外贸、财政配兼职指导员。基层供销社、农村营业所配专职指导员。粮站、税务所、人行办事处等单位,10人以上的一般配专职指导员,10人以下的有条件的话也要配专职指导员,或至少配兼职指导员。再次,落实政治工作。规定每天不少于1小时专门用于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以党课、阶级教育、方针政策时事讲解为主,以党支部为核心,开展学习互动,思想互助。

  在文教卫生方面,大力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和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办学方向,提倡走自力更生、勤工俭学的道路。同时,强调“四清”运动“不要扩到教育质量、教学观点、医疗事故等问题上”。广大文艺、科技、医疗卫生工作者响应党组织号召,积极开展文化、科技、医疗保健送下乡活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如1965年6月12日《山西日报》报道:晋城县文化工作队的十几名队员,挑着行李,挂着背包,带着乐器、幻灯、图片,不畏风霜雨雪,爬山涉水,先后到27个公社、113个大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当然在具体执行上述措施时,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影响,也出现了夸大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倾向,对一些人和事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给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是把一些基本正确的东西当成了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如把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当成了封建糟粕;把学校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当成是忽视阶级斗争;把一些人努力学习技术、钻研业务当成走“白专”道路;把城镇一些地方举办舞会看成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把吸收西方文化精华斥之为“崇洋媚外”。结果导致在思想文化工作者中间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文化气氛的活跃。

  在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按照省委“关于系统地建立农村政治工作的指示”,立即组织干部、党员、群众团体、贫下中农,积极参加宣传活动,营造大搞政治思想工作的气氛。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一律改为政治工作员,专门做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健全县、社两级政治领导机构及班子,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迅速推广试点的经验。要求农村广泛学习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着重从学习毛选抓起,开展争当“五好社员”、“五好干部”活动,并组织社员过“五好日”、“生活会”,以此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1965年6月中下旬,5县相继召开第四次党代会(沁水为第五次)。各县委以突出政治为中心,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并通过加强政治工作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决议。会后,将农村工作部和工业交通部分别改为农村政治部、工业交通政治部。7月3日至14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农村基层组织政治工作会议,专门就突出政治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问题,以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领导机关革命化问题,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会议强调,必须把政治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成为一切工作的统帅和灵魂;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发扬三大作风,坚持五项制度;深入开展机关干部革命化运动。地、县委会议还着重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提出要“把斗争锋芒指向党内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提出了“四清”运动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一是坚持“四清”工作的6条标准,继续贯彻《二十三条》;二是坚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分期分批完成 运动;三是坚持对基层单位分类排队,分类指导;四是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启发干部自觉革命;五是要求各级党组织既要坚持蹲点,又要加强面上的领导。8月下旬,各县都将县级班子一分为三,一部分组成农村“四清”领导组,一部分组成城市“四清”领导组,另一部分组成面上工作领导组,重新组织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工厂、机关、学校,大规模地宣讲《二十三条》。1965年冬,正当各地“四清”运动转入三定退赔、清理阶级成份、重建领导核心等项工作之际,山西省委又发出新的指示,认为“县、社两级‘四清’,过去搞过一次,当时主要是经济问题,效果不小,但是不完全彻底,现在看,县、社党政机关更主要的应放在思想、工作作风、领导方法的革命化方面”。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县、社两级前一段的“四清”运动。各县在传达学习省委的指示时,也认为“对于过去县级‘五反’、社级‘四清’的成果决不可高估。对于县、社两级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情况决不可低估”。根据这样的认识,决定“一定要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搞好县、社‘四清’”。此后,各地的“四清”运动就主要围绕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开展对资本主义大批判进行。规定县、社机关每周三、五上午为法定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间,多次召开各条战线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交流学习体会和经验,并将是否学好毛著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1966年4月30日,晋东南地委作出了《关于在全区推广晋城县鲁村公社河底团支部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的决定》。接着又发出《关于在城乡“四清”运动中联合作战夹击资本主义的通知》,农村开始组织群众把过去实行的副业大包干等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批判。在城镇开展“一反三查”运动(反浪费、查材料、查设备、查资金)的同时,又先后发出学习王杰、学习焦裕禄的通知,掀起一场全民性学习王杰、焦裕禄活动。

