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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运动及“文革”后的两年徘徊
党史
2011年06月16日 15:58:05    来源:晋城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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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十年“文化大革命”,晋高阳陵沁5县由于受全国造反夺权的影响和派性的干扰,国民经济受到了相当损失,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极为复杂混乱的情况下,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5县广大党员和群众,始终坚信党的领导,特别是在恢复党的各级组织之后,晋城地区的“五小”工业发展很快,并做出了突出成绩。横跨“文化大革命”、历时14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走过“大批促大干”的弯路,但却留下了许多泽及后世的农田水利工程。两年徘徊期间,5县的经济建设努力克服极“左”思想的影响,艰难的迈出了改革开放最初的步伐。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与后果

  一、《五·一六》通知的贯彻与执行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开始好转,各县人民满怀热情准备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全国自上而下地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旨在“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进而对“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调动”和“清洗”。《五·一六通知》在权威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发表,标志着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

  5月21日,山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随后,晋东南地委和晋高阳陵沁各县县委相继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并召开常委会议,部署开展学术批判和文化革命工作。在此之前,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等地的师生纷纷在县委主办的小报上发表文章,或贴出大字报,仿照北京各大专院校及中央报纸的形式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所谓“三家村”黑店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6月1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影响,沁水某中学学生对一些教师进行了批判和揪斗,并强行戴高帽游行。6月8日,晋城、高平、陵川等地中学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打着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造反”的旗号,在校内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有的还把大字报贴到了街上,出现了乱批、乱斗的现象。受其影响,城内多数学校相继停课。继之,农村学校也出现了“红小兵”组织。这样,“红卫兵”、“红小兵”组织遍布城乡,并开始冲出校门,走向社会,大搞“破旧立新”。沁水中学的“红卫兵”,将文庙大成殿脊兽搬掉,拆除了端氏贾景德府第门楼,砸碎了坪上村明代工部尚书刘东星墓葬石刻,使大批珍贵文物毁于一旦。6月13日,晋城县委在人民大礼堂召开千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讲用会。晋城师范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冲入会场,指斥“大忙季节开会是错误的”,冲散了会场。在这种情况下,县委根据上边精神,为了尽量稳定局势,于6月下旬向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图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但由于全国形势的急剧变化,这些工作组显得无能为力,被指责为束缚群众手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很快便被迫撤出。此后,在自上而下的“充分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宣传鼓动下,晋城地区的“造反”愈演愈烈。

  6月29日,晋城县“造反派”贴出长达3万余字的大字报,开始点名批判著名作家、晋城县委副书记赵树理。7月,5县先后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动员全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强调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斗争”。“需要夺权的单位要及时进行夺权,需要改组和调整的单位,要进行改组和调整”。这次根据上级精神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助长了“造反有理”的气焰,加剧了社会动乱,为后来的夺权风潮打下了基础。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以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充满“左”的指导性错误的纲领性文件。通知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公布后,省、地、县委逐级迅速进行了传达,各县还结合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党中央的决定,坚决执行党中央的的决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字当头,敢于发动群众,使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同时,发出通知,允许学校之间互相参观大字报,互相串连,召开座谈会等活动,欢迎在外上学的本县学生及其它院校学生来传经送宝,并设立“红卫兵”接待站。此后,首都、省城一些高校的“红卫兵”向晋城等县派来“造反支队”,到处煽动“造反”。省城各大专院校的晋高阳陵沁籍学生组成“山西大专学校红色野战军”,回乡参与指导本地的“造反”运动。在他们的点火煽动下,8月下旬,5县相继举行数万人参加的县直机关和各界“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县委主要领导亲自参加大会并讲了话,他们指出要“发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首要任务是要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斗二批三改,完成这个任务是很光荣、很艰巨的”。在县委领导的表态及舆论的推动下,“打倒一切”的狂风迅速在各地刮开,上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层层揪,处处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黑帮等帽子满天飞。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后,各县中学师生纷纷到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同时,大批学生徒步“长征”,奔赴井冈山、韶山、延安等革命圣地为主的全国各地大串联。所到之处,都由红卫兵接待站负责食宿,并组织参观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这些学生串联回乡后,大力宣传外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盛况”,停课闹革命。革命的重点对象,集中到了各单位各部门各地区的他们认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并逐级上挂,直指当时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为表示他们的红色革命精神,又仿照一些大城市,在各县的建筑物上处处涂红、漆红,搞“红色海洋”的活动,表示要捍卫毛泽东主席为首的红色“司令部”。

  9月25日,晋东南地委在晋城河底村召开为期半个月的农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现场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共2100多人,全省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讲用团部分积极分子介绍了经验。会议号召农村广大群众,特别是团员青年,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自觉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煅炼和改造。

  11月下旬至12月,继学校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遍地开花后,各县机关、厂矿、农村社队也纷纷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战斗队”、“红色造反队”、“赤卫队”等造反组织。“文化大革命”由学校引向社会。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5县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就多达1300多个。各个“造反”组织都制作有队旗、袖章,印发有传单、宣言,实行停工、停产、停课闹革命,批斗本单位的“当权派”、“黑帮”。据晋东南地委向省委电话汇报称:仅地直单位就有66名主要领导干部被迫停职检查。专直属的13所大、中学校中,有12所学校的校长被停职、撤职、批斗。12月21日,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被揪斗后失踪,直到28日才在长治南门外一水井内找到尸体。同月底,陵川县委副书记冯胜保不堪批斗的凌辱,在县委机关自缢。此外,在“造反”中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基层干部更多。

  1967年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月风暴”,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全部权力。受这股浊流的鼓动,山西的造反派于1月12日调集人马,抄了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武光汤、赵雨亭、刘开基等省委、省人委领导的家,与省军区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强行对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实行夺权,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夺权事件。1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公开表示对山西“1·12”夺权的支持。25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个《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称山西“1·12”夺权“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后,在一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为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的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中央文革”对山西“1·12”夺权的肯定和支持,对各地的夺权风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此,各地“文化大革命”迅速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1月23日,晋城县60多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晋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强行夺取了晋城县委、县人委大权。

  1月25日,高平县委、县人委机关的造反派夺了该县党政财文大权。同日,“晋东南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该组织正式接管晋东南地委、专署一切权力。

  1月27日,阳城县委、县人委被“造反派”夺权。

  2月1日,山西“造反总指挥部”发表《第二号通告》,号召全省造反派“向各地、市、县进军,把革命的烈火烧遍全省,解放全山西”。

  2月8日,由晋城县34个“造反派”组织发起,联合100多个“造反派”组织,成立“山西晋城造反总指挥部”,从原先夺权的“晋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的手中,再次夺权。当日发布了“告全县人民书”,要求全县造反派“迅速返回原地,把夺权斗争情况广泛地进行宣传,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2月11日,高平县32个“造反派”组织成立“高平县无产阶级造反委员会”,再次从县委、县人委机关“造反派”手中夺权。同日,晋东南地委机关报《晋东南报》被“造反派”查封,代之为“晋东南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办的《红色造反报》。

  2月12日,沁水县31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沁水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沁水县委、县人委的权,并对县委书记王太歧进行了批斗。

  2月16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召开电话会议,承认晋东南地区“1·25”夺权及各县的夺权是“左派夺权”。于此同时,晋东南军分区发出“致全区民兵的号召书”,号召广大民兵积极支持“左”派,当抓革命、促生产的尖兵。25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晋东南各地的“夺权”报道。《山西日报》以“太行者,我们的太行”为题,称赞晋东南各地“夺权”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3月1日,陵川县39个“造反派”组织在县人民武装部的支持下,召开万人大会,宣布行使全县党政财文大权,成立“陵川县革命造反委员会”。

  在县委、县人委被夺权的同时,从1月下旬至3月上旬,各县县直机关、厂矿、学校、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也先后被本单位形形色色的的“造反派”组织夺权。一些较大的厂矿如晋城钢铁厂,以及公检法机关则实行了军事管制。至此,合法的晋城5县各级党政组织全面陷入了瘫痪状态。

  各县“夺权”后,大批的党政领导干部被诬蔑为“走资派”、“叛徒”、“特务”、“黑二、三线人物”、“铁杆保皇派”,或被非法关进监狱,或由造反组织予以管制、扣押,并对他们长期轮番批斗、毒打、逼供,进行种种迫害和折磨。1967年1月27日,高平县委副书记申双科被“造反派”多次揪斗,自杀未遂,4月12日含冤逝于医院。8月中旬,著名作家、晋城县委副书记赵树理由晋城押送到长治实行隔离审查,关进“牛棚”,失去自由。在关押期间,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折磨,被打断肋骨后得不到医治,于1970年9月23日在太原含冤去世。1967年10月13日,沁水县委书记王太歧遭到严刑逼供,惨死于监狱。那些未参加过“夺权”或曾对夺权有过异议、观望的组织,被打成所谓“反动的保守组织”、“反革命御用团体”、“反革命组织”,强令取缔,并将其中的头头非法关进监狱,而且多次迫使这些组织中被蒙蔽的群众“请罪”和“重新站队”。3月上旬,各县相继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取代原公检法机关,由支持夺权的县人民武装部负责人担任委员会主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最高执行机关”,实际上成为镇压不同政见者的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仅1967年1至5月,被各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抓捕的干部群众就多达数百人。

  1967年3月5日,中共高平县核心小组成立。7日,中共晋东南临时核心小组成立,组长程守创。到3月下旬,阳城、陵川、沁水、晋城等县也先后成立中共核心小组。“核心小组”当时成为地、县委被夺权后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4月4日至8日,5县先后召开“革命组织代表会议”,根据《革命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分别选举产生了5县革命委员会。4月11日,晋东南区召开革命组织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晋东南区革命委员会。此后,各县直单位、厂矿、学校、人民公社和农村大队,都仿照“三结合”的框架,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成为“夺权”后各级临时权力机构。在革委会委员的构成上,实行“军、干、群”三结合,基本上是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占48%,解放军代表占23%,领导干部代表占29%,实际上大多数由军队干部主持工作。军队干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虽然做了不少工作,对缓和对立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工作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有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与造反组织的头头相互勾结,在革委会内外拉帮结派,成为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因而大多数革委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正常行使议事办事的职能。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行了较高程度的集权,虽然从某种意义上精简了机构,但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了“左”的方针,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倒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许多造反派的头头,分别担任了委员、常委及主要负责人,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样一些靠造反夺权起家的头头,不仅戴上了“革命”的桂冠,而且窃取了党政权力。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加剧夺权后的各地动乱。

  二、“派仗”初起和武斗演变

  各级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虽然多次召开“革命大联合誓师大会”,发出“按单位按部门实行革命大联合”号召,但由于整个形势的混乱,特别是各级核心小组和革委会内部组成之成员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派性分歧和斗争,加上“中央文革”自上而下的插手,使派性不断膨胀和蔓延,直至演变成连续不断的武斗,以至于任何意义上的大联合都根本无法实现。

  1967年4月,晋高阳陵沁5县的各色“造反派”组织,经过斗争、拼合、转并,逐步形成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和“批判刘邓联络总部”(简称“联总”)两个大的派别,习惯上称作“红字号”和“联字号”。两派群众均是打着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经常站在各自派性立场上,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互相攻击对立派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这样,唾骂、扭打之事时有发生,直至发展成持枪械斗。5月30日,高平县两派群众在县城辩论时发生扭打,多人受伤。同日,该县牛庄公社义庄大队两派群众发生武斗,1人死亡。一时间武斗之风遍及各地,社会秩序陷入极大的混乱中。6月8日,山西省革委会作出《制止武斗的规定》,要求各地、市、县立即召开制止武斗会议,但由于武斗的根源在派性,特别是各级核心小组和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在群众中各支一派、压一派,这样武斗不仅难止,且日益升级。

  1967年7月4日至8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再次召开专门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4月下旬在北京已召开过一次)。会议期间,晋东南的“红字号”和“联字号”两派头头在北京达成联合协议,表示要制止武斗,保证“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但受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和谢富治鼓吹“砸烂公检法”的影响,两派组织谁也认为自己正确,怕被对方先下手为强吃掉,固说一套做一套。7月30日,高平县两派群众在县城发生武斗,数十人受伤。8月19日,两派又在寺庄公社王报村发生冲突,从王报村打到寺庄,使用了长矛、大刀等武器,伤残多人。以后,武斗升级,“总司”撤出县城,到陈岖一带活动。8月20日,沁水县一派占据县城,一派避居郑庄,各自扩展势力,互相攻击。晋城县自6月13日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受冲击之后,形成了“613”好(红字号)与“613”糟(联字号)为观点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逐步由城内发生磨擦发展到城郊发生械斗。红字号在组织对联字号指挥部王台铺煤矿进行围剿时,激烈械斗中死伤数人。8月21日,晋城县革委、人武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8月26日,高平县“总司”、“联总”两大组织约4000余人在陈岖、云泉等地再次进行武斗,打死7人,打伤360多人,砸毁汽车37辆。8月29日,山西省核心小组召开会议,作出解决晋东南问题的七条意见,但未能阻止武斗继续升级。9月17日至24日,阳城县两派群众在县革委大楼进行了持续一周的武斗,3人被打死,大楼遭破坏。在这种情况下,9月20日,山西省核心小组派人专程到晋东南解决两派争端,并带部队到高平、阳城二县,以图促成两派联合。9月30日,晋东南地区核心小组、地革委根据省革委《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革命新秩序的通告》,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武斗,迅速掀起大联合、大批判高潮的通知》,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求各地立即停止武斗,严禁打、砸、抢、抄、抓;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立即解散战斗队伍,停止武斗训练,恢复生产,恢复工作;不经过省、地、县革委批准,任何人不得离开本地区外出串联。《通知》发布后,虽然暂时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此时的派性斗争已四处蔓延,各地各部门只能继续陷于无法调解的“派仗”之中。

