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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基础 重点与关键
晋城经济2015第5
2016年01月28日 15:19:37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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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国奇

    今年是建市30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许多重要数据指标都是30年来最低或低的年份之一。无疑,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困局。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全球经济大周期波动之外,具体到晋城,今天的困局,主要是结构性矛盾所致。结构单一,产业低度是根本原因。

    当然,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永无止境,由多种变量互相作用的复杂过程,比如技术的发明创造、体制机制的创新、人力资源与资本的培育转化、企业家队伍的养成等等,但在我们这个层面,针对今天的实际,做好结构调整这篇文章,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廓清认识:

    一、调结构,投资是前提

    首先要厘清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大家都知道,经济结构调整首要的任务是扩大内需。如何扩大内需,一是投资,二是消费。宏观层面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要求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支撑。于是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重视强调扩大消费,而忽视甚至指责抓投资工作。这种看法不仅仅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从供给方面看,投资往往是技术进步的载体;从需求方面看,投资创造的生产能力不仅是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因素,也是未来消费需求的基础。调结构、转方式,不是不要投资了,而是要更加重视消费对投资的导向作用,更加重视市场对生产的评判作用,积极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实现增投资、促发展与扩消费、惠民生一举多得。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经济结构。在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投资是基本和前提,认清这一点很重要,不然我们做实际工作就会迷失方向。

    其次要厘清速度规模与质量效益的关系。投资的本质作用是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要遵循它固有的客观规律,科学设定投资的规模速度,改变一味简单追求数量规模的习惯性思维,把心思用在投资效益的提高上。有资料表明,2014年中国的GDP每增长1美元已经需要约5美元的投资,资金投入成本比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时期还要高40%之多,2014年中国的投资率整体已接近50%,有的省份高达80%。我们晋城2014年GDP增量与投资之比大约是1:40,投资率在92%以上,这是一个不讲逻辑的数据。从现实表现看,我们的产业投资低水平多,产能严重过剩就是这种粗放式投资的结果;政府投资重复建设的多,大家常常诟病的道路“拉链”就是明证。这既不能有效放大政府投资的拉动效应,也造成了巨大浪费,还有可能给一些干部带来伤害。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二、调结构,重点在工业

    工业化在中国远未完成,在晋城就更遥远。什么是工业化?工业化既包括工业自身发展,还包括使非工业产业更多地和系统地采用工业技术、工业产品和工业组织方式。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仍旧是工业。工业不稳定,增长也不会稳定。

    其次,创造和积蓄物质财富主要是由工业来完成的,一产、三产都担当不起这个使命,我们的衣、食、住、行、用永远需要工业品来满足。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资料:2008年,美国财富总量是中国的5.9倍,日本是中国的2.8倍;美国生产性财富(指工业生产物蓄存量)是中国的3.8倍,日本是中国的2.4倍,而人均生产性财富美国是中国的16倍,日本是中国的25倍。由此来看,我们怎么能够忽视工业而简单强调提高三产比重以实现产业转型?

    其三,从我市的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以及国家给我们的定位看,发展目标就是建设新型工业化城市。因此,调整工业结构,提升工业品质,抓好工业经济,既是现实选择,也是发展必然。这一点,必须一以贯之,坚定不移。

    三、调结构,谁主导是关键

    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全世界也不外乎这两种模式。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古老话题在结构调整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政府主导,就是政府通过对特定行业进行引导从而改变经济结构,特征是政府设定特定行业给予政府鼓励或者行政限制,主要体现的是政府的偏好或者发展思路。

    市场主导,就是主要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并不由政府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是弥补市场失灵。政府所做的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适度的社会保障,向所有可能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提供普惠的优惠政策,由市场竞争最终决定反映本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方向。对于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行业,政府主要是通过法律而不是行政干预进行所谓的产能淘汰。显然,市场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更符合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精神要求。

    而且,经济新常态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财政收入低增长与民生等刚性支出高需求的矛盾加剧,财政困局将常态化,在这个大背景下,政府主导的,以财政高支出作为支撑的结构调整模式已难以为继。

    同时,政府主导往往表现为“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造成的结果是“过度刺激”和“无序补贴”,实质上制造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扭曲了企业行为,损害了市场秩序,导致了长期发展的负面效应。

    何况,在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发展多元,变化多端的今天,政府已经无法对整个经济进行计划。政府也不应假定自己比市场、比企业、比许多个人对未来的判断更加正确,而是应在培育高质量的增长要素层面上做更多的努力。只要改善了基础性条件,增加了优质要素,市场和企业自然会选择出一个适合于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来的。

(作者系晋城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

责编:樊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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