  按照各县的安排,“四清”仍是1966年工作的重点。但是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已处于新的政治运动的前夕。1966年5月,“四清”运动终于被“文化大革命”所取代。

  不可否认,“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对于现在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缺陷,对于打击贪污盗窃及封建迷信活动,整肃社会风气,对于干部参加劳动,改变机关工作作风,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四清”与“五反”一样,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首先,在运动初期,各级党组织对城乡阶级斗争形势做了严重的估计,认为这时的“阶级斗争,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广泛得多,复杂得多,艰巨得多。它不仅反映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而且还反映在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由此片面地认为,农村多数基层干部都有问题,结果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使许多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错误的处理。同时,还把一些地区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与没有彻底开展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认为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集中力量开展对敌斗争,夺回领导权,就能改变落后面貌。对运动的性质同样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问题,“是土改以来,一次大规模的贯彻阶级路线的实践”。

  其次,在“四清”运动中,各地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体罚干部、斗争过火的现象。一些工作队员作风粗暴,命令受审查的干部站板凳,有的还动手打人,个别地方出现干部自杀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三,把干部和群众为发展农业生产而进行的一些积极探索当成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把“包产到户”、“生产到组”等经营方式都当成资本主义,把一些农民搞贩运当成“弃农经商”、“不务正业”,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发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

  60年代初,各条战线经过调整,晋城等县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主要是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一五”期末的水平,工业结构不平衡,产品质量差,生产效率低,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因此,根据中央、省、地委指示,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按照“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精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紧紧围绕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基础工业,从进一步压缩和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入手,努力降低积累率,改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积极进行综合平衡,促进、协调、改善工农业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大力增产市场和人民必须的消费品。

  在农业方面,以贯彻《农业六十条》为基础,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扶持。1963年2月,各县制订出《1963年农业生产计划的意见》,提出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各种经济作物,争取粮、棉、麻、油等农作物全面丰收,农、林、物、副、渔全面发展。为此,对农业的投资和贷款逐年增加,调整了棉花、生猪、麻皮等农产品的购留比例,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价格,农业税也有所降低。这一系列政策的实行,激发了各地农业生产的积极性。1963年底,陵川黑山底大队、晋城浪井大队、巴公大队、高平建南大队作为玉米丰产标兵,沁水苏庄大队、豆庄大队、阳城南关大队作为棉花丰产单位,陵川石头大队作为麻皮生产先进受到晋东南地委、专署的表彰。尤其是陵川黑山底大队,从1962年到1964年,连续实现了高产稳产。1962年亩产粮食245公斤,较1961年增加70公斤,1963年、1964年亩产分别上升到283公斤和327公斤。1965年3月3日《山西日报》以“高产区乘胜前进,全面发展”为通栏标题,报道了黑山底大队夺取高产稳产的经验。

  1964年2月,晋东南地委确定了全区15面高产红旗单位,晋城城关公社、秦庄大队、巴公大队、陵川黑山底大队名列其中。各县按照地委的部署,开展了外学大寨、内学黑山底的比、学、赶、帮运动。运动采取全区分类,各找对手,“一带二,一片红”的形式,以贯彻中央增产节约、开展“双五好”评比为主要内容。9月,5县组织近千名县、社、队三级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推动了农业生产进一步调整与发展。1965年3月,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大会上,晋城巴公大队、浪井大队、陵川黑山底大队、高平建南大队、阳城南关大队、沁水高庄大队受到表彰奖励。在农业结构调整方面,也取得一些成绩。阳城县委大力发展桑树、扩大养蚕事业的作法于1965年4月9日被《山西日报》报道。同年6月下旬,国家农业部在沁水县端氏公社召开北方8省、市蚕桑生产现场会,肯定了端氏公社蚕桑生产的先进经验。在1966年4月中央召开的全国蚕茧工作会议上,端氏被确定为北方地区发展蚕桑生产的样板。1965年7月20日,《山西日报》刊登了沁水县发展多种经营的经验。指出沁水县现有55万亩林木,每户平均14亩;各种木材树、干果树、水果树、桑树927万株,每户平均210株;大牲畜、羊、猪不断增加,所有生产大队都办起了各种作坊,因地制宜开辟了各种副业门路,改变了农副业集体经济收入比例。1964年,全县仅多种经营收入达632万元,占农业收入的60.9%,平均每人收入33.3元。《山西日报》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就沁水经验发表的题为“不仅为了找零花钱”的社论。