  武斗给晋城等县的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尤其是各煤炭企业的武斗,导致许多煤矿停产,严重影响到全国的煤炭供应。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1967年8月15日发出《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要求正在停产武斗的煤矿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10月14日,69军代军长谢振华专门到晋城解决各煤矿间的武斗问题,但收效甚微。10月31日,晋城矿务局四新煤矿(现古书院矿)西大楼被炸,死亡13人,此后该矿不断发生武斗,到1968年2月底,先后有50多人死亡,百余间房屋被炸,煤矿全部停产。与此同时,凤凰山煤矿也发生了激烈的武斗。

  1967年10月,沁水县各派武斗急剧升级,许多干部和教师被抄家,双方伤亡百余人,造成国家财产损失20余万元。11月,高平“红字号”造反派将詹东铁路(即太焦铁路)秋子村附近的道轨和南陈铺铁路桥分别拆毁,中断交通10多日,还抢劫了奉命到高平调解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某部的部分枪支弹药。12月12日,高平县两派组织在丹河大桥发生武斗,打死2人。12月30日,晋城县两派组织在铺头公社长珍畦武斗,联字号5人被对立派开枪打死。

  1968年1月16日,晋东南地区和各县核心小组成员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从太原开会返回途中,在长治市被一派组织拦截,李顺达、贾茂亭、常三毛等地、县领导105人被抓。1月26日,山西省核心小组发出特急电报,提出了关于解决晋东南问题的六条措施,试图制止武斗,实现大联合,但武斗的双方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武斗难止。1月29日至2月2日,高平发生二起炸毁铁路、列车脱轨事件,造成旅客伤亡,铁路运输中断,并连续3次伏击军车,抢夺了两个连的武器。2月3日,省革委就此事发布“紧急通知”,要求5日内释放被绑架人员和交出被抢武器。2月4日,晋城两派群众武斗中,晋城县邮电局大楼被炸,造成经济损失40多万元。继之,在武装部和民兵参与下,红字号群众占据的“四新矿”被联字号群众围困攻下。2月12日,晋东南军分区组织晋城、阳城、陵川、沁水、长子县的5000余名民兵,在高平“联总”的配合下,分数路进入高平境内,展开大规模武斗,这就是所谓的“五县剿匪”。2月27日,5县的民兵相继撤回本县后,高平两派组织继续武斗,持续到3月17日,共有42人在武斗中丧生,1人自杀,致伤残者达1000余人。

  为解决晋东南日益混乱的武斗局面,党中央于1968年2月6日至19日先后4次派飞机在晋东南上空散发通知、传单,同时,派69军政委曹中南、副军长肖选进率部队到晋东南担任支左任务。在曹中南、肖选进主持下,2月18日至23日,两派代表在长治飞机场进行了5次谈判,24日,双方就制止武斗达成协议。2月中旬,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委发出《给晋东南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希望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拥军爱民,刹住武斗歪风,实现革命大联合。与此同时,连续武斗所造成的血淋淋的事实,也教育着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到一批无辜的青年沦为造反组织头头之间争权夺利的牺牲品,看到经济建设成果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在武斗的滚滚浓烟下遭到破坏,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十分痛惜,他们以各种特有的形式为制止武斗而尽力。有的向党中央写信,直陈武斗实情,要求中央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制止;有的以大字报表示对武斗的忧虑和愤慨;有的则以消极参加派性组织活动或干脆退出的方式,与“左”的错误断然决裂。

  支“左”部队进驻和两派达成协议之后,各地混乱局势有所缓和。3月上旬,各县陆续撤销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恢复公、检、法机构。4月,相继成立贫下中农代表会、工人阶级代表会、红卫兵代表会(简称“三代会”),并创办“五七”大学,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多数机关、厂矿、学校、商店开始复工、复课、复产。到1968年5月,县、社两级所属单位85%实现了“大联合”,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全部实现了“大联合”。6月9日至25日,晋东南地区在晋城县召开全区农村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现场经验交流会,学习和推广了晋城秦庄和浪井大队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经验。

  1968年8月22日,晋东南“红字号”、“联字号”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协议在北京签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应仿照北京的办法,“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此后,各县遵照中央指示,先后向学校及机关、企事业单位派出“工宣队”或“军宣队”,公办小学则下放到生产大队,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一办法对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局势,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即《七·二三布告》)。布告指出在山西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抗拒中共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布告》列举了这些人的7条罪行,决定实行8项重大措施。命令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专业武斗队,撤除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保护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物资装备;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逮捕法办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依法严惩霸占、抢掠银行、商店、仓库等国家财产的主犯;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和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要严肃处理等等。布告严正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中央的命令,不许违抗。凡分裂革命的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的行为,另立的山头,一律视为非法。重新拉起的山头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七·二三布告》对制止各地武斗、稳定局势发挥了重大作用。晋东南地委在贯彻实施《七·二三布告》时,还发出《关于动员离开工作、生产岗位的革命职工迅速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规定:凡没有正当理由和未经领导批准不上班的职工,在未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之前一律不再发给工资。中共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地革委的《通知》发布后,被派仗、武斗所笼罩的混乱局面基本得到扭转,各县进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相对稳定的时期。

  武斗是“文化大革命”中由派性斗争引发的群众性冲突。在晋城各地,从“夺权”风潮到中央发布《七·二三布告》,武斗连绵不断地持续了两年半,各县经济和其他工作都受到相当影响和破坏。但血的教训也同时唤醒和教育了人民群众,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从斗争中吸取了教训,清醒了头脑,提高了认识,对“左”的错误开始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和斗争。

  三、“斗、批、改”运动的开展

  (一)“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

  中共中央《十六条》中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段话,以后被概括为“斗、批、改”。“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造反”、“夺权”的影响,各地派别林立,武斗频繁,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十六条》规定的“斗、批、改”无法进行。直到各地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局势相对稳定后,“斗、批、改”运动才又提到议事日程。

  1968年7月11日,晋东南地区革委会成立“斗、批、改办公室”。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明确提出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10月3日,地区核心小组召开有各县核心小组组长、武装部负责人、三代会负责人及支“左”部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部署全区的“斗、批、改”工作。10月下旬至11月初,晋城等5县相继成立“斗、批、改”办公室,开展了“斗、批、改”运动。

  各县的“斗、批、改”运动由于是按照《十六条》的指导思想进行的,所以均以“大批判开路”,在“大批判”中,出现了不少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不容申辨、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语言。这种大批判形式是“文化大革命”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斗争形式,尽管各个阶段批判的指向和对象不同,但均是“左”的思想与理论指导下的产物。“斗、批、改”运动以“大批判开路”,为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成就,否定过去制定的所有政策、法令、条例、规章和制度等,将其说成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货色。在政治领域,主要是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等;在经济领域,对“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等进行了批判;在教育科技工作中,把教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科技人员钻研业务,当作是“智育第一”、“白专道路”而予以批判;在文化艺术方面,把解放前30年代的革命文艺和建国以来的文艺作品,几乎全部说成是“封、资、修大毒草”。这种大批判贯穿于整个“斗、批、改”运动的过程中。

  在“斗、批、改”运动诸项任务中,开展较早的是“清理阶级队伍”,即“清队”。晋城境内各县开展的“清队”有早有迟,最早的陵川县1968年5月中旬就开始,对所谓的“牛鬼蛇神”“大刮十二级台风”,反复游斗和捆打。仅6月1日至12日,不到半个月时间,该县因这场“台风”被迫害致死的就有143人。8月22日,晋东南两派组织在北京签订了《大联合协议》,尽管这一协议后来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但以此为转折,大部分县、社都转入了“清队”工作。9月10日,省革委发出通知,把“清队”作为三项任务之一,明确提出要把“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这无疑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下,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样做的结果,尽管中央反复强调缩小打击面,但实际操作中激化了阶级矛盾与斗争。按照省里的安排,1968年11月,晋城等县各级统一开始了“清队”工作,计划到1969年12月底基本结束。

  对于“清队”工作,毛泽东曾作过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并要求“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方针和斗争形式有错误,斗争矛头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再加上派性的存在与干扰,致使“清队”成了各地展开派别斗争合法的借口。在两派群众斗争中的失利派,其派头头多数成为斗争的对象。一时间,敌情被夸大,敌我关系被混淆,不少无辜的干部群众成了“清队”的牺牲品。由于当时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被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保障,各种名目的组织都可以任意揪斗、关押、审讯被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刑讯逼供十分盛行,因此,“清队”的结果是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晋城县在“清队”中,从县委书记、县长到多数部、局领导,有40多名干部被整肃。高平县“清队”经过准备、揪斗、深挖三个阶段,至12月底,共“清理”出“八种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4897人,后经落实定案的1436人。整个晋东南地区被“怀疑”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竟多达77000余人。

  “清队”基本结束时,各县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又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2月,各县在贯彻传达这些指示的同时,成立“一打三反”办公室,并普遍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开展了以群众性的“忆苦思甜”开路,进而“上挂下联”的各种大批判。8月18日,晋东南地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在高平县召开财贸战线“一打三反”运动经验交流现场会。会议总结了各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成绩,推广了高平县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经验,并提出下一步“一打三反”运动要加强领导,要突出中心,狠抓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把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1972年4月,各县转发了省委《以路线为纲,坚决落实党的对敌斗争政策的通知》,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根据省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制定落实政策的措施,抓紧定案处理、案件复查和赃款退赔上交等工作,把“一打三反”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此后,各县的“一打三反”运动与“批林整风”、城镇“清队”、整党建党等运动结合起来进行。由于“一打三反”是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虽然在制止“文革”中的经济犯罪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总体上来看,普遍存在夸大敌情,混淆敌我等问题。这次运动同样为少数派性极为严重的人所利用,在各县酿成了一批冤假错案。

  (二)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运动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其目的是对受“文化大革命”冲击而无法进行正常活动的党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当时是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所以也存在不少问题。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贯穿“九大”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九大”以后,晋城各县都及时进行了学习和传达,并按照“九大”的要求,组织工人、贫下中农、民兵、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掀起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群众运动的高潮。同时,还刮起了一阵“三忠于”、“四无限”歪风。5县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大修毛主席像台,大塑毛主席雕像,到处书写毛主席语录,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家家门上张贴起大红“忠”字,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问候也要引用毛主席语录。有的县还专门发出“关于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的通知”,要求“早上向毛主席请教,中午用毛主席著作对照,晚上向毛主席汇报”。一时间,到处背“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这种做法,在后来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但在当时,确是一种形式主义歪风。据统计,仅1969年一年,5县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2万多个,参加学习班者超过100万人次,占总人口的近80%。发行各种毛主席著作220余万套(册),平均每户有《毛泽东选集》1.2套,每人有《毛主席语录》1册。涌现出各级学毛著积极分子约12万人,其中的许多积极分子走上了领导岗位。

  1969年5月,遵照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各县在一些“清队”基本结束的党支部中开始整党建党的试点。7月,晋东南地革委召开全区整党建党工作会议,总结交流试点的情况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步整党建党工作。9月,5县相继作出《关于开展整党建党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单位在“实现革命大联合,巩固革命‘三结合’,大体已经完成清队的基础上,适时进行整党建党和其它斗、批、改工作”。此后,各级各部门陆续进入整党建党阶段。根据各县的安排《意见》,当时的整党建党共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学习毛著和文件,做好各种准备;第二步,进行思想整顿,坚决按照毛泽东的“50字建党纲领”和九大党章的要求,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第三步,进行组织整顿,建立健全党组织的领导班子;第四步,总结教育,切实搞好自身革命化,通过革命大批判,  狠抓“斗私批修”,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来一场大革命。11月,5县先后对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到年底,有三分之一的党支部完成或接近完成整党建党。1970年1月27日,晋城县南村公社党委会成立。这是晋东南地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基层党委。之后,各地整党建党逐步形成了高潮。1970年3月26日,晋东南地革委在向省革委报告全区整党建党情况时称:到3月中旬,全区共有基层党支部8413个,进行整党的支部8356个,其中,结束整党的支部4646个,占参加整党支部的56%。据对已结束整党的2240个支部统计,清洗、开除、劝退的党员共有1269人。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和进入各级党组织班子。

  1970年11月底至12月初,5县主要负责人赴昔阳县参加省革委核心小组举办的整党建党学习班。学习结束后,根据北京六厂二校和昔阳县的经验,提出了各地整党建党应当解决的问题:一是把三项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即把整党建党同“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搞好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二是建设一个好班子,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进行大揭发,大斗争,大批判,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三是继续把思想整顿放在第一位,努力改造世界观,解决思想入党问题。四是狠抓路线斗争教育,结合实际,进行路线分析。五是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即向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开门,向广大革命群众开门,向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开门。六是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对钻进领导班子里的极少数坏人,要坚决批倒批臭,清除出党;对少数犯错误的干部群众一定要揭发,上纲上线,用毛泽东思想进行严肃的批判,同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重教育和再教育。围绕这些问题,各县组织训练了一大批整党骨干,深入到基层帮助整党建党,重点是帮助那些老大难和三类支部建立党的组织,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吸收新党员。1970年12月至1971年3月,5县先后召开第四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到6月底,境内所有的公社、生产大队和单位全部建立起党委和党支部。1972年,各县对所有基层党组织的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和验收,对一些整党不力或建党不全的单位进行了重点补课。
  这次长达数年的整党建党工作,对恢复党的组织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自始至终以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加之受派性斗争的干扰,结果使组织整顿有时变成某些人打击陷害好党员、好干部和进行拉帮结派的合法借口。在以“吐故纳新”的名义发展的党员中,由于没有完全按照党员的基本条件和党的组织原则来发展,一些帮派头头混入了党内,甚至进入了各级党的领导班子中,而另一些无辜的党员则被扣上了“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已分子”的帽子,受批挨整,被开除党籍。一些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加剧了组织的不纯。当然,这一次整党建党在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的。通过整党建党,使“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组织严重瘫痪的状态有所改变。而且,随着落实干部政策,各县陆续“解放”了一批干部,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得到恢复,这对以后抵制和反对“左”的错误,稳定局势奠定了基础。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进入“斗、批、改”阶段后,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红卫兵”作用开始削弱,地位开始下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很快被冲散,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不发展,整个社会丧失了容纳劳动力能力,致使当时全国数以千万的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安排,其出路成为困扰各方面的一个大难题。面对这种局势,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求“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由此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

  “文化大革命”之前,晋城各地就出现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动。1964年3月26日,晋东南专署成立了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领导小组。同年10月15日,据《山西日报》报道,近2个月晋东南地区有2000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立志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1968年底,毛泽东的号召发出后,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立即掀起。据统计,在一年时间内,5县农村接纳的下乡知识青年即达近千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北京和天津。加上本地知青,数字更为可观。1968年12月4日,晋东南地区核心小组和地革委做出决定:师范毕业生到农村小学亦农亦教,医卫学校的毕业生到农村保健站或卫生所亦农亦医,学农业专业的毕业生到农村当普通农民,学工业的回各县属工厂当普通工人,学财贸的到基层供销社当营业员、售货员。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直作为各级党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和政治任务。各县都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并按照1970年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每年都抽调机关干部赴知青插队点进行慰问和看望,关心下乡青年的学习和生活情况。1971年3月28日至4月2日,晋东南地委、地区革委在长治召开全区下放干部、插队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积极分子进行了表彰,讨论通过了向全区下放干部和插队知识青年发出的倡议书,号召广大知识青年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施展才能。1971年7月3日,针对高平等一些地方发生的插队知识青年自杀事件,晋东南地委批转了地区“五·七”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插队知识青年工作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做好知识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关心和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此后,各县针对知识青年的籍贯和特点,除少数安排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外,多数安置到“三集中一分散”(即集中住宿、集中就餐、集中学习,分散到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插队点。1972年底,北京、天津两地的党政领导来到各县,在县、社领导的陪同下,到知青插队点进行了慰问,并对当地干部群众克服困难、尽量照顾知青生活和学习表示感激。

  1973年,为贯彻毛泽东主席对福建李庆霖反映的知青问题的批示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从7月起,各县县委均成立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并制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安置、待遇等都作出明确规定。所有城镇全面展开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安置方式则以集中插队为主,同时允许分散插队,回原籍安置和到国营农、林、牧、渔场。有些地方还试办了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这一年9月,在选送工农兵学员到高等院校或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招生中,选送的插队知识青年占8%。另有数百名知识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约占下乡知青总数的17%,还有些知青被选拔担任了生产队以上各级领导。11月25日至29日,晋东南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在榆社县杜家山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蔡立坚和平陆县毛家凹的知识青年先进集体代表应邀到会介绍了经验。

  1974年1月31日至2月5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修改了全区1974年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全区动员24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8月,晋东南地委共组织700多人,历时20天,对全区有插队知青的203个公社552个大队进行了详细检查。检查结果,全区先后接受、安置插队知青13000多名。几年来,经招生、招工、征兵和外迁,尚有插队知青7661名,仅京、津两地就有知青2369名。其中,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的1873人,占24.5%,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的772人,占10.1%,被评为各类先进或模范的2054人,占26.8%,担任辅导员、技术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员的5244人,占68.5%。

  1975年后,各地学习推广湖南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青的经验,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农场和知青创业队发展较快,成为当时安置知青的较好方式。此后,广大知识青年在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1月3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知青马虎保等15人,向广大知青发出了《铁心务农,为大寨县贡献青春》的倡仪。1976年5月23日至26日,在晋东南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会上,知青代表还一致通过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表示安心一辈子在农村,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贡献一生。这一年,各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再次掀起了高潮,形成了空前的“上山下乡光荣”氛围,成为知青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在各级党组织和当地农民群众的关照下,他们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锤炼了意志,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并为农村工作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们中的不少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艰苦创业,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各地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对各级党政干部提出了下放劳动的要求。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要求各地加以推广。10月15日,晋东南地革委作出《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决定》,要求在农村工作的干部,根据身体强弱和具体条件,每年至少要有100天到200天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党政部门和其它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每年轮流下放,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得少于1至2个月;每周六为干部参加劳动日。与此同时,各县党政机关、团体普遍在偏远地方开办五七干校,把大批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教师都送到干校从事繁重的劳动,进行所谓的重新教育。1969年1月至8月,晋城等县进行了精简机构、压缩人员的工作,县革委除设两组(政治、生产)、一室,留下30至50名工作人员外,其余均下放劳动。1970年2月,地直单位首批近百名干部下放到晋城、高平的部分大队“安家落户”。到当月底,全区共下放干部8837人。其中,地直单位1862人,随干部下放的家属1516人。下放人员中,有党政干部、企事业干部、医务人员及教员,大部分到生产队插队落户,有的充实到基层社、队或到五七干校劳动,还有少部分回原籍或到过去工作过的地方参加生产劳动。7月至8月,从省直单位下放到晋东南的干部1817人,连同家属,共699户,2086人,被安排到部分生产队参加劳动。截止1970年底,晋东南全区共精简下放干部17500多人。其中,晋高阳陵沁5县共精减下放近7000人。干部下放劳动,虽然精简了机构,锻炼了干部,在一定程度使他们熟悉了基层生活,熟悉了农村,培养了和普通群众的感情,但却让许多有经验的干部和专业人才长期游离于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用非所长,造成人力、物力极大的浪费,不仅给国家的现代现建设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也对干部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第二节 运动的反复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一、各县党组织和干部群众对稳定局势的努力

  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后,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与警惕。毛泽东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1969年3月,晋东南4万多军民在长治英雄台广场举行集会,愤怒声讨苏修勾结美帝,变本加厉反华的罪行。晋高阳陵沁5县派代表参加了集会,并随之在各县城乡掀起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群众运动高潮。广大群众在搞好生产的同时,大力加强战备和民兵建设,进一步落实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11月,晋东南军分区在晋城召开战备工作现场会议,要求各县学习推广晋城县战备工作的经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扎扎实实搞好各项战备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提高到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高度来认识,切实加强对战备工作的领导。晋城现场会议后,各县相继作出《关于大力推广晋城战备工作现场会经验,进一步加强战备工作的决定》,要求全县人民迅速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建设反帝反修的钢铁长城,并组织各公社革委主任到晋城浪井等先进单位参观学习。1970年6月上旬,晋东南地委和军分区党委在晋城浪井召开全区民兵工作“三落实”现场会,总结交流了浪井民兵营的先进经验,观看了浪井大队民兵的军事训练与汇报表演。7月,各县成立战备工作领导小组,各行各业及各单位亦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之后,一个持续数年之久群众性挖防空洞活动全面铺开。据统计,5县先后共挖地道近100万米,集体储备粮食约9000万公斤,人均55公斤,还成立起防空专业队伍和战备支前医院,并围绕战备开展了基地建设、军工生产、三线建设、保密工作等一系列工作,初步建立了县、社、队三级战备网。

  (一)各县党代会的召开和党组织的恢复

  1967年3月,各县在“夺权”运动之后,相继成立中共核心小组,代替原县委行使职权,下设二室六组(办公室、学习毛著办公室、组织干部组、宣传教育组、群众工作组、统战组、监察组、专案组)。所属公社、厂矿、学校党委也先后为中共核心小组所取代。这时,由于受“踢开党委闹革命”思潮的影响,各地武斗仍在不断升级,打、砸、抢、抄事件层出不穷,断水、断电、断路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动乱现象随时发生。为制止动乱的蔓延,1968年底到1969年,根据中央、省、地的指示,各县中共核心小组与临时行使行政职权的革命委员会实行合署办公,称中共革委会核心小组,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业务)组、军事管制(保卫)组4个工作机构,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县中共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后,在“支左”部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下,逐渐平息了不断升级的武斗,开展了“斗、批、改”运动,初步扭转了“天下大乱”的政治局势。

  1970年12月底,晋城、阳城县先后召开第四次党代会;1971年1月,沁水县召开第五次党代会;同年2月、3月,陵川、高平县也陆续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党代会分别选举产生了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常委、书记、副书记,组成新的中共县委。至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冲击瘫痪的5县县委全部恢复工作。与此同时,各县所属人民公社、厂矿、学校也先后撤销中共核心小组,恢复党委或党支部。恢复后的党组织机构仍与革委会合署办公。在各县党代会的报告中,都对本县“文化大革命”以来斗批改工作做了总结,并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揭摆,这些问题主要是:政治上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够深刻,对各级领导班子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抓得不突出,革命大批判时紧时松,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步伐比较缓慢;经济上,粮食仍然没有完全过关,地方工业“转轨”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思想作风上,不同程度地滋长了骄傲情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总结典型经验不够。同时,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大体是:第一,狠抓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第二,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搞好各条战线的斗、批、改;第三,继续搞好整党建党工作,促进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第四,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第五,加强党对其他各项工作的领导,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

  5县这次党代会,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召开的,主要基调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丰硕成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因而不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清算“文革”的错误,以扭转各县“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混乱局势。但是,这次大会贯彻了当时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对具体工作提出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要求。例如,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努力完成197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实现第4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奠定基础。要求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农业上来,坚决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力争在一两年内粮食亩产达《纲要》(亩产200公斤,人均粮食600公斤),达“黄河”(亩产250公斤,人均粮食750公斤),跨“长江”(亩产400公斤,人均粮食1000公斤)。工业要“以钢为纲”,围绕农业办工业,大力发展“小而全”的地方工业,力争实现工业产品“自给有余”。报告还指出,要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正确执行自留地、家庭副业、养猪等政策,努力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订生产计划的时候,要发动群众,注意留有余地,既考虑到需要,又考虑到可能。要提倡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反对“一平二调”。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于违反政策的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切实加以解决。所有这些措施都对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倾向,对局势的相对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次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县委组成人员中,混进了少数靠“造反”起家的人、参与夺权的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尽管如此,党代会的召开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中共核心小组行使党的职权的形式,恢复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绝大多数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有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

  随着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重新建立,各级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组织也相应恢复和建立。1971年7月至8月,晋城等5县相继召开了共青团代表大会,恢复了团县委和基层团支部,并结合整党建党,进行了整团建团工作。1973年4月和5月,又相继召开妇女和职工代表大会,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妇联和工会组织。各级工、青、妇组织带领广大职工、青年和妇女,积极参加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开展劳动竞赛,推动 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

  (二)各地经济建设艰难发展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正是各地实施国民经济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时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晋城各地经济建设也受到严重的干扰,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停滞、倒退。但由于各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坚持工作,坚持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治运动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使各县“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在某些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66年上半年,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整顿,晋城各县的经济建设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下半年“文革”开始后,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发展速度明显减缓,但由于动乱刚刚开始,波及面还不太广,这一年国民经济仍有较大的增长,5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68亿元(按1990的不变价格计算),比1965年的5.79亿元增长15.3%。其中农业总产值4.15亿元,工业总产值2.53亿元,分别比1965年增长17.9%和11.4%。财政收入由1965年2578万元增长到3077万元,增长19.3%。1967年和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中受破坏最严重的两年,5县工农业总产值1967年比1966年下降1.5%,1968年比1967年又下降3.55%。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1968年比1966年全面下降,其中粮食下降4.2%,油料下降49%,原煤下降5.6%,水泥下降94%。由于工农业生产下降,财政收入1968年减少到2556万元,比1966年下降20.4%。就在这种极度混乱的局面下,仍有一批基建项目和工厂上马或建成投产。1966年7月,晋东南专署实行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的试点,在晋城孟匠设立商品购销二级站,负责南部经济区晋高阳陵沁5县的工农业产品购销业务。将晋城县的百货、纺织品、五交化、糖业烟酒4个公司的批发业务,与孟匠转运站合并,设孟匠综合二级批发站,对口核算,归专商业局领导。1966年底,山西地方国营晋城氮肥厂(即巴公化肥厂)建成投产。国营东方红机械厂在阳城马寨村开始筹建。1967年2月,在原晋城县合作机械厂基础上成立了山西省太行印刷机器厂。4月,高平——巴公35千伏输变电工程竣工。1968年9月,巴公发电厂一号机组正式投入运营。进入1969年后,由于局势暂时趋于缓和,工农业生产形势开始好转。1月,沁水县龙渠电站动工兴建。2月,高平县农机厂试制成功六T0—28型深水泵,经省、地、县深井泵鉴定委员会鉴定,结构合理,工作平稳,扬程可根据需要在32—88米范围内选择和调节,出水量大,适用于深水地区使用。同月,晋城水泥厂试制成500号矿渣矽酸盐水泥。5月,晋城市纺织厂前身晋东南纺织厂和国营金阳器材厂分别在阳城县八甲口和中寨村动工兴建。年底,阳城缫丝厂建成投产。1970年3月,山西省晋城汽车修理厂建成,同月,在沁水端氏镇建设山西省晋东南沁河仪表厂。10月1日,晋城凤凰山煤矿建成投产。1969年和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和28.7%,形成“三五”期间工农业生产三年增长,二年下降的曲折发展过程。

  从1971年起,国民经济进入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年至1973年,各县在开展“批修整风”、“批林整风”运动中,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并在经济政策方面进行了部分调整。尤其是1971年7月以后,各县相继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决定》,对“工业学大庆”运动提出了5项要求:第一,学大庆,必须学在根本上;第二,学大庆,必须落实毛主席关于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号召;第三,学大庆,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第四,“工业学大庆”,必须与“农业学大寨”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方向;第五,学大庆,必须不断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建设。此后,坚持数年之久的群众性“工业学大庆”运动,对各县发展社队企业,增加产品品种,推动技术革新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各县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3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6%,地方财政收入3年累计增长81%。1973年,5县粮食总产量达到5.92亿公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1974年,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由于大力批判极右,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甚至有人借“批林批孔”之名含沙射影批“周公”,否定周恩来主持工作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致使国民经济又出现衰退,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6.8%,其中农业总产值下降20.1%。1975年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出山主持中央工作,贯彻全面整顿方针,经济形势再度出现好转,工农业生产有所回升,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9.3%。但不久,全国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掀起,生产再度受冲击。