  在工业方面,1963年初,各县相继制定了工业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计划,4月至5月,开展了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努力降低消耗和成本,增加利润总额。同时,坚决贯彻中央、省委“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方针,按照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第一位的原则,调整工业布局。4月1日至3日,5县地方国营厂矿企业负责人到潞安矿务局石圪节煤矿进行参观学习,重点学习了石圪节煤矿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的精神;干部参加劳动,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没有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依靠老工人,通过老工人的言行教育新工人的工作方法;坚持阶级路线教育,处处以思想工作第一;企业管理科学、细微、严格;执行制度认真,贯彻始终。之后,在工业方面开展了外学大庆、内学石圪节的群众性比学赶帮运动。企业之间以大庆、石圪节为榜样,通过“三摆”(摆成绩、摆进步、摆经验)、“三找”(找缺点、找差距、找措施),展开了“五好”竞赛。5月,晋城氮肥厂(巴公化肥厂前身)开始筹建,这是山西省最早的一个小氮肥企业,年设计能力为5000吨合成氨。8月18日至27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工业交通会议,着重讨论企业开展“五好”竞赛运动、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改进领导作风等问题。会议强调必须把以“五好”为目标的比学赶帮运动当成工业交通企业的中心工作,要把竞赛运动的条件与安排落到实处。企业领导干部应深入蹲点与群众实行三同,认真推行“三定一顶”劳动制度。会议还决定对全区工业、手工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企业布局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整。会后,各县先后成立了工交系统五好竞赛领导组,工业、手工业调整领导组以及工业和财贸支援农业领导组,负责工业生产及企业布局、生产规模、产品方向、人员、设备等方面的调整工作。

  1965年1月6日至13日,晋东南地区经委召开全区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山区建设会议,提出了工业支援农业的几项任务:一是继续改进推广深耕犁、深翻铣、中耕耘锄、喷雾器等生产急需的农具;二是要对农田基本建设所需的开山、挖土、起重、搬运以及平、整、耧、耙、施肥等机具进一步革新、试制和生产;三是进一步改制和推广碾米机、磨粉机、切脱机;四是改革农村运输工具,力争达到车子化、胶轮化、轴承化,逐步消灭人担、人背、牲口驼等现象;五是根据农、林、牧、副、渔发展的具体情况和不同要求,在各种专用机具上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试制工作,提高小农具质量,降低售价;六是继续做好经常性的修理工作。3月下旬,地委和晋城等县委先后召开工交工作会议,确定1965年工业生产要加强三方面工作:一是要狠抓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 二要大力支援农业,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挖掘潜力,提高效率,增加盈利;三要进行企业管理革命,精减管理机构和非生产人员,在一些厂矿单位,还试行了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充分利用农闲时节的剩余劳力,收到了企业增产不增人的效果。

  在财贸方面,1963年初,各县制订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集市贸易管理的意见》,有限的松动了以前统得过死的做法。规定:粮食、油料在完成国家统购换购任务后,经县级有关部门批准,供销社可以议价收购;棉花、土布一律不准进入集市贸易;对外来的饮食业小商贩一律取缔;严禁贩运工业品;禁止卜命、算卦、游医、卖假药者进入市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一律不准经营商业;整顿市场,登记发证,取缔投机倒把活动;同时允许农民将个人多余的粮、果、菜拿到集市上出售。1964年4月至7月,5县县委先后建立财贸政治部,加强了对财贸工作的领导。此后,财贸工作重点转移到支援农业,围绕农业生产运转等方面。各县供销社都成立了多种经营办公室,有领导、有计划地扶持农业生产,主要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及时供应抗旱、救灾、春耕、三夏、三秋等生产物资,并负责产品的销售。1964年以后,又规定每年从利润留成中提取15%的资金用于扶持发展农村副业生产。银行方面,提出“控制投资,加强调剂,开源节流,争取当年平衡”的方针,从1963年到1965年,工业贷款逐年减少,农业贷款保持低位增长。1965年,5县农业贷款余额为771.9 万元,比1961年仅增加14.3万元。