  总之,“三五”和“四五”时期,是各县国民经济发展中最为特殊的时期。在政治动乱的影响下,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反映在经济工作中,制订计划的随意性增大,造成各项生产指标的动荡和起伏,甚至停滞或倒退。这一时期是建国后各县国民经济较差的时期,但就一些部门和行业而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五小工业”的兴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恢复党的各级组织之后,晋城各地广大群众积极克服派性影响,落实毛泽东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在发展“五小工业”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

  所谓“五小工业”,是指除国营、地方国营以外,主要由社队两级集体经营的小煤矿、小冶炼、小机械、小水电、小化工等乡村企业的总称。1964年,晋城等县开展“四清”运动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多数家庭副业和社队企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到1965年末,境内社办工业企业仅剩15个,公社工业总产值降到1507万元,跌到人民公社化以来的最低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城市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生产和人民生活方面急需的物资和商品空前匮乏,解决产品、商品短缺的任务,不得不大批转移到农村副业和社队企业的身上,这在客观上为社队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在原材料供应紧缺和市场需求紧迫的推动下,作为“煤炭之乡”的晋城广大乡村,开始充分利用资源优势,重新掀起了“发展地方工业”、“大办农村工业”的高潮。1969年6月26日至7月1日,晋东南地革委生产指挥部召开全区农业机械工作会议,制定了1969年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规划和实现这一规划的具体措施。会后,晋城各县抓住中共中央《七·二三布告》公布后,政治局势暂趋稳定的时机,围绕农业大办工业,采取“自力更生,土法上马,以土为主,土洋结合”的措施,大力兴办“五小工业”。1970年,5县社队“五小”工业企业猛升至3600多个。其中,仅晋城县社队两级“五小”工业企业即达1820个,从而形成晋城历史上有名的“五小工业”时期。1970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分别以《充分依靠群众发展地方工业》、《自力更生,土法上马,以土为主,土洋结合》为题刊登文章,介绍了晋城县革委会发展地方工业的经验。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影响。4月3日至20日,由山西省革委会主持,全国12个省、4个市、21个县的各界代表3000余人,到晋城学习大办“小而全”工业的经验。5月18日至30日,晋东南地区革委会在晋城召开工业现场会议,总结交流晋城县大办“小而全”地方工业的经验,讨论制定全区今后发展地方工业的初步规划。会议要求各县和各社队立即动手,大力推广晋城的“四土化”,大搞土法炼铁;要学习晋城县、社、队三级办工业的经验,因地制宜,搞好规划,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小而全”的工业体系。6月21日至7月1日,山西省革委在晋城召开全省增产节约现场会。各地区、县、市革委会负责人及所属地方工业厂矿的代表,省以上国营厂矿革委负责人及工人代表、部分社办工业代表1000余人参加了会议。晋城县革委和晋东南地革委在会上介绍了多快好省发展地方工业的做法及经验。与会人员考察了晋城县的地方工业展览和部分厂矿、社队企业,还专程到阳城县南关大队进行了参观。这一年,5县共建立化肥厂90多个,小高炉164座,普遍搞起了土法炼铁,所有社、队普及了“九二○”农药厂,初步形成了一个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工业网。

  1971年7月,中共晋城县委向晋东南地委作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情况报告》。晋东南地委很快转发了这个报告,并批示:“晋城县多快好省地发展地方工业,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分体现了《鞍纲宪法》的精神,是我区‘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同月,山西省发展地方工业经验交流会在晋城县召开,进一步推广了晋城县发展“五小工业”的成功经验。在这次会上,晋城县被树为全省“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会后,其它各县结合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广泛学习推广晋城县的经验,到这年底,晋城地区5县社队工业企业发展到3716个,总产值达11497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3.9%。嗣后数年,虽然“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频繁,但当地社队企业仍以6%左右的速度持续发展,其产品科技含量也日见提高。1972年1月,晋城县东沟公社化工厂试制成“西玛津除草剂”,有效率达90%,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2月26日,陵川县十里河水电站正式投产发电,使该县东部山区6个公社全部通电,解决了这些地方人畜吃水及生产用电等问题。3月,巴公化肥厂用煤矸石造出碳酸氢铵、氨水等化肥。同月,全国治理磺烟现场会在阳城县召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该县社队炼磺业采用“单炉双烟道”、“多炉一塔”等办法治理磺烟污染的经验。7月,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再次肯定了晋城县“围绕农业办工业”,把“工业学大庆”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紧密结合起来的经验,号召全区向晋城县那样,坚决贯彻落实《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精神,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认真搞好企业斗、批、改,把“工业学大庆”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1972年12月,晋东南地革委召开全区农业机械化会议,传达了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精神,学习讨论了地委《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决定》,并就地方“五小工业”的规划布局和工业财贸等部门如何更好地为农业机械化服务等项工作进行了部署。晋城等县根据地区的安排,相继作出“继续加快地方工业发展,加快工业支援农业步伐的决定”。1973年9月7日至11日,晋东南地区革委在阳城召开全区冶金工业学大庆现场会议,总结交流了阳城县委领导小钢铁生产和应朝铁厂发展生产的经验。10月,全区磷肥生产会议在晋城召开,晋城、高平、阳城等县的磷肥厂介绍了经验,会议重点学习交流了晋城周村、金村、巴公、钟家庄等5个社办磷肥厂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工艺。1974年,尽管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全部工业产值有所衰退,但“五小工业”却稳中略升。阳城、沁水等县还掀起大办小水电高潮。这年9月,全省水力发电、煤气沼气发电和利用现场会在阳城召开。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的全面整顿时,5县“五小工业”发展形势进一步好转,地区和各县普遍成立社队企业管理局,各公社成立企业管理办公室,形成地、县、社三级管理体制,促进了社队企业较快发展。到年底,5县社办企业发展到343个,社办企业职工人数达到18605人,占职工总人数的22.5%,社队工业总产值14639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0.8%,比1965年增长8.7倍。

  “五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急需的物资和商品,极大缓解了市场供需之间的矛盾,而且对扩大就业,支持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一个侧面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五小工业”的兴起,还为改革开放后晋城乡镇企业的崛起和“独占鳌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从“批修整风”到“批林批孔”

  1971年初,晋高阳陵沁5县县委(或核心小组)为落实毛泽东主席“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以及“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等指示,搞好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思想革命化建设,普遍进行了以批判修正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开门整风。这次“批修整风”采取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办法,首先由基层组织、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给县委领导班子或领导干部提意见,然后县委负责人利用大会或民主生活会作初步检查,领导班子集体和个人带着群众的意见和自己的检查再深入到群众中亮“私”斗“私”,请群众公开评论,最后举办“斗私批修”学习班,邀请工农兵代表帮助整改。在县委的带动下,各公社、大队、机关、厂矿、学校都按照县委的做法,先后进行了开门整风,举办各种类型的路线教育学习班,并结合整风,整顿和重建了新的党支部。5月,各县遵照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召开公社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批陈(陈伯达)整风”会议,部署开展全县的“批陈整风”运动。此后,各地的“批修整风”改称“批陈整风”,内容仍然以反骄破满为中心,具体方法分为四步:第一步传达中央文件,进行动员;第二步揭发批判;第三步思想整风;第四步总结教育。8月14日,晋东南地委、军分区党委作出《关于向程松枝同志学习的决定》。程松枝系沁水县柿庄公社枣元大队白土街生产队长。他当队长17年如一日,一心为公,在一次垫滩造地的施工中,为抢救集体财产,光荣牺牲。《决定》号召全区干部学习程松枝以集体为家的革命精神,在以“批陈整风”、路线教育”为纲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地委的通知,从11月3日开始,各县分批向广大党员和工农兵群众传达有关林彪叛逃的真相。传达严格按照中央的规定,采取集中进行,分散补课,登门上户,逐人讲解等办法。到11月中旬,5县的传达面达到90%以上。在逐级传达的同时,各县均成立“批林整风”办公室,并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试点。

  1972年1月18日,晋东南地委、军分区党委决定,结合“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宣传、认真学习好队长、拥军模范马生同志和好青年、好民兵任金玉同志。马生是高平县马村公社马村大队第8生产队队长,1971年9月10日,为抢救解放军战士,光荣牺牲,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授认革命烈士。任金玉是高平县云泉公社东南庄大队的羊工,1971年6月7日为抢救集体羊群,保护国家列车英勇献身。学习活动和试点工作告一段落后,从3月份起,晋城等5县的“批林整风”运动普遍开始。首先,对林彪一伙阴谋抢班夺权,策划谋害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进行了彻底批判,对林彪叛国外逃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4月中旬至6月,传达了《毛主席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重点学习了毛主席在巡视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指示,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读马列的6本书,重温毛泽东1960年7月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意见》。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开始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和其宣扬的“天才论”的唯心史观。8月以后,各县先后召开了扩大的常委会议,分三阶段集中进行“批林整风”运动。第一阶段,认真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第二阶段,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第三阶段,进行延安式整风,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大力纠正不正之风,增加党的团结,加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1973年1月11日至30日,晋东南地委领导和晋城等县的县委书记赴太原就“批林整风”进展情况向省委汇报。汇报中省委要求地、县委按照毛泽东关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在批林整风中,继续贯彻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2月下旬,各县相继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分析形势,并研究了将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的措施。1973年3月开始,各级党组织对干部、群众普遍进行了“形势、实质、关系”三个问题的正面教育,重点狠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

  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大继续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断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并把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运动认定为“客观规律”。9月,各县先后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对宣传贯彻“十大”精神,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进行了部署,要求各级在学习“十大”精神、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认真搞好三个结合,即“批林整风”要同学马列理论相结合,同增强党性相结合,同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相结合。1973年冬到1974年春,结合批林整风,各县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整顿。重点是整顿那些“批林整风”开展得不彻底、农业学大寨 步子迈得不快、领导班子存在问题较多的单位。整顿的方法是先举办单位支部领导成员和宣传队伍骨干路线教育学习班,学习有关文件,提高认识,并派工作组驻点,在各公社党委直接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同时,各机关、厂矿、财贸、文教系统等党组织也在主管部门党组织领导下开始整顿,如5县2000多所小学在整顿中90%以上建立了红小兵组织,参加红小兵的小学生占总数的98%。还选配了校内、外辅导员4000多人,初步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在整顿中,要求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为此,各县成立了政策落实领导小组。到1973年底,各县97%以上“文革”中受批的各级领导干部得到“解放”,其中95%分配了工作,绝大多数老干部都安排到了各级领导岗位。96%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插队、下放干部也陆续回到了专业技术岗位和有了新的工作。

  1974年1月,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通知,并把江青等人策划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转发全党。由此,“批林整风”运动又转变成“批林批孔”运动。运动之初,尽管各县主要领导对运动的目的不理解,但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各县都进行了动员和发动。2月初,5县县委作出《关于传达中央文件,掀起“批林批孔”运动高潮的意见》,要求全县党员、干部“立即投身到‘批林批孔’运动中,深刻认识‘批林批孔’是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同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的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彻底革命”。《意见》还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对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组织专门班子,掌握情况,总结经验,指导运动不断深入发展。2月上旬至中旬,5县先后召开了约有2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和15000余人参加的广播大会,培训了近20万人的“批林批孔”骨干分子。2月下旬,还相继召开各行各业“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并到一些运动开展较好的点进行了参观学习。3月初,各县的“批林批孔”运动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和《人民日报》发表《评晋剧“三上桃峰”》的影响,一时演变成对山西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批判和斗争。这一阶段,5县县委召开各种会议,参照《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对所谓“为刘少奇招魂”、“文艺黑线回潮”的“大毒草”晋剧《三上桃峰》开展了猛烈“批判”。3月下旬至6月,山西省委由陈永贵主持,举行了长达3个月的三届七次(扩大)会议,对省委主要领导谢振华、曹中南进行了批判。江青、王洪文亲自出面,威胁谢振华、曹中南交出“黑后台”,由此产生了《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简称《十一条》)。7月27日晚,5县组织全体干部群众收听了山西省委召开的“批林批孔”广播大会。8月初,就如何贯彻《十一条》,引深“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向地委作了书面报告。之后,各县先后数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谢振华、曹中南进行错误的批判,并在全县扩大了批判的范围。受其影响,许多重新出来工作的干部再次受到牵连,并被作为“黑干将”遭清理,造成了新的冤假错案。就这样,各地刚刚出现的稳定局面又一次被打乱了。

  三、全面整顿工作的进行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一)全面整顿工作的进行

  1974年底和1975年初,毛泽东先后发出了关于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随后刚刚出来工作不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把毛泽东的上述指示概括为“三项指示”,并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对陷入严重混乱的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的大刀阔斧的整顿。首先,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1974年冬,晋东南地委召集各县县委书记研究讨论今冬明春的工作,决定用一个月时间对公社级党委普遍进行一次整顿,重点解决公社级党委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及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整顿中,要坚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要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的原则,不断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整顿公社级党委的同时,下决心抓好后进队和重点大队的整顿工作,重点解决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端正社会主义生产经营方向。

  1975年3月25日至29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全国四届人大和省委,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并就如何贯彻安定团结方针,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等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1975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全面胜利的一年。在工业方面,要突出抓三项工作:一是地、县党委在重点抓农业时,要加强对工业的管理,不能一条腿走路;二是对那些重要部门、薄弱环节和老大难单位,领导要亲自抓,对搞得不好的单位,要限期扭转;三是要狠抓企业管理和规章制度。在农业上,强调要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要认真实行计划种植,全面安排粮、棉、油、麻、菜的生产,同时强调,各级干部要继续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地委工作会后,各县都进行了传达,并结合贯彻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联系本县、本单位实际,分别召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广播大会或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要求各级干部,一方面按照中央的部署,进一步“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强调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要继续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落实党的政策和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推动下,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要求鲜明地体现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思想。