  从1961年3月到1966年5月,晋高阳陵沁人民在省、地、县委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经过5年多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由1960年的55.8:11.7:32.5改变为1965年的60.7:12.4:26.9。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业内部的各种关系得到了初步协调。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有所加强,绝大多数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得到填平补齐,设备损坏和失修的状况开始扭转。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趋向合理,市场供应状况显著改善,财政收入稳步增长。1965年,5县地方财政收入为2578万元,比1962年净增570万元。整个经济形势出现了稳定、协调、全面发展的态势,到此,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胜利完成。这次调整的主要成绩是:

  工业产值和产品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1965年境内工业总产值达2.27亿元,比1962年增加6900万,增长43.7%,仅次于1960年,创第二个历史新高。其中,轻工业产值5389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工业产品1965年与1962年相比,原煤由181.5万吨增长到332.6万吨,增长83.3%;发电量由2999万千瓦时增长到4354万千瓦时,增长45.2%;水泥由0.7万吨增至1.5万吨,增长1倍多;缫丝由18吨增至38吨,增长1倍多;结束了境内不能生产化肥的历史,共生产化肥100吨。而生铁和铁铸管的产量则明显下降,分别由17000吨、1655吨下降到7000吨、1429吨。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1964年,5县粮食总产量达4.04亿公斤,农业实现总产值1.27亿元,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1965年,虽然境内发生大面积灾荒,粮食总产量降至3.39亿公斤,但由于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实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业总产值仍实现1.07亿元,接近1962年1.1亿元的水平。其中,小麦总产量7332万公斤,棉花总产量277万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分别比1962年净增2797万公斤、195万公斤。油料总产量351.5万公斤,比1962年净增76万公斤。其它农牧产品1965年与1962年相比,大牲畜由17.06万头增至19.13万头,增长12.1%;生猪存栏由7.75万头增至27.94万头,增长2.6倍;肉类总产量由72.7万公斤增至246.3万公斤,增长2.3倍;禽蛋总产量由144.8万公斤增至200.6万公斤,增长38.5%;蚕茧产量由56万公斤增至78.1万公斤,增长39.4%;水果总产量由2028万公斤增至2561万公斤,增长26.3%。

  物价趋于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基本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中摆脱出来。1965年,境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8887万元,比1962年增长9.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017万元,基本同1962年持平,高价商品改成了平价,集市贸易价格已基本接近国家牌价,人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

  从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这10年,尽管指导思想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左”的错误,各县县委在贯彻执行中央、省委路线、方针、政策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尤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超越了当时实际的可能,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给各地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损失,致使国民经济发生了三年严重的困难。但从总体上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那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各县经济文化建设诸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在历次运动中,尽管许多干部、群众有时想不通,但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表现出了对党组织的极大信任,以满腔热情参加了各项整风整社或生产竞赛运动。如1966年2月至5月,因受到错误打击而贬任山西省副省长的黄克诚到高平下乡蹲点,恰遇大旱。他足迹踏遍高平23个公社400多个生产大队,与当地干部、群众商讨抗旱对策,并亲自查找水源,到水利工程工地实地考察。在他的带动下,高平县迅速掀起了一个群众性打土井高潮,队队挖土井,户户出劳力,从平川到山区,到处是打井的人群。共出动劳力近50000人次,打井8000多眼,见水5300多眼,增加水地约20000亩,相当于建国后16年水地总面积的25%。正是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充分发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所以,这一时期尽管各县遭遇了种种天灾和人祸,最终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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