  在贯彻“三项指示”,整顿党的组织时,各县以落实政策为重点,提出“学理论,抓路线,落实政策,安定团结,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此,从1974年后半年开始,各县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等运动以来所立的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和处理。1975年4月,按照地委的指示,5县相继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主要有5方面内容:第一,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开展一个普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运动;第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要体现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5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第三,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积极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第四,加强党性和党的组织纪律性教育;第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为了保证党组织整顿工作取得成效,从1975年至1976年初,各县县委对机构体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撤销了与革委会合署办公的“四大组”,重新恢复和设置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政治部、工交建政治部、财贸政治部、文教政治部、统一战线工作部等“7部1室”工作机构。并要求各级党组织从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入手,减少机构层次,深入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搞好精减工作,以达到毛泽东要求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通过对各级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逐步统一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切实改进了干部的工作和领导作风,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整顿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工业企业的整顿是全面整顿的又一个重点。1974年7月11日至13日,晋东南地革委召开地、县国营企业财务工作座谈会,经分析认为工业战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部分企业革命没有抓好,领导班子的思想路线不够端正;企业管理混乱,造成亏损户增加,亏损额扩大;有些重点企业生产上不去,造成全区欠产,产值下降;交通运输紧张,煤炭积压过大,利润无法实现,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按计划完成。会议强调,为了落实企业整顿工作,要继续抓好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不断端正思想政治路线;不断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经济核算制和考勤制为主要内容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技术操作、质量检验、设备维修、安全生产等规程;要抓好重点企业和亏损较多的企业,保证其生产顺利进行,尽快实现增产增收,扭亏为盈;要组织力量,对拖欠的利润逐厂逐户清理入库;要推广潞安矿务局石圪节煤矿的民主理财经验和晋城巴公化肥厂的扭亏增盈经验,把本企业的亏损情况交给群众讨论,发动群众找原因,依靠群众定措施,通过逐条落实整改措施,尽快改变生产落后的面貌。为把企业整顿推向高潮,7月20日,地委又召开全区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对工业生产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晋城县、阳城县及巴公化肥厂、巴公电厂、阳城缫丝厂、高平造纸厂、高平链条厂等单位,都在这次会议中受表彰。1974年底到1975年初,5县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狠抓企业整顿,使当地的工业生产面貌有了很大改观。1976年1月3日至5日,晋东南全区化肥生产工作会议在巴公化肥厂召开。会议要求全区迅速掀起一个学石圪节煤矿、赶巴公化肥厂的群众运动。2月上旬,国家水利电力部在晋城巴公电厂召开火力发电节约点火用油的规划与措施大会。6月17日,中共冶金部钢铁公司党委向陵川县附城铁厂发来贺信,表扬该厂在技术革新和生产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7月28日,晋东南地革委批转地区计委《关于推广阳城县西沟煤矿用煤气代替柴油发电的报告》,指出:阳城县西沟煤矿针对发电机组柴油不足的问题,试验成功了用煤气和柴油混合发电的办法,降低了成本。一台90马力柴油机发电机组,一年可节约柴油40多吨,节省资金近2万元。1976年1月15日,在晋城县东沟化工厂成立晋东南地区化学工业研究所,以加强化工产品的研制和开发。

  在财贸战线的整顿中,从1976年开始,改变了过去财政收支不挂钩的管理办法,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财政管理体制,即多收了可以多留,少收了相应紧缩开支,各地自求平衡,按收入任务确定分成比例,有效的提高了地方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在农业战线的整顿中,各县强调要把学习理论同农业学大寨相结合,迅速掀起农田基本建设高潮。要求各级领导树立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到农田基本建设第一线,带头大干苦干。要求各地胸怀全局,明确主攻方向,县、社、队都要制定一个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综合治理、分期实施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1975年冬,经省委批准,主要由晋城、高平、阳城、沁水4县承担的沁河灌区工程动工兴建,当年的主要任务是:导流泄洪洞、干渠渠道和隧道工程,以及输电、通讯、公路“三通”开工。在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方面,继续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养猪业,提倡队队养猪、户户养猪、人人养猪。在农业生产计划上,要求队队制订远景规划和当年生产计划,建立基本建设专业队,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组织群众大打基本建设的人民战争。同时,要求端正经营方向,划清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的界限,允许个体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1974年8月下旬,地区革委在陵川县召开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议,要求各地力争取消人均收入50—60元以下的基本核算单位。12月6日至13日,地区妇联在沁水县召开培养妇女理论队伍暨养猪、养兔、养鸡经验交流现场会议,要求广大妇女积极读马列和毛泽东的书,踊跃参加“批林批孔”,大力开展“三养”活动。

  在工农业和财贸战线整顿的同时,各县还对科教卫生工作进行了整顿。科学技术方面,首先是“解放”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使他们重新回到了专业技术工作岗位;其次是抓了科技知识的普及与推广,技术革新与创造的提倡,当年太行印刷机器厂试制成功技术先进的T(20)型自动对开一回转平台印刷机。1975年3月,地革委邀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前来指导工作,5县先后举行推广、应用优选法报告大会,开始在企业、厂矿普遍推广优选法。1975年底,阳城、沁水县开始试办农民科研所,分别成立“山区电气化科学研究所”和“蚕桑农民科学研究所”。教育方面,1974年,各县成立工宣队、贫管会领导组,组织工宣队、贫管会重新进驻各学校,遵照毛泽东《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实行开门办学,普遍建立了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教学新体制。开展了大规模的小学教育普查工作,全力普及五年制小学教育。1975年初,地区召开教育革命经验座谈会,采取“分散办学、社来社去”的办法,办起工人、农民业余大学40多所,所有公社都办起“五·七”农校,实行队校一体的新教育体制,把工农业生产急需解决的课题带入学校,进行研究和攻关。卫生方面,大力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出《关于进一步巩固发展合作医疗的通知》,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方针,开展“三土”(土医、土药、土法)、“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养)活动。1974年8月20日,高平县米东大队赤脚医生赵俊英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针麻研究会议,随后他写的《坚持实践第一,摸索针麻规律》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1月1日,山西省针麻工作会议在高平县召开。12月3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坚持卫生革命,大搞中西医结合,高平县普及针麻成效显著》的专题报道。1976年5月6日至11日,晋东南地区卫生工作会议在阳城县举行,会议要求晋城、阳城两县80%以上的社队要达到“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良厕所、水井、畜圈、炉灶、环境)标准,高平、沁水、陵川要有50%以上社队达到“两管五改”,同时,各县应尽快建立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搞好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这一时期,全面整顿工作尽管时间不长,但对推动各县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975年成为晋城等5县“文革”以来工农业生产最好的年份,工农业总产值达10.3亿元,是1965年的2倍;粮食总产量5.4亿公斤,为第二个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分别为:原煤661.1万吨,发电量4.7亿千瓦时,水泥5.1万吨,化肥1.2万吨,棉纱2350吨,油料5565吨,蚕茧775吨,猪存栏64.6万头,均创历史最高水平。1975年,5县公路客货运输量为387.8万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5090万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2573万元。

  (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掀起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一方面,人民群众在遭受“左”的危害中日渐清醒,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怀疑和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断兴风作浪,致使整个国家一直处于严重的政治动荡危机之中。

  1976年1月8日,深受人民爱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病逝世。噩耗传来,5县广大人民群众陷入巨大的悲痛中,自发地开展了各种悼念活动。但由于江青集团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发布种种禁令阻挠群众悼念周恩来,当时的舆论工具极力淡化有关悼念活动的报道。

  3月5日至11日,山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研究和布置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各县按照省委的要求,在全县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于这一运动是在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形势下进行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邓小平全面整顿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因此,一开始就遭到了各县人民的抵制。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仅仅停留在各级党委报纸上,县委、政府的公文里或标语口号上。

  面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江青一伙在悼念周总理问题上的丑恶表演,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怒终于在清明前后爆发出来。晋城各县人民冲破“不准戴黑纱、白花,不准送花圈”的禁令,从机关、学校、到厂矿和生产队,到处搭起灵棚,广大干部、教师、学生、工人和农民都胸佩白花,臂带黑纱,以不同的形式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北京悼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诗词在群众中广为传抄。

  4月上旬,当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行动被中共中央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后,邓小平的党内外职务被撤销。山西省委随即根据中央的要求,召开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干部会议,再次部署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于5月11日召开党员大会,对运动提出了具体要求。5月15日,晋东南地委、晋东南军分区党委在地区体育场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省委、省军区党委召开的党员大会精神,明确要求结合“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力追查各地所谓的“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和传单”。之后,随着各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不少地方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又被当作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批判,一些在整顿中被调离的人又“官复原职”,许多单位工作再次陷于瘫痪和半瘫痪,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晋城、高平等地一些派性严重的人到太原参加“8·23”打砸抢事件,对山西省委、太原市委和太原铁路局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跟着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领导进行了游斗、殴打。

  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晋高阳陵沁5县150万人民顿时陷于无限的悲痛中。此后数日,各县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学校、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都普遍设置了庄严肃穆的灵堂,举行各种吊唁活动。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消息传来,各县数十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热烈欢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人们敲锣打鼓,欢呼党的事业有了希望。十月的南五县,到处红旗飘扬,鞭炮鸣响,人民久受压抑的激情得到全面释放。

  粉碎“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标志着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告结束,一场轰轰烈烈的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伟大斗争从此揭开了序幕。

第三节 “农业学大寨”运动始末

  一、大寨典型的出现和学大寨运动的开展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境内,全村60多户人家,802亩土地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山穷水恶土地薄”,生产条件极差,建国前是一个典型的穷山村。全国解放后,为了改变落后的自然面貌,彻底甩掉贫穷的包袱,大寨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辟了一条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道路。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零碎贫瘠的土地经过改造,变成了肥沃的良田。粮食亩产连年增加,1952年为118公斤,1958年超过200公斤。1962年,全省许多地方因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而减产,大寨不但没有减产,粮食亩产反而增加到387公斤。当时,晋城各地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生产起伏不定,大寨的做法和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的成绩,无疑对晋城各县探索发展农业的道路提供了示范和启迪。

  1959年,《山西日报》发表《大寨年年有个新套套》通讯,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1960年2月,山西省委向全省农村基层干部发出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山西日报》、省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也加大了对大寨的宣传力度。大寨及其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事迹开始在晋城各地引起轰动,各县县委对大寨先进经验愈加重视。

  1963年3月,山西省委正式向全省提出“学大寨,一带二”的口号,并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开展“一带三”、“一带四”活动。所谓“一带二”,就是要求先进生产队帮助落后生产队搞好工作,同时落后生产队要找出差距,努力向先进学习,在农业战线上进行比、学、赶、帮,实现共同发展。

  1963年8月,晋城5县连降暴雨,平均雨量在150mm以上,重灾地区达330mm。绝大部分梯田和庄稼被冲毁,倒塌房屋7000余间、窑洞1000余孔,冲毁水库、水渠百余处(条),并发生了压死、冲死人的现象。5县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扬大寨大队大灾之年夺丰收的精神,终于战胜了洪涝灾害。1963年,5县粮食总产量达3.75亿公斤,棉花124万公斤,油料378.5万公斤,蚕茧64.9万公斤,分别比上年增长1.4%、52.1%、34.4%、15.9%。

  1963年11月9日,山西省委发出了《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把大寨精神具体概括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省委要求,要用大寨精神学大寨,“在广大社员、干部和职工中,广泛地组织学习和讨论,并把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为及时地把省委的通知精神传达到各地,11月10日,《山西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人民志不屈旗不倒》,并配发《学大寨之志,长大寨之风》的社论。正在省城参加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的晋城等5县代表,认真听取了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所作的大寨人自力更生,抗灾增产,依靠集体力量建设山区的经验介绍,学习了省委的通知及《山西日报》发表的文章,并以陈永贵的报告为镜子,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表示散会以后,要及时组织学习传达,用大寨精神武装自己,像大寨人那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热爱集体,为国分忧,依靠群众,促进生产。

  1963年底至1964年春,晋城等县普遍掀起“学大寨,赶大寨”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晋东南地委鉴于各地的不同情况,为了防止发生只讲形式、不求实效、生搬硬套、一哄而起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县在学大寨运动中运用和推广“一带二”的方法,树立不同类型的典型,以点带面,开展比、学、赶、帮活动,逐步缩小差距。地委还在全区树立了15面学大寨红旗,其中有晋城城关公社、秦庄大队、巴公大队、陵川黑山底大队。要求这些典型在努力提高生产水平的同时,搞好“一带二”。“一带二”的核心是“比、学、赶、帮”,“比”即以大寨为榜样,队与队之间比自力更生,比经营管理,比增产节约,比对国家的贡献;“学”就是学大寨精神及其基本经验;“赶”就是通过典型的带动,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赶上大寨。同时,各县也树立了一批县级学大寨红旗,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带二”,比学赶帮活动。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向全国广泛宣传了大寨群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事迹,并配发《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的社论,号召全国“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要求各地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学大寨:一要学大寨“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二要学大寨“敢于藐视困难,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优良作风”;三要学大寨“以整体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四要学大寨“永远向前,并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从此,大寨的名声远扬娘子关外。

  1964年5月,毛泽东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晋城等县随即掀起了“学大寨、赶大寨”的高潮。1964年8月25日至9月4日,由主要领导带队,五县组团到大寨,以及晋中、吕梁其他学大寨标兵单位参观学习。参观结束后,代表们结合学习廖鲁言关于大寨的调查报告,传达了参观学习的收获。他们指出,大寨在不到十年的时间,把贫瘠的土地改造成稳产高产田,使自然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学大寨,首先要学大寨干部和群众的精神。为了让各级干部、群众受到直观的教育,9月中下旬,晋城等县先后组织1000多名县、社、队三级干部再次到大寨参观取经。这一年,5县又涌现出一批学大寨先进典型,每个典型辐射周围3至5个贫困村,组成“先进经验推广网”,共同学大寨,发展生产。5县86%的村庄参加了“先进经验推广网”。1964年,5县粮食总产量达4.04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其它农作物也较上年大幅度增长。各县县委在总结丰收经验时,一致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积极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解放军、大学大寨的结果,是深入开展“一带二”比学赶帮运动的结果。

  1965年,根据全省学大寨形势的发展,山西省委进一步提出不仅要学大寨、赶大寨,而且要超大寨。在省委的积极引导下,晋城许多农村突破了单一的粮食生产模式,在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增产增收方面积极探索,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大寨。如阳城县发展桑树,扩大养蚕事业,沁水县发展多种经营的经验,曾被《山西日报》宣传报道。正因为这样,所以,尽管1965年晋城等县遭遇了巨大灾害,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但棉花、蚕茧等产量都较上年有所增长。

  二、“农业学大寨”方向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前各县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有效地发扬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广大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战天斗地,部分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条件和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大寨的经验被严重扭曲,农业学大寨运动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1967年到1969年,山西省革委连续三年在昔阳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会议观点和口号一次比一次“左”。受其影响,晋城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逐渐演变成政治运动。

  1967年5月25日至28日,晋城等县各级领导干部964人,由晋东南地区核心小组、地革委统一组织,到大寨参观学习。7月15日,地区核心小组、地革委、晋东南军分区作出《关于在全区深入开展学大寨、赶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各县核心小组和革委会根据《决定》精神,在全县布置开展“学大寨,赶大寨”运动,试图以此稳定混乱的局势。但由于派性斗争引发的武斗升级,这次运动并未奏效。9月10日至17日,在全省第一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上,刘格平对原省委主要领导人王谦、王大任、赵雨亭、刘开基及晋中地区主要负责人王绣锦等所谓反大寨罪行进行了批判。陈永贵在所作的题为《红太阳照着大寨前进的道路》的报告中,集中阐述了大寨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山西日报》社论说这次会议“是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起点,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全省学大寨运动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会议是山西各地农业学大寨运动偏离正确轨道的开始。

  1968年8月27日至9月6日,晋东南地革委在平顺西沟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晋城县秦庄大队向会议介绍了经验。时隔不久,10月15日至11月2日,省革委在昔阳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提出了更“左”的观点。认为大寨是“七斗八斗”斗出来的新大寨。学大寨的根本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大抓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号召掀起一个学大寨人、立大寨志、兴大寨风、走大寨路的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学大寨运动。会议期间,《山西日报》发表的社论指出:大寨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粉碎中国赫鲁晓夫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的典范。并宣称:“学不学大寨,是在农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由于参加这次会议除山西省的代表外,还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会后,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为政治运动逐步推向全国。之后,晋城等县先后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或“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按此精神反复宣传大寨经验,层层树立大寨样板。

  1969年10月至11月,全省第三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要求各地狠抓学大寨的落实工作,响应晋中地区向全省发出的大学大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的倡议,迅速掀起学大寨的社会主义竞赛活动,让大寨红旗插遍全省农村。会议期间,10月30日,晋东南地革委召集全区农业劳模和农业先进单位进行座谈,全国劳模李顺达等代表劳模和先进单位向全区农业战线发出了学大寨、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倡议。11月下旬至12月初,晋城等县相继召开农业学大寨三级或四级干部誓师大会,全面回顾检查了各地开展学大寨运动的情况,制定了1970年及以后农业生产跃进计划。会议还总结交流了各地涌现出的学大寨标兵和先进社、队经验,并发出热烈响应李顺达等同志开展革命竞赛的倡议书。会后,各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由点到面,全面展开。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听取了陈永贵关于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推动农业学大寨的经验介绍,讨论了如何在北方各省、市、自治区开展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问题。会议重申了《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强调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肥料,发展养猪,加速农业机械化等增加农业生产的若干措施,这对于稳定农民的思想,发展农村经济起了一定作用。但会议的主题是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为纲,把所谓的方向问题和路线问题提到学大寨的首要地位,渲染“七斗八斗”的“斗争哲学”,蒙上了浓重的“左”的政治色彩。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社论,指出:学大寨,“就是要象大寨大队党支部那样,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是大寨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强调:“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开,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只有始终抓住阶级斗争不放,才是抓住了推广大寨经验的重点”。社论还向全国各县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十分逼人而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中共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结束当天,晋东南地区核心小组召集各县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主任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北方农业会议精神,部署今后农业学大寨工作。10月14日,地区革委核心小组在晋城县召开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座谈会,晋城县秦庄大队党支部介绍了依靠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大寨、赶大寨,争取农业大丰收的经验。根据中央、省、地的要求,5县结合自己的实际,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晋城县以秦庄大队为榜样,在大抓地方工业的同时,组织全县人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1970年5月7日,该县下河大队发扬大寨战天斗地精神,胜利建成盘山环岭的“五·七”渠,结束了下河村千百年来严重缺水的历史。这一年,虽然晋城县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但粮食亩产仍达到200公斤,总产2920万公斤,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晋城县的学大寨经验,引起了全国和省、地各级领导的重视。1970年12月28日,由新华社记者、《山西日报》记者、省、地、县革委联合组成调查组,对晋城县的学大寨运动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出《关于晋城县大灾之年达〈纲要〉的调查报告》。地革委向全区转发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县像晋城那样,把农业学大寨运动落实在行动上。高平县革委1971年1月5日作出《关于1971年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安排意见》,提出要加强党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抓好农业翻身仗。在县革委核心小组的号召下,1971年,高平县生猪存栏达到17.6万头,比年初增长46%,户均2.4头,人均0.5头。1970年7月3日至7日,晋东南地革委在高平召开全区养猪现场会议,学习交流了高平县的养猪经验。1971年5月21日至31日,山西省革委在高平县召开全省发展养猪业现场会议。中央商业部、中国农村科学院派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学习毛泽东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系列指示,开展了路线分析和革命大批判,讨论了如何推广高平经验,促进养猪业大发展等问题。1970年8月,阳城县组织县、社、队三级400多名干部,在县革委负责人带领下,到昔阳和大寨参观学习。参观结束后,要求每人写出心得体会,并结合本单位实际,订出学大寨计划。同时,阳城县委把狠抓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作为学大寨运动的专项内容。1971年3月10日,山西省小型水利建设会议在阳城召开。中央水电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派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听取了阳城、昔阳等县治水典型经验介绍,并参观了阳城县南关、东关、白桑、红卫渠等社队小型水利工程建设。陵川县根据本地山多树少的实际,在学大寨运动中大力整山造林,建成了太行第一山林场。1970年11月28日,山西省林业、果树工作会议在晋东南召开,与会代表参观了太行第一山林场。1970年冬,5县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深翻土地的群众运动。

  1971年8月5日至17日,晋东南地革委在晋城县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晋城等县在会上交流了一年来以“批修整风”、“路线教育”为纲,以昔阳为榜样,大面积推广大寨经验的新做法、新经验和新措施。会议对各地在新形势下,如何更深入、更广泛、更扎实地学大寨、赶昔阳进行了研究讨论。中共中央委员、省委常委李顺达参加会议并讲话,要求各县把“批修整风”、“整党建党”、“一打三反”等运动同农业学大寨结合起来,以批判带运动,以运动促生产。

  1971年9月,山西省委在太原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这次会议旨在把“昔阳经验”全省化,“把全省每个县都建设成为像昔阳那样的大寨式的县”。会议以所谓举旗抓纲为核心,认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学大寨、赶昔阳的根本”,“县委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是建设大寨式的县的关键”。抓住了这两条,就抓住了学大寨、赶昔阳的根本;离开了这两条,任何企图走小路、抄近道的做法都会偏“线”,离“纲”,走上“邪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由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向建设大寨式的县发展。参加这次会议的晋高阳陵沁各县代表,在会议刚刚结束之时,就急忙赶回县里,尽快召开了各县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尽快建成大寨县的问题。并向全县各级党组织发出“举旗抓纲学大寨,奋起直追赶昔阳”,“尽快建成大寨县,‘四五’期间跨长江”的号召。这年底,各县纷纷制订出“四五”期间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粮、棉亩产双跨江,粮食总产翻二番,实现人均半亩水浇地,一人一亩大寨田,每人一头猪,初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大地园林化。

  1972年2月,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农业劳模大会。各县、公社党委负责人及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先进单位代表、先进工作者共10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地委副书记常三毛主持。地委副书记李英奎作了题为“以路线为纲,进一步加快农业学大寨、赶昔阳的步伐”的报告。地委常委、地革委副主任李荣作了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夺取农业新丰收而奋斗”的报告。地委书记武天明以“认清大好形势,搞好批修整风,加强农业生产”为题进行了总结。会议对全区今后农业生产和学大寨运动提出了新的要求:一要把批林整风作为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二要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尽快改变生产条件;三要大搞科学种田;四要进一步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五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各行各业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支援。会上,晋城等5县有数百名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和劳模受到表彰。

  1973年2月21日至3月7日,山西省委再次在昔阳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人民日报》以《鼓足干劲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为题,全面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会议对学大寨的新认识概括为3条:第一,学大寨,首先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向农民群众不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第二,搞社会主义农业,必须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第三,建设大寨式的县,关键在于建设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3月上旬至中旬,晋城等5县相继召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精神,并通过对照检查找差距。为落实“关键在于建设强有力领导班子”问题,5县从3月以后陆续派出约2500多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并就地举办了学习班。

  到1973年,中央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过去了整整3年,但全省多数县并没有解决了学大寨“三年行不行”问题。针对这种情况,1973年11月18日至29日,山西省委再一次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这次会议进一步把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态度问题、思想认识问题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认为许多县3年没有改变面貌,主要不是条件问题,而是“思想路线问题”,是“感情上对大寨、昔阳不爱”。要求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揭露矛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保守思想。特别是对那些学大寨数年,山河依旧,老样子不变的县,要注意那里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这样,就把对学大寨、赶昔阳的态度问题上到了“纲”的程度。12月中旬,晋城等县相继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在传达省委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精神的同时,主要围绕总结“三年行不行”的经验教训,回答“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的问题。会议还对近年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涌现出的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进行了表彰,并部署了今后农业学大寨目标和任务。12月4日,北方8省、市、自治区山区打井现场经验交流会在阳城县召开,与会代表参观了阳城县南关、白桑、风门、北村等大队及北留水轮泵站。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在农业,而且在工业、财贸、文教等各条战线深入持续地开展起来。

  1974年,是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10周年。6月13日,山西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纪念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十周年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使批林批孔成为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强大动力。11月20日至12月6日,省委在昔阳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认为过去学大寨运动迈不开大步的原因,在于各地思想和政治路线不端正。指出学大寨就是要像大寨和昔阳那样,“大批促大干,领导带头干”,要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学大寨运动的战斗指挥部。会议全面肯定了昔阳县提出的“在政治上反复辟,在思想上反腐蚀,在经济上反蚕食”的所谓宝贵经验。强调要大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最终达到大批促大干。11月下旬,也就是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晋高阳陵沁各县也分别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一方面通过参观先进社队典型、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推动学大寨运动开展;另一方面,以大寨、昔阳为榜样,联系本县实际,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指示和文件,宣讲了儒法斗争史,并对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大批判。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12月下旬,5县又相继召开四级干部农业学大寨会议,重点对全省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检查总结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各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情况,并提出了普及大寨社、队问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学大寨运动中,要想新的,干大的,大树雄心壮志,大鼓革命干劲,大搞群众运动,大打学大寨的总体战。这样,就进一步使大寨、昔阳一套“左”的做法和经验在全区蔓延开来。

  三、普及大寨县运动及对“农业学大寨”的初步评析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先后在昔阳和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作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交流农业学大寨,特别是建设大寨县的经验,研究普及大寨县的问题。会后,山西省委于10月24日至11月2日,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进行了及时传达贯彻。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会上作了题为《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会议提出了今后5年在全省普及大寨县、改变生产条件、实现农业机械化、加快农业生产发展等方面的奋斗目标。会上,省委决定用3年时间,结合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认真进行整党整风。会后,省委组织了5700多名干部组成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全省7个地区和一些县,投入到普及大寨县的“战斗中”,其中有晋城和高平县。

  在全国农业大寨会议之前,山西省委开始着手解决晋东南地区存在的“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得“不深入”等问题。主要原因是晋东南及晋城部分县在解决两派群众组织的问题上,晋东南军分区及驻军支持了“联”字号,另一派组织“红”字号受到压制,派性仍存在于各级领导班子及群众中。1975年8月22日至9月9日,山西省委召集晋东南地委常委到太原,就贯彻执行党中央解决山西“派性”问题的一系列指示,消除资产阶级派性,端正对待农业学大寨的态度等进行专门汇报。汇报会期间,即9月4日,省委对晋东南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9月14日至17日,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有关指示,传达地委常委太原汇报会议情况及省委领导指示,集中讨论和研究解决地委及地直各部、委、局、办,部分县在“方向路线方面”和对农业学大寨态度的问题。11月2日,省委又对晋东南的主要领导作了重新任命。同日,地委对晋城等县的主要领导也作了调整。对晋东南的主要领导作了重新任命。地、县领导班子调整后,11月中下旬,5县先后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总结检查原县委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思想、政治、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向全社会发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三年,为建成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一时间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成了各级党委、各行各业工作的中心和主题。尽管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设想和奋斗目标,对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了不恰当的批判甚至处理,但是,在邓小平全面整顿思想的指导下,加上各县干部群众的努力,这段时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地农业生产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势头并未得到保持,最终又为全国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冲击。

  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会议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继续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得更好。会议还提出,到1980年,全国要有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山西省委在传达贯彻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时,进一步提出要苦战4年,力争到1980年把全省一半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

  1977年2月22日至3月3日,山西省委在昔阳召开省、地、县、社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对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具体的安排。2月底,根据省、地委的部署,除原先已由省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晋城、高平外,又先后分三批派出工作队,到阳城、陵川、沁水和数百个重点大队,开展以清查“四人帮”帮派势力为目的的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3月下旬,地直机关又抽调近600名干部组成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和抗旱工作队,在地委主要负责人的带领下,分赴高平、阳城、沁水等县,同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社员群众一道,开展建设大寨县的工作。这个时期的各级党组织仍然把大寨作为政治斗争的典型,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作为一场政治斗争来看待,提出“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学大寨就是搞歪门邪道,反大寨就是走资派”,要求各级党组织“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组织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认真地、细致地学习大寨经验,以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步伐”。还具体要求各级党委、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要把学习“大寨经验”作为农村整党整风的一个重大问题来抓,要把揭批“四人帮”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教育”的结果,就把晋东南地区乃至晋城各县无数基层党员干部打成了“反大寨”的“走资派”和“四人帮”的黑干将。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之后,各级党组织在传达贯彻十一大精神时,依然强调要加快普及大寨县步伐,并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大寨。据此,5县先后召开了学习大寨民兵工作“三落实”经验交流会,教育学大寨学大庆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会,司法、公安、保卫工作学大寨学大庆“双先”代表会,卫生、财贸、农村社队等各行各业学大寨会议,使大寨一些带有极左色彩的经验不适当地到处推广。在对农业学大寨的认识上,仍然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要发动群众毫不手软地把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把反大寨的歪风邪气打下去;在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上,仍然强调推广昔阳县常年整风的经验,把“三不纯”和“五种人”掌权的问题解决好;在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上,提出要大干,要大变,就得搞过渡,要在3年内基本实现生产大队所有制;另外,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加速农业机械化等方面也要求过高、过快、过急,严重违背了当时的客观实际,把“阶级斗争”推向了极端化,把农业发展的“模式”推向了简单化和单一化。

  1978年1月19日,晋东南地委又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心议题是落实省委的指示,大张旗鼓地解决学大寨与反大寨、真学与假学的问题。会议由于坚持以“派性”反“派性”,把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当作“反大寨”的典型错误地进行了批判,并强调推广“大寨经营管理上的一整套经验”。种种迹象说明,“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了近两年,但各项工作仍然没有摆脱极“左”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两个凡是”仍在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开始,到1978年底结束,持续时间长达14年之久。其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第二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作为一个生产典型,的确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晋城各地广大农民群众热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坚持按照周恩来总结和概括的大寨经验及大寨精神,农业学大寨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推动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被纳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在指导思想上将原本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农业生产典型当作政治典型推行,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因此,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发生了一系列失误,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第一,学大寨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学大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阶级斗争,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在政治上导致了恶劣的影响。

  第二,脱离客观实际,大搞所谓穷过渡。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县强行推广大寨和昔阳实行的向生产大队所有制过渡的做法,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取消了集市贸易,搞“平均工分”等,严重背离了客观实际,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大搞形而上学,把农业学大寨运动主观意志化。不切实际地制定了一些过高、过快、过急的目标,提出了一些过“左”的“跃进”口号,并一厢情愿地确立了各行各业学大寨的目标和任务,强制推行,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到了庸俗化的程度。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客观地、全面地审视历史,审视“文化大革命”和两年徘徊期间的农业学大寨,可知它毕竟是一场在党的领导下,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落后面貌为目的的农业生产运动。它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发动群众,战天斗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做法动机是好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在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差不多每年冬春季节,5县都有数十万劳动大军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构筑梯田,拦洪造地,填沟开坝,修渠打井,建造水库,引水灌溉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比如,1977年7月1日,阳城县红卫水渠改建工程经80天奋战竣工,发展水地2.2万亩。同日,沁水县山泽水库灌渠建成通水。9月,晋城县掀起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县级机关搬到郭壁电灌站工地办公,实行吃住、劳动、办公、学习、揭批、整党整风六到工地。1978年6月,高平县委采取打总体战的办法,带领全县人民奋战8个月,完成北王庄截潜流工程,使3万亩旱地变成了水田。7月,晋城县巴公公社万亩灌区水利工程竣工通水。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沁河灌区建设工程。这是当时晋东南地区最大的水利设施,它要把沁河水提到山上,引到沁水、阳城、高平、晋城等4县,灌溉那里的农田。灌区的主要工程有:一是枢纽大坝,在沁水县王必大队张峰水库兴建一条蓄水量可达5亿多立方米的拦河大坝;二是修建总干渠,从张峰水库至晋城大阳大队,全长77公里,并修建四条干渠,流量为30个秒立方米,可浇地128万亩;三是在晋城、阳城之间的磨滩建电站一座,以供整个提水工程用电。这项规模宏大的工程,若建成竣工,将惠及晋、高、阳、沁4县的子孙后代。1975年底,沁河灌区破土动工,晋城、高平、阳城、沁水县各自组成建设兵团投入奋战,到1976年底,一年内取得了“三通一建”(即公路通、电力通、通讯通,临建工程完工)的成绩。1976年12月上旬,沁河灌区党委在大坝工地举行第一期工程施工誓师大会,晋、高、阳、沁兵团、山西水利工程队五中队近万名指战员参加了誓师大会。后因种种原因,这一建设工程未能进行到底。

第四节 徘徊中发展的两年

  一、揭批清运动的开展

  粉碎“四人帮”后,晋城各县同全国、全省一样,从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摆脱出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想的束缚,尤其是“四人帮”帮派体系的破坏,前进的步伐仍然很沉重。因此,摆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全面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开展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后,晋高阳陵沁县委当天就按要求将通知精神迅速传达给全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21日至24日,5县群众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11月22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地直机关党员干部会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立即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高潮。11月25日至12月2日,晋东南地委、地革委和晋高阳陵沁各县委、县革委主要领导赴太原,参加了省委、省革委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和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工作会议。会后,地、县委都进行了及时的传达,并部署了开展本地的揭批清运动。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一场大学习、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的人民战争,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并联系各县实际,从组织上对“四人帮”在本地的帮派体系进行全面的清查。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5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从1976年12月到1978年12月,以召开声讨会、批判会和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等方式,掀起了揭批“四人帮”反党篡权阴谋活动,清查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的运动高潮。这一运动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6年12月至1977年3月,主要是系统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搞分裂、搞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以大量的事实揭露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罪行。要求将材料“立即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并组织阅读和讨论,务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12月中旬,晋高阳陵沁各县直机关首先举行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下旬,各乡镇、农村也相继召开群众大会,引深揭批运动。1977年1月8日,5县群众分别举行隆重集会,一方面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一方面愤怒声讨“四人帮”祸国秧民罪行。1月中旬到3月初,5县县委还组织近百名理论工作者写出批判声讨“四人帮”的文章100多篇,分别在《山西日报》、《晋东南报》及各县小报发表。各机关、厂矿、学校、乡镇、农村的广大群众,利用广播、黑板报、宣传专栏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展开大揭发、大批判,造成了浩大的揭批声势。

  第二阶段从1977年3月至10月,主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历史,清查“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体系。3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以大量确凿的证据揭露了“四人帮”的罪恶历史。接到中央文件后,各县逐级向全县党组织和党员、群众进行传达,并对第二个战役作了具体部署。要求第二战役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为重点,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认真清查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摧毁他们的帮派体系,把揭批运动进行到底。7月27日晋东南地委向山西省委汇报时指出:这一阶段,各级共召开大、中、小型批判会25500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1780多次,参加揭批的干部群众达170多万人;共写出批判文章120600多篇,出批判墙报5万多期,办批判专栏50800多期,画漫画16957幅;地县两级召开批判斗争大会120多场次,参加会议的达十几万人。同时,地直各口和各县,在加强专案审查的同时,先后召开了数千人以至上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通过批判,提高群众的认识觉悟,发动群众摆事实、查线索,并运用当时盛行的“大字报”形式,对“四人帮”在晋城等地进行反革命煽动活动的罪行,及各地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检举、揭发和清查,对帮派分子形成震慑力量。

  第三阶段从1977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主要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政治纲领、反动谬论和极“左”路线。9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发动群众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诸方面,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动谬论,揭露其路线的实质及表现。按照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从10月开始,各县对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作了部署和安排。要求系统地揭批“四人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犯下的滔天罪行。1978年1月,5县又先后召开数万名干部群众参加的揭批“四人帮”大会,把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运动推向新高潮。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5县广大干部群众紧密联系本地、本部门实际,针对“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及其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煽动派性、制造帮派体系等罪行,深入开展了大批判。工交战线集中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险恶用心及其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谬论进行了批判;农业战线集中批判 “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谬论;公检法系统集中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否定”、“一个砸烂”(即否定建国17年来公检法工作的成就,否定公检法干警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砸烂公检法”)的谬论;文艺界集中批判了“四人帮”否定建国后17年党对文艺工作正确领导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党政机关广大干部集中批判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陷害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及其推行的极左路线。通过系统的揭发批判,使广大群众从实际到理论,进一步弄清了“四人帮”散布的各种谬论的实质,思想认识大为提高。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各县把清查“四人帮”帮派骨干,作为清除其流毒的重要工作。早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一阶段,各县就根据运动的发展情况,果断地逮捕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犯有罪恶的造反组织头头。揭批“四人帮”第二战役开始后,5县县委按照中央的通知精神,加大了清查工作力度,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及其骨干分子在本县犯下的罪行,一件件、一桩桩地彻底揭发、批判和清理。明确规定:第一,要着重清查1976年“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问题,清查的重点是“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第二,对“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要联系“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贯表现,新账老账一起算;第三,对“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定性处理,要严格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省管干部由省委把关,地、县管干部由地、县委把关。进入揭批“四人帮”第三阶段后,1977年12月,5县根据省、地委的指示,相继成立清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简称清查办),具体负责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工作。为使这一工作顺利进行,5县清查办组织了近800人的专门清查队伍,对与“四人帮”帮派体系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查证落实。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也都相应地成立清查办公室或清查组,抽调专人开展清查工作。据初步统计,南5县约有近5000人在清查中被列为清查对象,因清查受牵连的普通党员干部及家属有数万之众。

  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自始至终贯穿于揭批斗争的全过程。总的来看,整个揭批清运动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首先,揭批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深揭猛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犯的罪行,认清了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分清了政治是非,提高了思想觉悟。同时,联系“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在各地的破坏活动,也使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怀疑,这就为以后开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打下了基础。其次,基本上查清了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清理了一批帮派骨干分子,并使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重返领导岗位。第三,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骨干在各县进行反革命破坏的罪行,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县委在领导和部署揭批斗争的同时,十分注意将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引导到搞好工农业生产方面,对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清除了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趋于正常,境内开始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但是,由于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仍是在“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的条件下进行的,运动中仍难摆脱借“清查”之名行“一派压一派”的派斗之实。所以,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晋东南地区,特别是晋城5县出现了相当的偏差,清查了一大批不该清查的人,把许多农村党支部书记都扣上了“‘四人帮’骨干分子”的帽子,以至于“翻烧饼”,错整与处理了许多干部,造成了清查扩大化。这一问题由于错整干部群众的不断上访,直至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下台,胡耀邦总书记亲赴高平“解疙瘩”,省、地委及晋城五县的领导班子重新调整后,才得以最终解决。

  二、整党整风和初步落实政策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中,党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以后,虽然陆续恢复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工作机构,但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严重削弱了党的自身建设。在一些党的组织和领导班子中存在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以及党不管党的现象。加上晋城各地在“文革”中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相当严重,许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中,班子成员派性严重。加之“文化大革命”中自上而下的多次反复,一些领导干部你支一派,他支一派,各拉一帮人,各站各的队,使领导班子内部长期“窝里斗”,相互攻击,给工作和生产造成严重的危害。

  针对上述情况,晋高阳陵沁各县委根据省、地委的指示,决定从1977年春天开始,对全县基层党组织进行分期分批整顿。这次整顿以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民主集中制、优良作风为中心内容,以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为重点,紧密联系实际,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中意在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以切实搞好党的自身建设。

  1977年3月,5县县委相继发出《关于基层党组织整党整风的意见》,要求各基层党组织要突出搞好“一批四整顿”。一批,就是要学好文件抓住纲,深揭猛批“四人帮”;四整顿,即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整顿经营管理。规定这次整党的方法是,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采取集中整顿和常年整顿相结合的方法,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重点是宣传发动。 大力贯彻落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党中央的各种文件,以大寨党支部为榜样,以革命促整风,以整风带生产。通过学习宣传,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掌握思想武器,摸清思想底子,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和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运动的新高潮,从而为搞好整党整风创造出一个浓厚的氛围。

    第二步,突出进行思想整顿。 这项工作与前期开展的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紧密结合进行。1977年2月至1978年底,各县先后组织四批工作队深入基层,进驻到所有大队、企业,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蹲点包片,指导工作,解决问题。前三批着重进行无产阶级党性教育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教育。1978年3月以后,各县又派出第四批工作队,到一些重点单位和老大难单位,重点整顿大队领导班子,解决那些受“四人帮”毒害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问题。同时注意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为了帮助各县把整党整风工作搞好,省、地二级还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由省、地委领导带队,到晋城各县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其中,由省直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分别到晋城、高平2县级机关开展工作,地直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由地委领导带领,分别深入到晋高阳陵沁5县基层开展工作。

  第三步,着重进行组织整顿,以解决基层领导班子长期存在的软、懒、散状况。 1977年4月,省、地委首先整顿了晋高阳陵沁5县的县级领导班子,调整了一些领导干部。下半年,各县所属各部门、各基层党组织通过开门整风,抓住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揭露矛盾,广泛征求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意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对115个公社和2100多个生产大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共调整近500个生产大队的领导班子,调整面达24.5%,初步解决了部分基层干部精神不振的问题,使领导班子的状况大为改观。

  这一次整党整风,虽然仍受“左”的错误影响,出现了部分地方以派整派,借“清查”之名,行“翻烧饼”之实,错批了不少不该批的人和事,班子中也钻进了一些借风驶舵的投机分子,但就整个运动本身来说,通过对各级党组织进行思想、组织、作风、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整顿,确实清除了一些混入领导班子中的派性骨干分子,把一些老干部安排到了各级领导岗位上,把一些表现好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充实到了各级领导班子中,对改变领导班子软、懒、散状况,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开展整党整风过程中,1977年6月,晋高阳陵沁各县委遵照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分别成立政策落实小组,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层层建立组织机构和专案工作队伍,以抓大案、要案为主,本着“一快、二细、三彻底”的精神,展开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截止1978年底,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清队”、“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中所处理的近千件案件,大多数进行了复查和核实,纠正和部分纠正了58.5%的案件。1978年10月17日,沁水群众在尉迟村隆重悼念著名作家赵树理,将赵树理的骨灰由尉迟村运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11月28日,晋东南地委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为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参加悼念周总理,传抄悼念周总理诗词而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追查的国营金阳器材厂技术员杨军、高平县永录大队社员王树林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日,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毒打,含冤而死的原沁水县委代理书记王太歧平反昭雪。与此同时,各县也对本县“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

  1978年7月,5县遵照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分别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对在1957年划定的400多名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由所在单位逐个复查,进行了适当处理。其中,绝大部分作了全面纠正,摘掉了右派帽子并安排了工作,受到株连的家属也作了妥善安置。

  1978年10月,5县县委围绕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组织400余名理论骨干,召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研讨会。随后,各县县委宣传部召开专门会议,具体部署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工作。这一阶段,由于当时省委主要领导的政治倾向,整个山西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方面行动迟缓,5县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只是做了个样子,未能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县才又进行了这方面的补课。

  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各县落实政策工作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不仅为一些受到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而且成立了审干领导组,加强了党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以便更好地识别和使用干部,从而保证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但这一时期的落实政策工作,仅仅是个开始,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一些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大案件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许多冤、假、错案未能平反或彻底平反,有的留了“尾巴”。大量案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才逐步地得以彻底解决的。

  三、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1976年,晋城各地的工农业生产受“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跌入了历史的低谷。这一年,5县地方财政收入仅为3901万元,比1975年减少30.5%,倒退到1960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75年下降1.7%,其中,农业总产值下降7.1%,粮食总产量减少5700多万公斤,其他经济作物棉花、油料等均大幅度减产。粉碎“四人帮”后,各县在开展揭批清运动的同时,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工农业生产开始摆脱下降趋势,走向了恢复发展的道路。

  农业方面。 5县县委将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把普及大寨县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后,进一步加快了建设大寨县的步伐。各县组织起上千人的宣传队伍,深入农村宣传普及大寨县的“意义”及昔阳建成大寨县的“经验”。从1977年春天开始,5县先后组织起五、六十万人的建设大军,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造出了数千亩保土蓄水的梯田。如高平县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一冬一春,共出动劳力10万余人,建成19万亩水浇地,19万亩稳产田,并实行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建成从赵庄、寺庄、城关到唐庄50华里一条线的平地园田化、岭地梯田化工程。虽然在人力、物力上存在着一定的浪费,但对于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同时,各地还比较注重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首先是针对当时农村存在收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整顿了经营管理。在分配上,对集体扣除和开支费用多,胡吃乱补、胡支乱用多,社员分配不兑现多等削弱集体经济、影响社员收入的“三多”现象进行了整顿;在计酬上,对干部多,劳动少,补贴高,造成干部与社员之间同工不同酬,拉大了分配收入上的差距等现象进行了整顿;在管理方面,将一些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重新恢复为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其次,从1976年底开始,陆续恢复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硬性关闭的农村集贸市场,并发出《关于正确对待农村集市贸易的通知》,强调农村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种补充形式,应当受到保护。1978年7月,5县为进一步落实党在农村的政策,又召开各种会议,专门研究减轻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并从各行各业抽调干部,组织力量,对农民的不合理负担进行了专项检查。共查出农民不合理负担12个方面,39个项目,计7500多万元。针对存在的问题,各县因地制宜,制定措施,将原来由集体收回代耕的农民自留地全部退给社员自己经营,允许社员在搞好农业生产之余发展家庭副业。并发出文件,明文规定今后不准随意收回农民的自留地,不准随意向农民摊派,不准把工业亏损转嫁给农民。这实际上是从政策上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左”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与此同时,在农业生产中,注重以粮为纲,兼顾其它林、牧、副业的生产。1977年,晋城县禽蛋生产获得丰收,当年收购鲜蛋102万余斤,成为山西省第一个收购鲜蛋超百万斤的县,跨入全国鲜蛋收购先进县行列。高平县生猪饲养量达20余万头,户均3.5头,1978年7月9日到14日,全省发展养猪事业现场会在高平召开,省革委副主任王庭栋到会作了重要讲话。5个县的蚕茧生产持续发展,1978年晋东南地区在全区确立的8个蚕桑基地县中,晋高阳陵沁均名列其中。

  上述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行,以及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开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环境,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1977年和1978年,5县虽然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食产量仍然突破5亿公斤大关,分别达到5.13亿公斤和5.02亿公斤,比1976年增长6.3%和4.4%。而且由于重视林、牧、副业生产,提倡多种经营,1977年,5县棉花产量达到376.5万公斤,油料309.5万公斤,蚕茧111.3万公斤,肉类总产量1118万公斤,禽蛋产量290.7万公斤,分别比上年增长81.4%、2.9%、20.6%、20.2%、3.2%。1977年,5个县的农业总产值达到5.3亿元,比上年增加3000多万元,基本上同1975年整顿时持平。但这一时期由于各县仍然开展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在恢复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依旧沿袭了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某些错误的做法,延缓了农业生产恢复的速度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

  工业、交通运输方面。 粉碎“四人帮”后,各县从抓工业学大庆入手,学习大庆人“三老、四严”的作风,加强企业管理,推广工交战线先进典型的经验,从而使工业、交通运输业迅速得到了恢复。1976年12月23日至28日,山西省委召开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在着重揭批“四人帮”破坏工业生产,总结交流全省工交战线工业学大庆经验的同时,对全省工交战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工交战线大力进行整顿,尽快清算工交企业中“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恢复工交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生产经营秩序。1977年1月21日,晋东南地委工交建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厂矿企业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结合各地实际,把兴办农副业,加强支农产品的开发和生产作为工业学大庆的一项重要内容抓紧抓好。3月23日,晋东南地革委召开全区节约工作会议,着重解决工交企业存在的对生产节约不重视,组织机构不健全,节约措施不得力,发动群众不充分等问题。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领导下,境内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涌现出一批大庆式企业和学大庆先进单位。5月,阳城缫丝厂、巴公电厂、金阳器材厂、巴公化肥厂炭化车间、晋城矿务局、晋城钢铁厂及阳城县的代表出席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并在会上受到表彰。5月29日至6月7日,晋东南地区工业学大庆会议在长治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总结交流了全区工交战线深入揭批“四人帮”和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经验,表彰了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制订出全区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和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规划。按照这个规划,全区县营以上企业545个,除已建成大庆式企业2个(阳城缫丝厂、巴公电厂)以外,1977年规划面建成大庆式企业28个,1978年保证建成大庆式企业100个,争取180个,到1980年全区60%以上的企业要建成大庆式企业。其中,化工、交通两个系统要实现全系统大庆式企业。虽然这个规划受“左”的思潮影响,提出了一些过急过高的指标,但客观上仍对于全区工交企业的整顿和恢复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会后,各县工交企业在积极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同时,继续进行全面的整顿。晋东南地委抽调地县两级干部570余人,组成97个学大庆工作队,分赴各县社工交企业开展整顿工作。工作队帮助各企业首先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规章制度和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励和津贴等按劳分配的劳动计酬形式,指导企业恢复和重建“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工作队员还深入车间、工人家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工人解决各种实际问题。1977年2月至8月,晋东南地委按照中央提出的要求,组织了为期半年的煤炭生产大会战。截止8月底,煤炭战线提前107天超额完成全年国家原煤生产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40%,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望云、永安、岳南、赵庄等矿生产原煤比1976年同期增长一倍。同时,销运存煤140多万吨,按时完成了中央下达的任务。到1977年11月7日,全区工交战线提前53天完成全年工业总产值计划,比1975年同期增长39%,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1978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下达后,各县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工交企业按照“工业三十条”规定整顿好,同时在工交企业开展了“质量月”活动。经由省、地、县领导和工交系统有关专家组成的大庆式企业验收团检查验收,阳城应朝铁厂、陵川工具厂、金阳器材厂、阳城蒿峪铁厂、晋城手扶拖拉机厂、晋城大阳煤矿、阳城化肥厂、巴公化肥厂基本达到大庆式企业标准。4月,沁河殷庄公路大桥竣工通车,全长90米,为当时华北跨度最大的曲拱桥。6月5日至12日,在晋东南地区工业学大庆会议上,阳城县委、阳城缫丝厂、应朝铁厂、金阳器材厂、陵川工具厂、大阳煤矿等单位和个人介绍了学大庆经验,并向全区工交战线广大职工发出《倡议书》。9日,端氏缫丝厂生丝的正品率达到99.3%,保持了该厂曾于1970年在北方8省、市缫丝行业中第一个获得的产品出口“免检”的荣誉。

  经过粉碎“四人帮”后二年工业学大庆运动和对企业的全面整顿,各地工交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各种规章制度重新建立,“文化大革命”前正常的经济协作关系重新恢复,计件工资制与奖金制开始试行,生产与工作秩序大为改观。不少企业通过发动群众,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改造,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原材料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1978年底,5县工业总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达到10.3亿元,比1976年增长43.1%。主要工业产品产量1978年为:原煤926.8万吨,发电量58929万千瓦时,生铁12.2万吨,水泥12.4万吨,化肥2.3万吨,生丝146吨,棉纱2633吨,公路客货运输量458.7万吨,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但这一时期,由于对长期存在的超越客观可能、脱离实际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对“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对经济形势做了过分乐观的估计,认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到来。因此,在经济工作中提出了“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片面追求“在发展速度上来一个大突破”,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很高,从而导致了1978年超过经济发展可能,大上基本建设项目,使国民经济出现了紧张的局面,资金、物资更为短缺。这种状况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得到纠正。

  在工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同时,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教育方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部门是重灾区,教师被诬蔑为“臭老九”,教育系统的许多领导被扣上“三反分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批判、斗争或劳改。学校一度被迫停课,教育工作的正常秩序被打乱,校舍、仪器、图书、设备损失严重。在不断大批所谓“师道尊严”、大搞“开门办学”的情况下,教育质量急剧下降。粉碎“四人帮”后,各县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在教育系统开展了拔乱反正。首先是摘“帽”平反,使一批受到错误处理的老教师重新回到教学岗位。其次,各县根据国务院要求,从1977年起,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废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使学生来源正规化,保证了教学质量。再次,各县依照中央的指示,将驻校的工宣队员全部撤出学校,同时,停止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至此,“文化大革命”以来实行长达9年的工人阶级改造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办法宣告结束。1978年5月至7月,5县先后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要求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员工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求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逐步好转;要求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会后,各县对中小学进行了大力整顿,重新调整和配备了教育系统各级领导班子,选派一批长期从事和热心教育事业的老干部和青年骨干分子担任学校的领导,并恢复了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为调动教职员工办教育的积极性,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决教师两地分居和住房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还试办了十几所重点小学。教育部门内部和各学校,逐步冲破“左”的思想桎梏,恢复和完善了管理制度,制订充实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改进了教学方式,整个教育战线面貌焕然一新,教育工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科学技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大批科研人员受到批判,被迫离开科研岗位。一些科研机构被取消或合并,科技队伍萎缩,科研成果减少,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最初的拨乱反正,各级党委和政府日益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逐步将恢复和发展科技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977年6月,山西省委召开科技广播大会后,各县重点抓了科技队伍的恢复和建设,重新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7月,5县派代表出席了全省农业科学大会,明确了农业科学技术今后的重点任务和主攻方向。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各县都及时进行了传达,要求全县干部深刻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必须走在生产的前面;全面了解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明确科学技术对于提高综合国力以及增强全县的经济实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77年到1978的两年中,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都得到重视和发展。1977年8月18日,晋东南地革委转发了晋城县《关于小麦、玉米、谷子、高粱、棉花实现良种区域化的报告》,要求各县都要像晋城县那样,认真落实全省农业科学大会精神,尽快把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把种子工作抓出成效来。11月上旬,山西纺织工业公司在阳城县召开全省丝稠工业科技情报会议,总结交流了阳城缫丝厂制定丝绸工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经验。1978年1月,晋城电器厂试制成功E61型和FE90型两种发电机,为解决农用拖拉机的照明做出贡献,填补了山西省的一项空白。2月24日,晋城县东沟公社化工厂,用土法试制成功流线型人工消雹炮弹。这种消雹炮弹较球型消雹炮弹射程高,威力大,据县气象站和有关科研部门试验,发射高度可达1500米左右,比球型消雹炮弹射程高1倍以上。3月20日,晋城无线电厂研制成功BW—77—A型农用电子喷雾器,经中国农林科学院生物防化研究所鉴定和农村社队现场试验,该喷雾器具有不用水,直接采用原液,不打气,雾化后的微粒子能自动寻找作物,分布均匀,吸附牢固,耐光、耐风、耐雨、渗透力强,在作物间穿透和复盖性良好等优点。同月,晋城塑料厂试制成功符合喷灌要求的支农新产品——钙塑管。7月9日至14日,全省发展养猪事业现场会议在高平召开,认为高平县以青贮饲料为主,青、粗、精三结合科学的喂猪方法值得在全省推广。上述实用技术的发展和推广,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各县在大力恢复和发展教育、科技事业的同时,还提高了对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重视,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繁荣。在文化艺术方面,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落实了党的文艺政策,对文艺界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1978年7月,恢复了晋东南地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文艺创作开始活跃。各县的上党梆子剧团相继重建,恢复上演了许多传统剧目,参加了全省文艺汇演。卫生事业通过整顿,制订了规章制度,重新起用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或错误处理的医务人员,焕发了广大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的县还先后恢复和成立了中医院,大力弘扬和继承祖国的中医传统。1978年4月21日,地区革委发出《关于在全区进行中医处方用药计量单位改革工作的通知》,要求从12月1日起,全区一律使用公制计量单位,改以钱计量为以克计量,停止生产和出售旧制戥秤。计划生育和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也正常开展。1977年4月2日至5日,晋东南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阳城县召开,阳城县委、演礼公社党委、献义大队、封头大队党支部、阳城缫丝厂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1978年上半年,各县先后召开体育工作会议,传达全国、全省体育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广大体育工作者,在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积极搞好训练竞赛工作,加强体育队伍建设。各县体委在认真抓好群众体育活动的同时,在各个学校重点选拔和培养了一批体育骨干,使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得到同步发展。1978年9月,阳城一中学生买丽梅在全省中学生小口径步枪射击中勇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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